【内容提要】科学中立、客观等传统形象的解构和社会建构性的确立瓦解了传统的专家话语独断模式。作为外行的公众被认为拥有经验等其他替代性知识，有能力参与决策，无差别的民主却伴随着邻避主义等问题，掩盖了深层缺失模型。在这种矛盾下，专家话语和公众话语需要沟通和共建。但这一方面需要正视知识传递中的默会知识等带来的隐形困难，另一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公众的实质参与能力。
【关键词】专能 技术决策 深层缺失模型 默会知识 柯林斯
当代社会中，技术问题决策（technology decision-making）成为重大的争议点，甚至冲突点，如转基因技术的安全问题、垃圾焚烧技术对环境的影响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问题决策有相对稳定的、公认的解决方式，即完全认可和信任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权威，政府直接向他们询问意见，并据此做出决策。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等都支持并加强了这种自上而下的专家决策模式。但伴随着二战后对原子弹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对技术的反思、70年代的水俣病问题等等，人们对科学的全面乐观逐渐消退，同时展开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压力下，专家决策模式也逐渐被怀疑主义所替代，从对专家单一话语权的怀疑出发，70年代后逐渐走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模式的探索。但这种作为出发点的怀疑主义却是模糊的、笼统的，即认为科学的神圣光环被摘下，专家的权威地位被取消，传统的科学价值被解构，因而是可以被跳过的。对于科学和专家在何种意义上、哪些层面上受到质疑，以及他们在当下的价值和作用却缺乏必要的审视。本文认为仅强调公众参与的无差别民主机制是不够的，它容易伴随邻避主义（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深层的缺失模型等问题，从而成为一种“伪参与”。
柯林斯（Harry Collins）与他人合著的《重思专能》（Rethinking Expertise）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最大的新意在于，他不再从以往宏观的社会体制层面上来探讨，而是进入微观的认知层面，也就是对“专能”（expertise）究竟是什么、它所属的主体有哪些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能直接回答在技术问题决策中所需要的专能有哪些，专家和公众哪些主体拥有这些专能，以及他们各自的专能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并且在结论上柯林斯也逆当今批判专家决策模式之大势，理性地指出，在这些解构之后仍然不得不重新回答科学家在技术决策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公众除了作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之外，在认知层面上以怎样的知识和能力合法有效地参与技术决策。
一、对专家模式的解构和公众参与合法性的建立
（一）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迪昂—奎因论题（Duhem - Quine Thesis）所提出的不完全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规律指出，用逻辑和经验不能完全决定科学结论。那么对于这二者之外的因素就需要阐明，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即探讨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建构因素。科学知识社会学基于的哲学突破口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的重新认识：自然的齐一性、事实和理论的关系、科学“客观性”的基础：观察、科学假说之间的选择。①例如，早期爱丁堡学派的宏观利益模式是用宽泛的利益概念（阶级、经济、文化倾向甚至认知利益等）将科学知识解释为在科学家的磋商过程中各方利益所达成的一致，②而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主要是探讨科学事实的建构，③比如讨论某事物的性质，在争论阶段，科学家谈论的是它“似乎是什么”，但一旦结束争论，就变成了它“就是什么”。这个事实建构过程是协商的结果，受到一系列区别于自然实在和纯粹逻辑推理的“社会”的微观建构。④
这种解释的方式颠覆了科学是科学家“发现”的关于自然界真理的观念，在关于科技问题的决策领域也不例外。完全由专家主导的技术决策模式也受到质疑，直接的问题就是，专家做出的技术性判断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自身的利益、偏好等，对他们无条件的信任并非是信任客观、中立的事实。
（二）专家决策模式与民主社会的冲突
在知识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开始兴起以来，知识，尤其是宣称以客观、中立为优势的科学知识，开始与社会因素关联起来，其中重要的革命性观点来自于对知识与权力问题的思考。在传统的观念中，科学知识只与自然界相关，权力是属于人类社会的政治问题。而以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学者的研究深入剖析了知识建构过程中的权力问题。⑤知识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被人们视为中立的事实，专家权力和国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按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观点，由专家单一地做出判断的模式破坏了交往行为中平等商谈的机制。
同时，专家决策的机制对于民主、正义的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破坏。传统上认为科学解决真理问题，而法律解决公正问题。法律途径是民主社会中解决争端的一种有效机制，也是将技术决策纳入民主控制的方式，能基本保证得到“法律上正确”、对社会秩序有益的结论。法律的解决模式必然引入专家之外的群体共同做出决定，与专家决策模式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⑥但加萨诺夫（Sheila Jasanoff）指出，将技术决策通过法律程序纳入民主控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冲突，并且能基本保证得到“法律上正确”、对社会秩序有益的结论。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判定也不应该成为法律例外的特区，民众应当被赋予新的权利，并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在法律和科技交织的领域中也进一步推进民主，这种民主对于技术决策而言也是有益的。
（三）公众参与合法性的确立
社会建构进路的研究注意到，在科学家所代表的主流科学知识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形态作为补充或替代，而这些知识形态在以往是不受重视或者被忽略的。非主流的替代性知识（alternative knowledge）主要强调知识来源上的不同，从而使得知识的面貌、内容与主流科学知识有所不同，但都与主流科学讨论同样的主题。
例如，女性主义研究者在父权制的主流科学中指出了女性科学家的独特研究方式，如凯勒（Evelyn Fox Keller）指出了女性生物学家麦克林托克充满对生命有机体的情感的科研经历；⑦或者在异文化形态中属于女性的知识，⑧例如中国古代女医在接生、针灸等领域的贡献。另外，很多学者探讨了外行对科学核心研究者，最终对科学结论发挥重要影响的案例。例如阿克西（Hilary Arksey）通过对重复性劳损协会一系列活动的关注看到“重复性劳损”这一医疗名词的建构过程。它究竟是一种普通的疲劳，还是一种特殊种类的疾病？在对这一疾病的确立过程中，那些患此病的流水线作业工人们的抗议和呼声发挥了重要作用；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则聚焦了艾滋病人对于艾滋病治疗的巨大推动作用，美国艾滋病活动者协会的成员们互相合作，在新药、新疗法的实验中进行了主流医学不允许的各种大胆尝试，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学习医疗知识和总结自身经验不断调整实验和治疗过程，最终获得主流医学的承认，切实推动了艾滋病治疗的医学知识的发展；布鲁尔（Michael Bloor）对患肺病的煤矿工人的分析显示，这些病患的自我反思和抗议成功地推动了关于他们肺病病因的新理解，使医学界认识到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对于肺部的影响。⑨在这些案例中，他们最终成功地进入医学研究领域，并影响着主流医学研究者的工作。温（Brian Wynne）的坎布里羊案例研究直接指出作为外行的公众的知识也是专业性的，只不过是被专家忽视了。⑩而更为广泛的科学贡献者的模型当属巴黎学派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 Theory， ANT）。11它提示所有的参与事物都是行动者，包括无生命的物体在内，都对知识有贡献。12
综合来看，对专家话语的怀疑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推论：一是专家并不能代表纯粹中立的事实判断来完全行使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判断，即因为利益、价值关涉，需要对专家的话语权进行监督和制约；二是专家决策模式与民主有冲突；三是专家之外的公众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当进入到技术决策中，他们由于拥有替代性知识，以及在其他社会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决断能力而具备了参与技术决策的资格。
二、 公众话语和民主机制
（一）公众参与模式对怀疑主义的回应
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中，民主制度下产生的决策，事实上是在构造一种大多数公民都愿意遵循的契约。他们通过自己的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决策完成后，则不论意见如何都愿意且必须遵守这样的契约。契约内容可能与效率，甚至真理相冲突。例如一个共同体不同意在本群体中普遍接种疫苗，这一决定今天主流科学看来肯定不利于该群体乃至更大群体的健康，但这样的决定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大多数公民选择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地保障了公平，因而是较好的选择。同样地，在技术决策中实行民主的原则，有利于保证公民更广泛、公平的权利的实施。具体来说，民主能对各方的利益做出制衡，对于科学家的职业道德问题、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关联问题进行有效的第三方质疑和监督，保证问题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上得到相对客观的讨论。这样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公众的声音、反对的声音能够及时地得到进一步的审视，而不至于成为技术专家和政府的独断，以致演变成为与公众之间的冲突。
总体来看，技术决策中的民主机制模式能为基于相对独立、公正的科学认知的讨论提供较好的环境，例如，不同观点的专家，传统学术领域知识、地方性知识等其他替代性知识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在真理和社会秩序之间做出平衡和缓冲，也就是说，对学术领域内讨论的技术在社会应用、价值、影响上再次做出阐释和评判，例如，即便某技术是安全、可靠、便利的，但如果大多数人经过认真讨论后依然持有保守态度，那么也应当选择暂时不使用它。
（二）无差别民主机制的不足
在公众如何参与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已经开始规范性尝试，例如1987年丹麦技术委员会创建的共识会议的模式，即委员会挑选十多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众质询专家证人，并对外开放。正式的公众参与方式主要包括：公民投票、公众听证会、公众民意调查、协商制定规则、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公民顾问委员会、讨论组等方式。13在参与者的代表性、独立性、早期程度、对最终政策的影响、过程的透明度、效率等公认的标准上，对这些公众参与方式的有效性进行评测，各种参与方式各有利弊。公民投票、公众民意调查等方式能够明确表明态度，在时间上也是高效的，但对决策仅有参考作用，同时有可能被非理性支配；公民顾问委员会、讨论组等方式通常不容易得出明确可操作的结论；而与专家的对话，公众很难在认知上平等地参与。这些缺陷表明可以探索更优化的公众参与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参与模式蕴含着更深层的模糊性及其带来的问题。
应该看到，技术决策领域与传统政治领域有所不同，技术决策领域包含的知识内容通常比较艰深。在传统政治领域（例如选举领导人、通过决议等），公民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例如投票给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依靠常识、理性和接受的基本教育，并立足自身利益来进行判断。然而，如果仅仅依靠这些而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在技术决策领域，则很容易陷入邻避主义等困局，即陷入一种狭隘的利益争斗。例如，在对能否在广州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厂的争论中，核心应该是对垃圾焚烧技术的讨论，但最终陷入了利益角力。一旦开始决定是否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普通的利益相关者（选址附近居民）进行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媒体的舆论导向，二是自身的常识。常识主要包括一直以来对所有“垃圾堆”的厌恶和对已有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感官认识。于是不同地区的讨论经常得出相似的结论：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安全与否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通常认为它有可能是不安全的，所以最好不要建在自己居住区域附近，不要危及居住环境及不动产价值，而对改迁到其他区域（例如无人区域）则是默认同意的。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形成了对当前选址、兴建的质疑，本质上却没有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这一技术是否安全、可靠。
其次，科学史上由于成见、偏见、误导等造成的大多数人意见对真理的阻碍依然值得引以为鉴，例如长久的日常经验导致人们本能地排斥日心说。同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形态都应当被赋予同样的判断权重，例如占星术不能进入到理性评判体系。因此，在技术决策领域，无差别的民主机制有着自身的局限。
（三）深层“缺失模型”的延续
专家决策模式中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被称为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这种模型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暗含的前提就是公众知识和判断能力的缺失；第二，知识的流动是单向的，从专家流向公众，并且二者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技术决策中公众角度的引入是对传统缺失模型的反思，对专家和外行截然区分的界线的突破。但实际上虽然引入了公众的角度，打破了专家的垄断，但缺失模型的特征并没有消失，反而陷入了被掩藏的深层缺失模型。
很多情况下，对于同一技术的不同声音，只是不同的公众群体在拥护不同观点的专家而已。所以，知识的流动依然是从专家到公众，而且决策本质上依然是由那些在专业知识上更有权威的人做出。因为我们不能否认科学家相对于外行在拥有科学知识上占有绝对优势，而科学知识是目前对于世界的理解、解释较为有效的方式，也是技术的来源和基础。在技术决策中，我们必须依据这些知识。
与传统的缺失模型相比，在深层的缺失模型中，因为有利益相关者、公众的参与，他们与政府和科学家共同构建最终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判断经过这些程序体现在最终的决策中，所以决策合法性和权力的基础较专家模式下显得更为牢固。然而，真实做出决定的人并没有实质改变。这一点可以通过稍微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即医疗事件中的知情同意。14病人家属对于医疗技术的风险评估很多情况下只能依赖于不同专家的解释和建议，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并不能真正代表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意见一旦做出，它就构成最终决定的保证和基础。
三、专家话语与公众话语沟通的可能性
在怀疑主义之后，技术决策成为政府、科学界、公众三方面共同参与的事务，并且最好能形成三者的协商一致。图1可以展现这种关系。在专家决策模式中，专家和政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现在被稍微淡化了。公众参与的民主模式之中，建立起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然而，公众参与决策所运用和具备的能力中，比较明晰的部分是在一般政治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判断能力，而在技术领域中是否也有特殊的知识和决断能力仍然是不确定和模糊的。而最关键的是在专家和公众之间，无论是专家决策机制还是民主机制都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方式。因此，事实上，这三者的协商并不是平衡的，尤其是专家和公众之间的关联是症结所在。下面将主要讨论认知层面上的知识传递、共识达成、决策内核问题，而将社会层面上的机制、组织等问题放在一边。
（一）专家和公众之间能否实现知识的必要传递
在打破了专家和外行之间的二分之后，在这两个端点间建立起一个相对连贯的序列，即直接针对所讨论问题研究的核心科学家—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能承担交流责任的专家—公众。这个序列的各个群体内部、群体之间都有一个知识传递和共识达成的过程。
如果在核心科学家内部、相关领域科学家中已经达成共识，这样的知识和判断较易处理，向其他群体的传递也相对容易。这是一个科普的问题，尽管涉及方式和时间的问题，但有理由相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在学界内部没有形成共识的情况下就必须做出决定，例如转基因的粮食能否安全种植和食用、垃圾焚烧技术对于环境的影响等等，这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更广泛的领域取得共识。于是有两个方向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延伸：第一，核心科学家内部、核心科学家与其他领域科学家之间的共识达成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它研究有助于对更广泛的共识机制的探讨；第二，科学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特殊的知识传递能否满意地实现、公众做出判断的能力有哪些需要重新审视。对这两点通常都有过于简单的设想，即认为科学问题为真的解答只有一个，科学界能够依赖长久累积下来的实验、计算等科学方法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获得。但有一种被忽略了的关键因素——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构成了通过语言交流实现共识达成和知识传递的隐形障碍。
柯林斯多年关于科学争论的研究为默会知识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线索。柯林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当代没有形成明确结论的、进行中的科学研究进行了跟踪研究，最有影响的是关于横向激励大气压（TEA）激光和引力波的案例分析。15其中重要的判断就是，实验复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共识达成手段，包含了必不可少的默会知识。仅仅依据公开发表的论文甚至科学家的笔记、实验记录等，并不能实现成功的实验复制。科学家之间的个人交往、亲身接触所传递的默会知识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争论阶段，即使科学家愿意，他们也无法将知识完全明确地传播给其他人。这一点构成了科学家和公众在知识储备上的落差。
柯林斯认为公众通常拥有的科学知识的类型分为几个层次：标语式的知识（beer-mat knowledge）、流行的理解（popular understanding）、主流来源知识（primary source knowledge）。前两者通常会隐藏细节，也无法接触到默会知识，同时抹掉了科学家们的一些疑虑，也即“距离产生美”。16公众容易得到一些简化而明确的结论。然而在没有取得共识的领域，对于不确定性的关注，默会知识通常是非常关键的，而技术决策问题正是对于争议论题的讨论。即便是通过阅读和钻研相关的专业期刊和学术性专著等，也无法获取这些默会知识，也无法获取这些默会知识，同时不与核心科学家沟通的话，对于阅读哪些文章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漫长的摸索过程。默会知识的存在使得我们必须正视，技术问题的决策并不能简单依靠科学界内部获得立即的共识、科学界与公众间立即传递“唯一的正确答案”来解决。
（二）公众的实质参与能力
在以往的讨论中，公众的参与问题往往以一种笼统的方式被讨论：只要他的身份标签是公众，并在决策过程中有发言权，那就被视为参与。而实际上促进公众的实质参与，需要细化、具化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已有的能力以及必须拥有的能力，并且政府和社会有必要促进这些能力的实现和培养。例如，在大部分人都普遍拥有的经验和地方性知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被掩盖、忽视了的知识和能力形态。柯林斯等人特别指出，可以在专家和公众之间引入能转译、协调的另一种专业人士，即交流型专家（interactive expert）；17发掘、推进两种公众参与的能力：一种是公众挑选专家的能力，这是一种二阶的能力，另一种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判别力。也就是说，当公众不再是抽象的外行时，才能实现良好的协商，达成合理的技术决策。
首先，默会知识多通过知识掌握者和求知者之间密切亲身接触才能传递。由于其很难通过语言明述，因此不容易仅通过阅读出版物等第三方载体来实现远距离的知识传递。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不太可能通过密切亲身接触来实现知识传递，因而默会知识构成了他们之间的隐形障碍。但柯林斯为这一问题提出了尝试性的解答，即引入交流型专家。他将专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贡献型专家，切身投入科学研究，并对该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所贡献的科学家；另一类是像他本人一样的交流型专家。他作为社会学家深入物理实验室，与他关注领域的物理学家打交道。他完全能够读懂该领域的专业论文，并能与物理学家自如地对话，但他并不从事物理学研究实践，不能对该领域做出知识上的贡献。通过与科学家对话、访谈等方式长期浸淫，他习得科学家的语言，从而部分地获取他们的默会知识，非常重要的是，他能将科学界的语言翻译成社会性的语言，并能对此领域的科学研究进行批评性的评论。交流型专能与单纯的贡献型专能相比，很独特的是交流沟通的能力以及反思的能力，前者有利于促进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后者则是决策中最重要的参与能力。
其次，在技术决策领域，不仅需要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理解，也需要对专家进行判断的专业知识——“元专能”（meta-expertise）。18通常认为对于专家的评判和选择只能在专业人员内部进行，他们的判断标准基于掌握了某种程度的专业知识，对专家的专业性做出技术评判。但柯林斯认为，元专能并不专属于学界内部，可以从公众的一般能力中延展出来。公众虽然对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比较陌生，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做出对“专家”的评判，例如选择政治家、服务员等。这是一种是普遍拥有的转化得来的判别力（transmuted discrimination），即他们在民主社会中学习、实践的一般辨别力，这构成他们对技术判断的能力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公众通常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某一类专家，或者因为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或者因为所从事的职业。这些也使得他们在对专家进行评判时有自己独特的知识背景。
四、总结
随着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反思浪潮、社会领域中民主问题的深化，专家话语的垄断模式逐渐被打破，专家不再是唯一有资格参与技术决策的群体，公众作为科学知识的外行也被认为具有独特的知识形态如地方性知识、元专能等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技术问题决策中来。但目前的公众参与模式并没有明确公众的实质参与能力，无差别的民主造成了深层的缺失模型，即公众虽然在实践形态上行使了自己的权力，但在核心的知识问题上却是一种伪参与。因此，政府、专家、公众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失衡的决策模式。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在专家和公众之间实现知识传递和共识达成，但默会知识是阻碍因素。它提示我们注意到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同一问题认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的简单化问题等。对此，引入交流型专家，能够协助技术内核部分，尤其是默会知识的传递，直接面对这一问题；同时，也需要发展公众其他的参与能力，如对专家的评判能力。
*本研究受到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柯林斯第三次浪潮研究”（项目号：11CZX021）资助，亦为2013年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争议性技术的决策研究”（项目号：0031354077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②Barry Barnes， Interests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London， Boston：Routledge and K. Paul， 1977.
③［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④盛晓明：《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 年第3期。
⑤［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Sheila Jasanoff， 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⑦Evelyn Fox Keller，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Times Books， 1984.
⑧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⑨Steven Epstein， Impure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Hilary Arksey， RSI and the Experts：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London： UCL Press，1998. Michael Bloor， “The South Wales Miners Federation， Miners’ Lung and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Expertise， 1900-50，”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0，No. 1， 2000.
⑩Brian Wynne，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in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1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行动者网络理论在自然物体能否作为行动者来看待的问题上受到了相当大的质疑，例如布鲁尔（D. Bloor）和柯林斯认为自然物体需要人类的“代言”从而进入社会领域。D. Bloor， “Anti-Latou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0， 1999。
13Gene Rowe， et al， “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Vol. 25， No. 1， 2000.
14知情同意并不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政策为目的的决策过程，但是它与技术决策中的深层缺失模型有几个关键的相似点：一是涉及晦涩的技术内容；二是要对技术做出风险评估；三是时间非常有限，并且必须做出明确的结论；四是病人家属的同意构成最终决定的一部分。当然不同的是，病人家属在决定中占绝对比重，因而最终也将承担最大的责任。
15Harris Collins， “The TEA Set： Tacit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Networks，”Science Studies， Vol. 4， 1974. Harris Collins， “The Seven Sexe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a Phenomenon， or the Replication of Experiment in Physics，”Sociology， Vol. 9.
16Harris Collins， et al， Rethinking Expertis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20.
17Ibid， p. 28.
18Ibid， p. 15.
谭笑：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Tan Xiao，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原文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