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汉语当中，“保守”一词通常被理解为“维护传统、反对变革”，因此在革命激流泛滥的20世纪，它长期受到了中国主流社会思想各种形式的敌视，以至于在文革期间演变成为一种严重的“反革命”罪名。基于这种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作为世界近现代学术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保守主义”一直遭受到中国研究者的冷落，不仅普通民众难以了解该思想派系的主要政治主张，而且很多的专业学者也难以准确把握其理论精髓，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一书应当可以视为代表性作品。近20年来，中国已经有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一些重要的相关著作随之被翻译出版，如《法国革命论》、《旧制度与大革命》、《通往奴役之路》等，这很好地推动了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对正处于激烈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中国社会思想界依然充斥着各种激进主义的“政治声音”，它们与基层社会的民粹主义躁动情绪共同塑造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近年来连续发生的一系列的恶性伤害事件（比如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砍人事件）正在提醒我们，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政治思想智慧，而西方保守主义就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宝库。

作为专业学术概念的“保守主义”绝非其字面上所传达的“维护传统和现状”之含义，因为如果这样理解，世界上有多少个文化或政治实体就会存在多少种“保守主义”，再考虑到这些实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概念根本就没办法获得清晰的界定，因此等于被消解掉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中的“保守主义”特指自英国思想家柏克已降而形成的一套政治理念，它最早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是其代表人物出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刻反思而提出的系统性政治主张，他们都极力地反对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僭妄”及其引申而来的激进主义“社会改造”思想，志在坚守英国历史上形成的“自由”传统，提倡对社会自发（自由市场）秩序的尊重，警惕国家（政府）对它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保守主义的“原始论敌”就是笛卡尔、康德等开创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由此演化而来的各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方案。它认为，社会的进步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通过统一的“理性规划”得以实现，相比维持既有政治与社会秩序，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路线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透过保守主义的这些基本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如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都可以划入这一思想阵营当中。

保守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其系列政治主张都是扎根于其独特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继承了休谟的人性哲学，认为全部人类的人性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他们的理性能力相对于复杂的社会永远都是有限的；与此相关，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理论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奥克肖特），前者的积累不能代替后者，而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只能是在各种难以清楚表达的实践性知识积累过程中实现的，这些实践性知识只能是无数个体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基于对日常实践性知识的关注，保守主义将个体人的“自由”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认为自由市场秩序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利，他们的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秩序的“干预”应处于尽可能低的水平之上；此外，还应当确立完善的法制，以公正地协调自由社会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制与自由正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姊妹。与此同时，保守主义也明确地提出了更具体的一些政治观点，比如自由高于民主、权利的平等优先于结果的平等、经济自由是政治等其他方面自由的基础、基于结社自由而形成的市民社会是自由社会秩序的有力保障、以“家庭”为代表的小共同体是抗拒国家（大共同体）权力膨胀和极权主义政治的有效屏障等。

从以上所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可以看出，它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存在很多的重叠内容，二者在终极的政治诉求问题上更是保持了几乎完全的一致，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亲和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西方主流社会思潮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其内部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分支，其中就不乏深受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功利主义、激进平等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思想、罗尔斯式的社会正义理论等支系内容；很显然，这些政治观点虽然同样提倡自由民主，但在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目标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它们大多都与保守主义存在着各色的分歧。总的来说，与西方的主流自由主义思想相比，保守主义更加强调人类社会变迁的“连续性”，更加重视传统文化和社会权威力量在自由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价值，更加警惕“完美主义”思想和国家对自由可能造成的侵害，也更加怀疑“激进”政治行动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从这些角度来看，保守主义不仅反对非自由主义思想的各种激进政治方案，同时也对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思想表示质疑，而因为二者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异，它们经常被学界视为相互敌对的两套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具体路线的“差异”并不能遮蔽终极目标的“相同”，由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归宿在于“自由”，因此它其实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右翼”支系。

众所周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短暂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它集中的表现为，在多次“经济（过剩）危机”的打击下，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出现“挫折”，而凯恩斯主义开始成为西方各国政府的主要决策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它们开始更加重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强化政府在缓解社会贫富分化难题方面的功能，更加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平等，并积极发展国有（集体）经济，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左翼自由主义”政治模式。但好景不长，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出现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国际竞争力衰落、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政府财政刺字攀升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充分地暴露了左翼自由主义的困境；出于对这种困境的回应，以经济学家哈耶克、弗里德曼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西方国家获得广泛的认可，至今也没有减退的迹象。认真审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我们很容易发觉其中的“保守主义”色彩，尽管二者在一些哲学观点上存在差异，但在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可谓是“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认为，时隔两个多世纪，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勃兴其实“变相地”彰显了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原始智慧”。从这一角度来看，伯克开创的保守主义完全可以被看作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先声，而且也正因为这种关系，学界通常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混用，以体现二者本质上就是同一个东西。

政治思想史当中的“保守主义”发端于拥有自由传统的英国，并逐渐散播到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成为很多国家宪政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却始终未能在中国获得适宜的生存空间，甚至屡屡遭受敌视，因此，道德理想主义思潮与各种激进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始终占据上风。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保守主义到底何以立足、发展？这应该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刘军宁先生在《保守主义》一书序言中说到：“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十分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自由的力量，而且是创发自由的力量，不仅致力于维护自由的传统，而且致力于发掘自由的传统，这也是保守主义对于当今中国的使命所在”。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存在一些“自由”的元素，但是在历史演进的惯性力作用下，这些元素已经被驱赶进“深山老林”，长期“不食人间烟火”，可否还能将它们引入世俗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到底又该如何对它们进行“发掘”呢？换一个角度说，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缺失了可以保守的“自由”很长时间，我们如果还是试图“大海捞针”般地从中寻找这种“价值”，是否也已经具备了保守主义所极力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味道？我相信，这种情势可以被视为保守主义思想在非自由国家的“生存悖论”，它深刻地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实践化”困境。

进而言之，如何合理地界定“激进（政治）”概念本身，可能是保守主义要面对的一个艰难话题，比如说，辛亥、五四应给予何种评价，它们是否属于激进政治行动之列？或者说，当一种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建立在“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时，保守主义又可以有何作为？很显然，在“值得保守”的社会自发秩序建立之前，保守主义只有与自由主义联合，在不能完全“排除”激进政治行动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最终种下“自由”的种子，而“自由，它一旦开始扎根，就能迅速生长”（华盛顿）；须知，美国的南北战争虽然充满了血雨腥风，却为这个国家开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总而言之，保守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核心理念层次上说，它基本可以归入自由主义思想阵营当中，但是它特别强调“谨慎地追求自由”，时刻在提醒我们：自由社会的创建离不开对既有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的“适当”尊重，因此又可以因这种独特的姿态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派系。关于本文以上所述的系列重要学术话题，刘军宁先生的《保守主义》一书已经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我相信，本书可以带领广大读者真正走进西方经典“保守主义”的理论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