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在东欧诸国骤然失灵，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时，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再次进入了东欧知识分子的视野。社会学家塞勒尼等所著《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恰是对这一道路可行性的探问与回应。

一、小农业企业家的诞生与社会结构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体制在东欧诸国骤然失灵，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时，对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再一次进入了东欧知识分子的视野。所谓“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彼时语境中指向的是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西方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路径。而匈牙利社会学家塞勒尼及其合著者于1989年所完成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恰是对这一道路可行性的探问与回应。他们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匈牙利农村社会的结构变迁为个案，以身处其中的小农业企业家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介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再分配经济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

塞勒尼的研究旨趣，始于对当时匈牙利农村社会中非同寻常的结构特征之发现。塞勒尼指出，匈牙利家庭农业生产领域出现的种种变迁，其最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导向的商品性小农场的重新出现以及小农业企业家的诞生。他将小农业企业家的诞生视为官僚体制对农民阶层的缓和策略：农民被允许在自留地从事兼业性生产，而这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经济短缺的问题。伴随这种策略的成功，政府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有益的改善：服务于国营企业的工人们被允许发展自己的兼职性私营商业（如开办餐馆等），或参与到“企业工作小组”中，下班后完成分包自国营企业的生产任务，以获得额外报酬。农民和工人正逐渐转变为农民企业家和工人企业家，一种不同于再分配经济的市场经济开始活跃。据估计，至八十年代中期，匈牙利有超过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于这样的“第二经济”。这种“第二经济”不仅使得匈牙利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厄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增加了社会满意度”。

塞勒尼激动于匈牙利社会结构中的这些变化，在他看来，隐藏在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背景之下的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对过去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复兴式实验，更是匈牙利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蓝图。那么，撬动匈牙利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小农业企业家具体为谁？他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这三个基本设问贯穿全书的思考逻辑，指引着作者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策略。

二、理论讨论与研究问题

概括而言，全书始终围绕着三个元理论主题展开论述：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成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

在阶级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这一主题上，塞勒尼基于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布洛维、戴维·斯塔克以及一些匈牙利工业社会学家对匈牙利工厂进行的田野分析，并且结合亚当·普沃斯基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洞见，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半无产者”的优势地位做出了辩护。在他看来，“全面无产阶级化”理论对于半无产者群体最终将会无产阶级化的预期判断是错误的。半无产者通过兼职性的生产，不仅为自身创造了可观的生活收入，同时也驱动其他被统治阶级群体为个人利益进行必要斗争，从而迫使官僚统治者做出妥协。他们的大量存在，是其与统治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一结果，既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全面无产阶级化过程的失败，更暗示了当前统治体制并未彻底固化的事实。就农村社会中的半无产者而言，他们已经或将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从而为匈牙利社会的资产阶级化奠定了可能。

在社会形成理论这一主题上，塞勒尼表示，新兴阶级的诞生以及资产阶级化的进程，正在改变着匈牙利农村的社会结构：过去单一的等级结构，被新生的二元分层结构所替代；而过去完全占据支配地位的官僚秩序，如今则与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分化体系相融合。塞勒尼对左派批评者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说法保持清醒的警惕，他一再强调书中所论及的“资产阶级化”过程并非且并未导向于资本主义，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化进程并不具有旗帜鲜明的导向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兴的农业企业家无法用马克思笔下“资本家”的概念范畴简单概括。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巧妙地依附于以再分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一个以官僚等级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的总体社会背景之中。他们之所以能够生活得不错，是因为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以及并不激烈的竞争环境。如果让其进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会过得太好。塞勒尼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新兴阶级非但对彻底解放“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力量”毫不在意，并且总体上乐于沉浸在“父爱主义”（paternalism）般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这一判断挑战了马克思对于自雇者或小商品生产者终将转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理论假设。在塞勒尼看来，马克思低估了自雇者在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存活的可能性，低估了这一群体再生产其“亚系统”的能力和程度。换言之，“家庭企业和小商品生产并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西方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阐述，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下对于国家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分析。塞勒尼更进一步继承了匈牙利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间有关“第三条道路”讨论的思想遗产，他以开放的姿态指出，内生于匈牙利社会自身的传统“第三条道路”不尽然是东欧的必然前景，也不尽然是最好的道路。然而，倘若没有强权的干预，它将成为匈牙利最显然也最为可能的前景。

最后，在社会变迁的这一理论主题上，塞勒尼分别从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出发，梳理了农业企业家的起源问题。塞勒尼追随韦伯的文化解释视角，从个体层次上对企业家精神的诞生与传承做出假设：那些来自于恰当的社会背景（以前的企业家家庭）的人之中，只有选择了合适的职业道路以及教育路径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在家庭传承以外，塞勒尼选择站在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角度，借由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容克庄园制度以及二战后激进的土地改革的探讨以说明，家庭农业企业家的复苏，是匈牙利向其内生的资产阶级化发展轨道的回归。而过往历史的失败，则提醒着匈牙利，寻求一种与苏联模式或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区别开来的社会认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以上元理论之讨论，深深扎根于塞勒尼及其合著者在匈牙利农村所开展的细致调查与实证分析。在本书的推论策略上，作者首先结合经验资料对三种有关家庭生产的社会学理论（无产阶级化理论、农民工理论，以及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进行评述，进而提出了有关“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系列假设。其次，作者通过统计模型的建立以及对统计发现的反复修正，依次对三种理论进行检验，并对最终的实证结果进行总结性分析。

简要地说，三种有关家庭生产的理论在包括生产者职业、年龄、人口构成、家庭背景以及生产性质诸多方面，各有不同的假设。无产阶级化理论认为，家庭生产者是那些农业体力劳动者，他们来自于拥有更多劳动力以及消费需求的家庭，往往年纪偏大，其从事生产的动力仅仅是为了生计。在这一占据官方主流的理论支持者看来，家庭农业生产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现象。随后出现的农民工理论则假设，家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来自于贫农家庭背景的产业工人，其在年龄与人口构成上并不存在明显的模式特征。尽管他们同样基于生计目的从事兼职性生产，但至少有部分家庭转向了商品生产。农民工理论认为个体化家庭农业生产将是一种持久性的现象，但更强调这种生产作为工人们用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其在劳动力市场地位的策略性逻辑。不同于“工人阶级策略”的解释，“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则倾向于强调家庭生产者面向市场进行商品生产的重要特征，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家，“资产者”或者“资产阶级”。此外，“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还挑战了“农民工理论”有关社会流动的假设，前者认为，来自中农和富农家庭背景的人，更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家庭生产模式。在对上述三种理论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塞勒尼确立了有关“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的基本假设：第一，当前匈牙利社会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社会转型方向，而成为企业家仅仅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之一；第二，在私有财产继承缺失的前提下，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生活史对于企业家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

在假设验证阶段，塞勒尼首先区分了国家社会主义农村社会结构图谱上的四种发展方向——干部、无产者、农民工和企业家，并分别对其进行民族志描述。其次，根据这四类子总体的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借助统计分析，塞勒尼建构了一个样本选择模型，用以检验各家庭生产理论的解释力度。最后的实证结果表明，无产阶级化理论以及农民工理论对于农村家庭生产的解释力十分有限，而改造后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理论”则在统计发现中得到了较好的数据支持。塞勒尼指出，以最宽泛的方式估计，约有20%的农村人口正处在资产阶级化的轨道上（其余40% 为无产者或干部, 40%则在农民工轨道上）。然而，在实现农业企业家身份的途径上，由于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约束，最终仅有一小部分人口能成为真正的农业企业家。依靠统计发现，塞勒尼进一步指出，中农出身者比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更容易进入“资产阶级化”的轨道，而这正与二战前的农村社会结构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换言之，发生于匈牙利农村社会中的故事说明，企业家群体正在复兴，一种“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正在重回其自身的演进路径。

塞勒尼在书中预测了“第三条道路”的实现，但他也强调这个乐观的论调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资产阶级化与小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二是“新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阶级联盟政治”。当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机会之窗”便会打开。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变迁的预测，难免会在历史现实的波动中败下阵来。此书于1988年在匈牙利出版后不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官僚集团背弃了与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妥协”，自下而上建设的小资本主义进程戛然而止。那些书中的主角，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们，则成为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迈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转型的“失败者”。

三、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关切

尽管如此，对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倾心，持续引发塞勒尼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关切。中国的社会转型应该如何定义？是官方论述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科尔奈所判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亦或是黄亚生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更进一步地问，中国的社会转型将会去往何处？

在塞勒尼看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在1978年开始时是“自下而上”的，经济成功是由小型的，诸如农村乡镇企业这样的私人部门推动的，这与同一时期发生在匈牙利农村社会的经验不谋而合。然而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新的转向，它更像是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如此，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演进方式，都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在“第三条道路”上的一种尝试。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前景，塞勒尼认为，如果将自由民主视为一种“例外”而非普遍规则，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容纳急速增长的不平等，那么，中国将会沿着其既有的模式继续走下去。

社会结构的多元性，以及历史结局的开放性，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反复强调的基本态度。就中国社会学界而言，如何客观、准确地把握社会转型的诸种特征，如何科学、严谨地分析社会转型的逻辑与机制，是当下社会学研究所迫切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重要议题。而本书所实现的研究成果，显然为我们呈现了精彩而有益的参考价值。从研究方法来看，其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与统计模型分析之间所实现的良好衔接与融合，不仅在最大程度上为读者呈现出了事件的全貌，同时也为后人对其理论的检验以及未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工具。从理论洞见来看，尽管“第三条道路”并未如塞勒尼期待地那样在匈牙利得到继续实践，但书中围绕阶级、社会形成以及社会变迁议题所阐发的理念与思考，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探讨以及“第三条道路”的论述，对于中国转型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与指导意义。

最后，引用书中的句子作为结束，“社会学家的微末任务，不是去阐述这一转变中的意识形态，而是充当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去记录这一波‘无声革命’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