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要想了解马克斯·韦伯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韦伯的专著已经出版很多了。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介绍过马克斯·韦伯。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套丛书《走向未来》，其中有两本跟韦伯有关系，一本是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本是他的传记《马克斯·韦伯》，我这样1978年上大学的一代人多数就是从这里知道韦伯的（顺便说一句：韦伯在台湾的译介始于60年代之初）。但我认为，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知道得那么多，韦伯的思想和理论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假如我们只知道这样一幅速写——德国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是马克思和涂尔干）、主要著述成果涉及到历史和经济、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跟信仰有密切关系等等——其实也是够的……当然，打算了解得稍微多一点也值得鼓励，比如说——一幅三千字的思想肖像——这是我下面就要尝试的。
在学界，有一个属于韦伯的专门词汇叫“韦伯复兴”
1864年4月21日，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的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他的家里经常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公众人物来造访……
——这段极简的介绍文字藏有三点可以跟韦伯生命中的其他事实相互阐发的地方。第一点是：韦伯之所以能够在13岁时就撰写了历史论文给他的父母，除了他早慧，当然跟家庭氛围有关系，如果家里出没的都是来打麻将的人，当然他也就不大可能有写作论文给父母的动力；第二点是：韦伯“终其一生都承受着一些幽暗心灵压力的折磨”，这个情况换种说法就是，韦伯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据说这是韦伯家族性的疾病），智商高的人比较容易罹患抑郁症——比如维特根斯坦也是终生在精神崩溃和自杀的边缘挣扎——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智商高的他们身心尚未发育好的少年时期大概就耗费了过多的元神，成人之后容易郁郁寡欢。韦伯的情况就是如此，还在他少年时，他读过的书就超过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的文科教授了；第三点跟前面两点有关系：韦伯在33岁到38岁时精神崩溃，起因是：1897年6月，韦伯坚持让母亲单独来自己家里做客，命令父亲离开自己的家。七周之后，父亲在海外急病去世……不少论者指出这是“俄狄浦斯”的现代版：为了保护代表基督教禁欲精神（台湾学者用“制欲”代替“禁欲”，似乎更加恰切）的母亲，韦伯“弑杀”了控制、威胁母亲的父亲，结果导致自己也精神崩溃。韦伯父母的精神性生活培养了这么一个注重精神性的儿子，精神性太强的人对于亲情之类关系的处理自然会异乎常人……当然，韦伯到底强悍，他居然能够挣脱病魔的控制，恢复思考与写作的能力。他的那些奠定他超一流大师地位的学术专著差不多都是在他病愈之后写出来的。在学界，有一个属于韦伯的专门词汇叫“韦伯复兴”，他指的是一个人的学术影响力不仅没有随着这个人的去世而消退，反而越来越大的现象。
此外值得留意的地方还有，韦伯在大学教授、期刊编辑这些学术工作之外，他的政治参与性很强，比如他曾经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结果未获成功；他参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支持在宪法加入授权紧急戒严的第48号条款，这个条款后来被希特勒利用建立独裁而恶名昭著。韦伯在政治方面的作为或者是失败的，或者是争议很大的，远远不像他在学术上成绩斐然。
他的婚姻状况也值得说说。韦伯在29岁的那年娶了比自己小6岁的玛丽安娜·韦伯为妻。玛丽安娜也是一名学者，后来她出版了《韦伯传》。有一位叫米茨曼的学者断言他们夫妻没有性生活，因此，韦伯晚年出轨，爱上了比自己年轻10岁的女学生李希特霍芬，而这次出轨对于韦伯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娜则弃用私人小世界的风波来诠释韦伯面对历史和社会问题时的严肃思考，显得非常大器。1920年6月14日，韦伯因肺炎在慕尼黑病逝，终年56岁。而玛丽安娜直到34年后的1954年才离世。
韦伯建立了他的英雄伦理观
众所周知，韦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特别注重意义与人类行为、价值与理性认知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跟他这个人的精神特质、人格核心有关系。
玛丽安娜在《韦伯传》中说韦伯对于这样一些人格类型是拒接的：“……无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本质上无道德可言的享乐主义者，借着比别人高明的智力，取得强迫他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权利……或者老早就在精神上停止活动，满足于一个安适的位置——比如在小镇上担任法官。”
在德国是有这样的思想传统，许多思想家对于“道德自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他们眼里，“最高的价值，至高之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本质，在于抗拒一切感性、物质、命运、恐惧、习惯、权威，用心守护一己灵魂的自由与独立，由对神的希望和信仰中导出义务，而后为了履行这义务，产生了行动和承受苦难的力量。”（钱永祥语）玛丽安娜说，“马克斯·韦伯不论对这教义采取什么立场，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由‘当为’而来的人格自我决定，终其一生，都是他的原则。”
韦伯从对信仰的绝对信仰的彼岸分梳出一个“此世的价值”。韦伯认为，此世的价值，一方面具有伦理的“非理性”特征，因为这些价值无法从现世获得任何客观的基础，也无法为不同的价值排出高下先后的客观秩序；但另一方面，实现此世的价值的手段，必须合乎现世的规律，这些规律或者是不道德的，或者是违反道德的。由是，韦伯发现了现世的价值难局：伦理的非理性与手段的非道德。但正是在这样的地方，韦伯建立了他的英雄伦理观：一个人必须建立对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坚定不渝的内在关系，同时，又必须冷峻平实地看待世界的现实，承受“我们时代的这种命运”。正是由于近代世界剥夺了人的一切外在依靠，人反而能够在独立中享受自由，在自由中负起责任。韦伯用他的学术努力为此做下了见证。
韦伯早早就预见到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价值理性被遗忘的过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最具名气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韦伯发现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他所谓的践行英雄伦理的行为：用无道德意义或者违反道德意义的手段来实现现世的价值，但同时又将这些手段跟道德的目的相衔接，使道德成为这些手段的必要约束和规定，亦即将无道德的手段赋予道德的目的——也就是价值理性跟工具理性的结合。
本来，理性就出现在西方文明传统中，这使得西方的几乎一切都无不打上理性的烙印：理性的化学、理性的法学、理性的音程、艺术的理性化类型、理性的科学职业和专业人员、理性的组织……韦伯尤其强调资本主义其实也是理性的产物，其中的证据就是现代的簿记方式。但是，如果这种理性的行为不能够跟道德相衔接，仍然是没有意义的。恰好，新教伦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于此，韦伯为最世俗的功利化的行为，安上了一个最超然的价值和意义的发动机。但是，他看见了一种危险，这样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处他表达了他的担忧：“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时，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再也感受不到了的时候，一般来讲，个人也就根本不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那时，韦伯已经预感到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我们程度。”
韦伯早早就预见到现代化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价值理性被遗忘的过程。唯其如此，他呼吁在一个日渐沦为荒原的世界做一个伦理英雄的声音，在他诞辰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倾听。
原载：《深圳特区报》2014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