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新社会学文丛点击放大 图书作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论述行动社会学的专著，是法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书中对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诸如劳动、社会阶层、科层制、工人运动、民主、大众文化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在工业化日益人心所向的今天，不能再把社会分析置于经济制度分析的范畴；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行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集团发展经济的愿望与在控制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矛盾的。作者在书中意欲对这种行动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称其方法为“行动主义的”方法。在定义这种方法之后，作者力图在众多方法中确立它的位置，并相信这种方法会被广泛应用。作者还认为，在那些最现代的这会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正在证明必须努力引进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行动主义的方法。
目录
第一部 分历史主体
第一章 主体的发现3
一 从劳动到主体3
A 劳动3
B 行动社会学的诞生5
二 行动8
A 绝对的批判9
B 历史的行动12
第二章 社会学分析的主题、方法和层面16
一 主题16
A 历史行动系统16
B 人际关系准则与社会系统18
C 人类的境遇23
二 方法29
A 行动的形式29
B 决策40
C 符号表达与行动的结构42
D 社会分析因素的相互依赖44
三 行动中的社会学48
A 方法的互补性48
B 社会学与历史学51
C 总体社会现象58
D 结论61
第三章 行动者、阶层和运动63
一 主体的分析63
A 行动主义的方法63
B 神圣的意识70
二 阶级社会与工业文明74
A 社会等级的双重辩证法74
B 主体与等级78
C 工业文明及其异化81
D 历史主体与个体行动者86
三 阶级、阶层、利益团体89
A 阶级概念的历史界限89
B 社会分层93
C 认同性、对立性、全体性96
四 社会运动100
A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00
B 诉求与行动108
C 历史的差距110
D 社会运动的形成112
第二部分 工业社会
引言118
第四章 工业劳动与工人的意识124
一 工人劳动的演变124
Ａ 理性化124
B 职业演变的历程131
C 资格认定133
D 生产的系统135
E 组织与指挥137
F 报酬141
二 工人的意识144
A 工人的意识与态度144
B 旧的工人意识145
C 职业上的等级意识147
D 经济上的等级意识148
E 新的工人意识150
F 贫困与革命153
第五章 组织156
一 理性化的模式156
二 组织的双重辩证法160
A 参与162
B 首创精神164
C 整合165
D 诉求167
E 组织的类型169
三 组织和历史主体170
A 组织与阶级170
B 组织与科层制171
四 规划与态度174
A 从组织到社会制度174
B 个人规划177
C 规划与反规划185
D 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186
第六章 工人运动189
引言189
一 分析的原理193
A 理论上的三个观点193
B 从诉求到行动206
C 三个分析观点之间的历史联系209
二 工人运动212
A 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类型212
B 工业化与社会运动229
C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235
结论240
第七章 大众文化243
引言 工业文明中的个体243
一 工业社会与大众文化245
A 文化的去结构化与去社会化247
B 劳动与大众文化253
二 休闲与大众社会256
A 劳动与休闲256
B 大众社会258
C 受限的媒体行动261
三 文化的异化263
A 专家治国论文化263
B 文化退缩和野性文化266
C 因循守旧的整合269
D 文化诉求271
结论272
结论274
作者简介:阿兰·图海纳，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曾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并获国际社会学会颁发的成就奖。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论述行动社会学的专著，是法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书中对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诸如劳动、社会阶层、科层制、工人运动、民主、大众文化等重大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在工业化日益人心所向的今天，不能再把社会分析置于经济制度分析的范畴；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行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集团发展经济的愿望与在控制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竞争中所付出的努力要么是一致的，要么是矛盾的。作者在书中意欲对这种行动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称其方法为“行动主义的”方法。在定义这种方法之后，作者力图在众多方法中确立它的位置，并相信这种方法会被广泛应用。作者还认为，在那些最现代的这会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正在证明必须努力引进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行动主义的方法。 作者简介 阿兰·图海纳，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曾任国际社会学会副会长，并获国际社会学会颁发的成就奖。编辑推荐中文目录
目 录
第一部 分历史主体
第一章 主体的发现3
一 从劳动到主体3
A 劳动3
B 行动社会学的诞生5
二 行动8
A 绝对的批判9
B 历史的行动12
第二章 社会学分析的主题、方法和层面16
一 主题16
A 历史行动系统16
B 人际关系准则与社会系统18
C 人类的境遇23
二 方法29
A 行动的形式29
B 决策40
C 符号表达与行动的结构42
D 社会分析因素的相互依赖44
三 行动中的社会学48
A 方法的互补性48
B 社会学与历史学51
C 总体社会现象58
D 结论61
第三章 行动者、阶层和运动63
一 主体的分析63
A 行动主义的方法63
B 神圣的意识70
二 阶级社会与工业文明74
A 社会等级的双重辩证法74
B 主体与等级78
C 工业文明及其异化81
D 历史主体与个体行动者86
三 阶级、阶层、利益团体89
A 阶级概念的历史界限89
B 社会分层93
C 认同性、对立性、全体性96
四 社会运动100
A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00
B 诉求与行动108
C 历史的差距110
D 社会运动的形成112
第二部分 工业社会
引言118
第四章 工业劳动与工人的意识124
一 工人劳动的演变124
Ａ 理性化124
B 职业演变的历程131
C 资格认定133
D 生产的系统135
E 组织与指挥137
F 报酬141
二 工人的意识144
A 工人的意识与态度144
B 旧的工人意识145
C 职业上的等级意识147
D 经济上的等级意识148
E 新的工人意识150
F 贫困与革命153
第五章 组织156
一 理性化的模式156
二 组织的双重辩证法160
A 参与162
B 首创精神164
C 整合165
D 诉求167
E 组织的类型169
三 组织和历史主体170
A 组织与阶级170
B 组织与科层制171
四 规划与态度174
A 从组织到社会制度174
B 个人规划177
C 规划与反规划185
D 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186
第六章 工人运动189
引言189
一 分析的原理193
A 理论上的三个观点193
B 从诉求到行动206
C 三个分析观点之间的历史联系209
二 工人运动212
A 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类型212
B 工业化与社会运动229
C 社会主义的工业化235
结论240
第七章 大众文化243
引言 工业文明中的个体243
一 工业社会与大众文化245
A 文化的去结构化与去社会化247
B 劳动与大众文化253
二 休闲与大众社会256
A 劳动与休闲256
B 大众社会258
C 受限的媒体行动261
三 文化的异化263
A 专家治国论文化263
B 文化退缩和野性文化266
C 因循守旧的整合269
D 文化诉求271
结论272
结论274
序言
中译本前言
我很理解一个作者在五十多年撰述生涯中的思想发展、变化甚至是指向的改变。出于对他或她的尊敬，我常试图理清这种变化甚至转向的理由。
因此，当我回过头来发现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是同样的指向时，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事情。起先我感到很惊讶，但细看这些作品，我高兴地发现，我的思想在经历深刻变化的外在环境时保持了自己的连续性，虽然也有严重间断的地方，我自己把这种间断归结为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的反映；近来，我更乐意用工业社会向后社会时代(situation postsociale）的过渡来诠释这种变化。
我的著作之所以统一，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摒弃社会学一个经迪尔凯姆提出的经典原则：一种行为的意义取决于它对于社会系统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观点在今天已不为人们所接受；但在过去，当人们把现代社会等同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伟大的理性化运动时，它曾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纳粹政体及其盟友日本军国主义、1929年大危机、那些导致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接连不断的事件以及波及欧洲国家——首先是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货币危机，都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残酷的暴力。在经历这些苦难后，我们怎么还能继续保持这样一个社会首先是理性主义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并界定为现代性本身呢？
我们必须颠覆这种想法。社会的世界愈来愈呈现为非社会或反社会的力量、极权政治或独裁政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抗拒这些统治力量彼此间的较量；抵抗极权，要求尊重普遍人权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和直接；这种人权的思想先由英国在1688年提出，后来美国在《独立宣言》时也提出，但是，最为显明的还是法国人于1789年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继这种政治权利的表达之后是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诉求，这尤其表现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最初出现的女权运动和后来所有各种捍卫少数社群的运动，都是为了捍卫文化权利而诞生的。今天，人们常提及宗教精神的复苏，这至少反映出“世俗”思想在今天表现出的某种薄弱和矛盾的状态，而法国却曾是这种“世俗”思想的主要捍卫者。
我本人也参与了对这种旧的理性主义社会观念的颠覆，我把现代性重新界定为具有普世主义基础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规范，而且，在《现代性批判》（1992）一书里，我给予捍卫人权和捍卫理性化以同等的重要性。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新的探询以权利的普世主义名义而反对政治或经济极权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我使用我创立的一种适合社会运动研究的研究方法，即我本人在多种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学干预的方法。
此外，在社会运动这个“领域”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种类型的工人运动、1964~1968年美国和法国的大学生运动及血腥推翻人民联盟政府的智利政变做直接的研究；我也深入研究过波兰团结工会这既是社会的、民族的，也是协作与民主的运动，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主义等各种运动；最近还研究了墨西哥哈帕斯州的萨帕塔主义运动。不过，我在研究工作中多是理论研究优先于对个别历史情况的认识。
我由此深化了我关于社会运动的思想，指出了其中我所谓的“主体”的存在。主体这个概念曾被尼采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推翻，但是，萨特、加缪，甚至福柯（在其晚年）都以不同的和很不完善的形式坚持了这个概念。我看到，近20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一切极权的愈来愈强烈的批判，主体观念又在到处重新出现。对于我们称之为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主体出现和我们称之为去主体化（désubjectivation）的主体消除，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都做过大量的研究。
我的某些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我都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人在有关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建设和主体的建设上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的觉醒。我希望像我所做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工作能够陪伴中国公民和劳动者以及妇女和各少数社群权利意识的觉醒。
我的社会学生涯是从对工人阶级的意识进行大型量化研究开始的，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智利。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探索各种极权走向消亡，推动基本人权的运动向前发展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巨大的新兴工地，我会感到由衷的高兴。
阿兰·图海纳
2012年2月12日，于巴黎
前言
本书写于1960~1964年，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1965年)，重新读来既感到亲切又感到有了距离。这种距离感部分地是由于书中某些表述已经不适合我现在所使用的语词，而更主要地是由于我一直觉得这本书是关于我们已经走过来的工业社会的文献。我本人早在1968年出版的《五月运动或乌托邦共产主义》一书中就宣告工业社会已经结束，而且在1969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这种关于工业社会的印记强烈到我作为本书的作者，在修订再版时不得不在原书名后边加了一个副标题：“论工业社会”。之所以说亲切，是因为我十分高兴甚至惊讶地发现，书中当时所预见和关注的问题与我近年来出版的书，尤其是《现代性批判》(1992)和《我们能否共同生存?》(1997)所论述的问题极其相似。书中所论及的历史质、主体、社会运动这三者是我出版的所有著述的中心论题。如果说作为劳动与历史质的行动这个命题，即社会自身通过劳动而表现为社会生产，是本书的中心论题的话，那么，社会运动这个命题则是我自1968年至1986年这一时期所有著述的中心论题；至于主体观念，它始终是我思考的主要问题。
此次再版修改，旨在凸显本书的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二是这种方法在分析工业社会中的应用。我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改，删除了许多展开论述的段落，甚至包括我认为不太重要的关于政治制度的章节，以便让读者较容易接受一本长篇大论的书。因此，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而不是简单的重印。我希望我的读者阅读参考这个版本。我并没有改变1965年版的写作思想，也没有改变作为这种写作思想形成时期（1950~1964）的时代标志的参考文献，但是，我把当时的写作思想和我今天（1998）的思想进行了整合。
现在我们来谈核心的问题。本书从主体观念出发分析工业社会，所围绕的中心概念是历史主体。这就是我们要首先介绍而后进行批判的主要命题。
主体观念是第一位的。一直以来，我都拒绝以社会系统的词语来讲角色的权力形式或劳动的分工。由于明显地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功能主义情感的激励，我一直以来都明确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帕森斯
帕森斯(Parsons， Talcott，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他在其《社会结构与人格》（1964）一书中把他的社会学界定为行动科学。——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下同思想。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在哈佛大学是帕森斯的学生，这个时期他出版了《行动的一般理论》(1952)，人们称之为“黄皮书”。这本书使一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聚集在帕森斯的周围；他出版的另外一本书叫《社会系统》（1951)，正是这本书把我带入社会学这个领域。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历史教师，我在法国尚未学习过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学士课程是由阿隆
阿隆(Aron，Raymond，1905~1983)，法国 20 世纪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于1955年才创立的，那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在我内心全力反对这种在我看来是一种秩序社会学——而且更多地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的时候，我意欲理性地将欧洲社会的，尤其是法国的社会运动经验写成文字。由于受到自由解放思想的影响，这种运动一般都以工业重建、工人条件的改变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为目标。我要指出的是，社会生活并不是根据人们称之为社会的整合和效益的需要来管理的，而是根据那些既有创造意志又想支配其创造物的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的强烈要求来管理的；他们就好像劳动者一样，感受到自己在参与某种集体的创造，为使工业化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和自由而斗争。在我的书中，再没有一种观念是永恒不变的了，以致对于过去长期存在的关于社会学一词的所有界定都一一提出了异议。社会学作为一门道德科学，形成于英国的功利主义和法国的实证主义，主张有益于社会者为善，有碍于社会者为恶。我在撰写此书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孤立。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Friedmann，Georges Philippe，1902~1977)， 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家。其论文《工业机械化的人的问题》（Problemes humains du machinisme industiel）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的著作对于我转向社会学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分析了《工业机械化的人的问题》（1946），对人的需求与“技术环境”的限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库尔维奇
库尔维奇(Gurvitch，Georges，1894~1965)， 法国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社会中各种机构与规范只不过是无法用社会语词完整界定的一种能量的冷却现象。但对于我来说，当时最为重要的，是在竞争的预备阶段和十分内省的精神生活中多年的封闭之后，随着国土解放而出现的那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那时起，我再没有认为行动是社会之中的事，而是面对社会，改造社会，创造社会。
这样，问题马上就来了：谁是这个主体？它以什么名义而行动？就这一点而言，“行动社会学”显然是属于工业社会的论题，在此，我也感觉到自己当时的思想差距。本书的初衷是要回答说：行动就是劳动，就是改造世界，就是创造和控制的意志；主体就是把理性化模式即工业生产精神和劳动者的意志结合起来的意志，这里所谓的劳动者既监督其劳动条件又不断改造生产。我在此强调(也许是多余的)作为确定本书中心框架的依据的主体和劳动者的一体化，目的在于着重指出，今天在我看来，上述关于主体的概念比我当时的认识还要传统，而且与我最近所确立的概念有着一定的差距。之所以说它传统，是因为这里关于主体的构想还停留在我曾称之为社会秩序的后设社会保证(garant métasocial)的范畴之内。这种后设社会保证就是历史、进步或理性化，它取代了上帝和理性，是前工业社会的那些后设社会保证，它们使得主体在劳动中较少被控制。因此，主体在一种至高无上的，因而也是神圣的秩序中被客观化和凸显出来。
在20世纪中叶，由于世界许多地区——西欧和北美，拉美以及一些“东方国家”(我所熟悉和研究过的三个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主体的确认几乎自然而然地与民主工业化，更正确地说，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权利的确认混同了起来；因为在所有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都占有中心的位置。今天的情况则全然不同了，我们对于进步失去了信心，这倒不是由于工业化的失败或它的负面影响，而是由于工业化扩展到了文化产业的生产中。这样，它就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文化和人格取向，而并不仅仅是经济生活的结构。这就迫使我们摆脱一切“上层”势力的影响，把它作为一种个体化意志，相对于一切制度的推理方式来界定主体。我认为，主体化观念的意义在于：主体（个体或集体）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与参与经济和技术社会的管理相结合来寻求自我的建构，而这种文化认同是由集体继承和精神生活的个体形式所构成的。主体的这种认同与参与的结合只有在显示出某种独特的个性，并作为个体化意志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主体不再把超越人的认识的道德标准与社会秩序对立起来，但它把建构自己生活的愿望作为一个蕴含它自身意义的整体来设计。诸如“被尊重和自尊”这类词语就是对个人主体运动的很好描写。这种概念显然不是脱离主体的自身活动及其社会地位来界定主体，但是它排除了一切来自某种社会秩序的内在的必然联系的影响，尤其这种社会秩序将其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强加于它的成员，并对那些与之不符的异常行为给予惩罚。
简而言之，在我撰写本书之时，行动社会学还是一种劳动社会学， 现在它成为一种道德社会学。其中心问题是，主体成为一种部分依靠劳动，而不是参与组织社会的抗力根源。虽然本书许多章节已经预告了这种演变，但我还是要强调指出，在拒绝使用社会参与的语词来界定行动这一中心问题上，我看不到我的旧作与新作之间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帕森斯讲行动，是指社会制度的功能；马克思主义者讲行动，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力的解放之间的矛盾。关于现代性的一切社会哲学都在寻求如何减少主体的责任自由，首先，要么为了追求功利和个人的快乐；其次，要么为了社会生活的整体理性化；最后，要么为了现代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助。正是通过对这三个学派，即自由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的批判，我的思想才得以不断成熟和确立。如果说在我接受教育的那些年我从萨特
萨特(Sartre，JeanPaul，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身上找到一种知识分子的灵感的话，那是因为我从他那里找到了一种适合于我的对于“介入—解脱”的理解方式
此处系指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动。。他的“人道主义”并不是简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他对于民族社会解放运动的敏感尚没有凝聚成革命的信仰主义。勒福尔
勒福尔(Lefort，Claude，1924~) ，法国哲学家。是第一个站出来批判这种革命的信仰主义的人，而这导致他最后愈来愈失去政治上的观点。今天，我依然认为，我们不可能离开社会地位和就社会角色而言的统治关系来界定主体。
人们会发现，我在本书中依旧使用社会阶级观念这个提法。虽然我已经长期脱离这个概念，而且付出很大的努力想以社会运动的概念取而代之，但是，我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提法，因为阶级观念是最符合工业社会及其思想的。它既界定了一种地位，也界定了行动者，就像劳动观念一样。我愈来愈联系行动者本身来界定行动者，也就是说，根据行动者对于制度的抗力及其自由行动和负责任的行动的能力来界定行动者。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尤其自福柯
福柯（Foucault，Michel ，1926~1984），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来，我们不再把统治构想为阶级统治，而是把它构想为一种将其自身利益、利润和权力强加于人的制度的逻辑，一种商品和信息的最大流通，一种人人都符合在这种全面统治下不得不脱离制度影响而自由界定的行动者的全民形态。
我认为，在我们由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几十年，我的思想与其说是走向成熟，不如说是在延续不断地发展。后工业社会是一种信息社会，我称之为程序社会。因为在《行动社会学》一书中，我思考得更多的是怎样摆脱一切社会制度理论和历史常识的影响来建构主体观念，而较少致力于工业社会的思想范畴的研究。
本书书名本可定为“工业社会中的行动社会学”，但那样会使读者误入歧途，因为书中明确指出，甚至在被认为是历史进步的工业社会里，也必须把行动秩序与环境秩序区分开来。本书未能超越某些限制，是因为它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陷入毫无解释能力的社会哲学当中。所以，书中关于断裂的论述远远超过关于联系的论述，因为本书并没有完全成功地解开行动与环境之间的种种联系。因此，我承认《行动社会学》中的主题和总的推理方法有我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为此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如果说本书还没有远离我的话，那它比当初出版时更加远离了“时代的精神”。在1960年代，人们对于无可辩驳的工业化的信赖和在工业社会里只看到统治效果的激进派的批判在知识和政治舞台上平分秋色，很难言说社会运动和主体。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的境遇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境遇，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来认识我们这个被大多数人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也被一些人称为工业社会的社会类型。
难道这种历史的意识没有消失吗？许多人不认为我们在进入后工业社会，而认为我们在走出工业社会的同时已经走入一个后现代的、后历史的境遇，这个境遇中不再有统一，除非这种统一来自统治性的和抑制性的说法；而且在这个境遇中，那些被有些人称作市场，有些人则称作文化创新的多样性或消费与生活方式（已被历史淘汰）的多样性的东西正在为人们所接受。
我之所以再版《行动社会学》一书，也是为了强调进行社会—历史的全面分析的必要性。在刚刚结束的使国际市场在民族自身意志方面大获成功的过渡时期，我们进入后工业社会，信息与通信成为社会管理的竞争焦点。我们告别了工业社会及其意识本身。但是，我们迫切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型社会。我们应该超越目前的混乱，去发现那些反对倒退，反对拒绝未来，反对放弃一切全面分析的愿望；去发现分析我们社会的原则，我们这个社会和过去的工业社会一样，既可界定也有其特殊性。
这本关于工业社会的论及主体的书可以引导我们以更直接、更有意识的形式来探究我们的社会及其文化焦点和社会运动。作为一本专门研究已经成为过去的社会的书，它能够帮助我们界定我们的现状和未来。
阿兰·图海纳 巴黎，1999年8月
序言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知识。
它并不奢望囊括有关社会现实的全部科学知识。它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权限扩展到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呢？但是，它不可能对这些学科的进步视而不见，也不可能期求得到一片疆土；它只能做一个游手好闲的国王，因为它这个国王是个普遍性专家，不借助科学知识界定的方法，就没有能力作出批判、假设和解释。
我们一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进步都与发现社会学研究的本来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学源于社会学说和历史哲学，它用了很长时间放弃旨在直接解释历史发展方向的庞大体系。在这一点上，它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人文科学走得更加慢了一些，但也是以同样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了求助历史“规律”的一切直觉的手段。
社会学的形成是在它不再先验地断言一个核心因素支配历史总体变化的时候。每当它重申自己所能证明的种种关系和规律性都是从属于某个总体运动，或从属于某种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时候，它就重蹈覆辙，又和社会学说混为一谈。
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希望都旨在说明，人们可以对某种历史行动的意义和表现这种行动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意义提出异议，无须借助于历史发展方向——是方向同时也是意义——的新解释。
行动并不只是一个社会行为，我和库尔维奇都喜欢以社会行为这个词来表达帕森斯的行动概念;引导行动的文化和社会的准则本身不是仅仅被提出来就可以了，而且应该得到解释。而若要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即避免借助于任何的绝对，任何的超验原则——做到这一点，除非我们不总是有意识地和自觉地把这些准则和创造这些准则的行动联系起来，而之所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是因为，准确地说，行动社会学的任务在于发现。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断定与社会学就是社会行动知识的界定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行动是对一定境遇的反应的话，那么这个界定就缺乏任何基础，这样就必须找到行动在一个独立界定的境遇中的存在理由，而且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懂得被规范引导的人类行动怎样才能成为一种自然境遇的反应：人们非常清楚，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回答都只能是停留在学说上，通过法令求助于在行动的人的意义与历史的必然变化之间所存在的随便一种统一的原则，而这是对历史哲学的准确界定。
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把上述两种首先看来是相距甚远的原则集中到一个积极的研究方法上来。一方面，行动不能被只界定为一种社会境遇的反应；它首先是创造、革新和意识赋予；社会运动产生冲突、制度和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行动更不能被构想为一种历史运动的表现。
在本书中，劳动被认为是对于非社会世界的行动；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被认为是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的要素。但这个行动不能撇开它相对于主题的意义而独立界定：没有成果上的创新意志就没有劳动，没有生产者的检验和决定其产品的使用的意志，就没有劳动。这并不是一种学说上的断言；劳动的界定本身就包含着“创造”和“检验”的双重愿望。
但是，劳动也只能是因其旷日持久的征服自然的行动而存在。劳动者越是受到大自然的支配，就越不是作为劳动者和创造者被掌控，就越不是把社会想像成集体劳动的产品。因此，任何社会组织或文化活动的形式都不能只是直接参照劳动状态来加以解释，它只有在表现历史意识、自身界定为一种劳动社团意识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才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因此，本书旨在超越那些存在于19世纪的社会学自然主义与置身于社会文化系统中只分析其功能而无意明白其存在理由的社会学的矛盾。
劳动是人类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这种经验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后设社会的，而是文明事业和社会组织形式得以被理解的起点。关于劳动的研究导致我提出一种我称之为“行动主义的”方法。关于社会关系和形象的表达方法的研究需要另外的、我将称之为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概念。行动主义的方法首先适合于做历史行动的研究，也就是说它是由劳动来界定的。它代表了一种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总体上界定为社会行动科学的社会学及其取向、社会关系系统和符号的表达。
这些简要的说明至少可以避免令人不快的误解:我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告诉人们，行动的目标是超越社会而界定的社会准则，相反，是要减少行动自身运动中的社会准则。在此谈论理想主义的看法，那是再错误不过的事情了；社会准则是行动的需要，也就是说，是参与劳动和统治或合作关系的人类主体的需要，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社会学诞生于工业革命。政治哲学对于社会学的影响一直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政治哲学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的话，那么机械工业首先在英国，后来在大部分西方社会的出现所引起的动荡带来了思想和社会研究的史无前例的发展，这种思想和社会研究是由于意识到几乎一下就能抓住社会变革的原因而被激发出来的。随着这种发展对于世界其他一些新地区的影响，我们逐渐发现这些地区也开始意识到社会学的思考的重要性，即便这种思考并不能马上转变为研究，或停留在受到谴责的学说讨论阶段。这种情况说明，行动主义方法的形成自然是从研究工业社会开始的。同样，正是那些演变相对缓慢的社会和那些相对有规律的社会文化生活形式才优先成为那些关心界定人类精神活动的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形成的。确实，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冲突的那种强大的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助长了社会学和社会学说的混淆。有些人或者从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为那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寻找重现统一和稳定的方法；有些人则或者由于看重理性化和组织的力量，或者由于看重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相反地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寻找一种解释社会行动的原则。这种秩序社会学和运动社会学的对立（应该加以细分）贯穿整个19世纪，其学说上的遗留痕迹甚至在今天的社会学里依然存在。
但是，社会学思想的历史条件在19世纪末由于两个主要事实而发后设社会生了变化。
一方面，社会对其经济活动的控制，即国家干预，在受到较晚涉足政治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影响之前，多数情况下是由新型的工人群众和城市人群推进的，这种控制的慢慢重现阻碍了市场规律不可抵抗的力量。这样一来，就很难以技术或经济体制的内部需求来解释社会行动，因为技术和经济活动愈来愈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决策体系的产物。所有权似乎没有决策权重要，社会行动只能通过社会关系和文化导向的复杂途径救助于它自身来作解释。
另一方面，职业生活中冲突和诉求的原因日益多样化。劳动的理性化，工、商、行政、军事、大学等大型国营、私营企业的组织化，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日益受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支配，这些都告诉我们，不能认为只一场论战就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只一种统治的消失就能带来自由的实现，而不管这种统治是技术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无论是财富的极大丰富，还是废除私有制，还是以较为民主的人类关系取代独裁的人类关系，都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既成事实）就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用一句19世纪的夸张的话说，悲惨好像不再只是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压迫。流水线作业和迷宫似的科层制在世界许多地区成为问题，这种普遍现象并不允许我们得出结论说，这是工业社会的共同性，但至少迫使我们必须使社会行动的研究摆脱粗浅的进化论和关于历史潮流的模糊思想。那些越是值得称之为工业社会的社会，它们当中劳动和经济生活的社会组织就越像一种政治进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必然结果。在最发达的社会里，劳动的社会问题愈来愈与生活会生活组织提出的总体问题混淆起来。况且，国家及其警察、各种宣传，尤其是极权政体的控制对于人们的创造性和自由意志所设置的障碍要比大众消费所造成的障碍更加危险。
工业化越成为人心所向，就越引起人们对于历史行动系统、对于决定集体劳动的形式与方法以及发展的手段与结果的各种力量关系的思考。
我这样简略概述的这个思想是对现代社会学境遇的一个界定，至少在研究历史行动这个范围内对它作了界定。它以一种只研究社会系统功能的社会学解释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在物质方面最为发达又较少碰到不可逾越的经济与社会障碍的工业社会的快速进步。同时它也证明，一种致力于研究社会运动、社会组织与文化生活的新形式的建立的社会学，很可能会在那些进入工业文明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的自愿参与，同时带来与传统社会的公开冲突的社会里发展起来。我之所以在此提及这两种趋向，目的是要着重指出，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学说上的偏好仍然对于社会学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管这种影响有多大，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顺从了社会学分析的发展，这是因为，那些由于工业化在打破传统的同时，开始使其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社会逐渐发展起来；另外，劳动、企业、经济的结构也逐渐摆脱了自然主义的幻想，即摆脱了那种把社会描绘成为一列由前进着的机车牵引着的火车，这列火车既创造财富，也吞噬人。社会学不再是，也不应该再是少数发达社会的专有物了。然而，正是这些少数发达的社会，它们才具有出现社会生活反省认识最有利的条件，至少在它们不受极权主义遏制的时候是这样的。人们很容易把社会学看做是一种与其他学科有联系的社会现象，重要的是，社会学是以认识的身份而不是以观念学的身份和它们相联系的。
但是，只定位社会学是不够的，还应该定位马上要阅读其著作的社会学家。
大部分社会学家都和我一样，是在“二战”后几年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有些人是从研究哲学转为研究社会学，我是从研究历史转为研究社会学，大家都受到一种双重位置的支配，甚至是导向：一方面是精神上对于美国社会学有依赖性，因为美国社会学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研究的技术，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是对于法国社会的期待、失望和危机的参与，在国土解放后不久，这种参与关心的更多的是法国社会的变革，而较少关心它的功能。像我这个年龄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能够说他克服了这种矛盾，说他在工作中没有遭受过由于这种矛盾而造成的延误和失败。作为反对专制学说的左派男女人士和被过去的重大问题所困扰，同时又被所有的暴动和革命所慑服的研究人员，有时候，如果我们寻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宁愿在最原始的经验主义和短视的调查研究中寻找一种宽慰。有些时候，我们脱离研究的舞台，不做演员做观众，在那种充满着热情与智慧但不采取行动的、双方都不介入挑衅性政治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利用批判的精神和尖刻的话语，能够使自己两边都得到防范。
就我自己而言，我曾于1951年对我的一些观点作过阐述和初步的整理，我最早的导师和朋友们会在本书里重新看到我的这些观点。十年以后，经过对工业劳动、工人的劳动态度和工人运动的一些不成系统的（但总是尽可能不明言地涉及我总体上所关心的事情）研究，我决心给它们以一种暂时的形式。
我曾时常感到需要有一条指导路线，需要有选择、界定和研究问题的原则，也曾时常感到由于缺乏知识参照背景而停滞不前；这些感觉萦纡不断，以至于我宁愿介绍那种作为表明意志的、首先考虑梳理自己思想的东西，而不是那种作为研究结果的东西。
行动社会学（1999年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