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多学科视角出发，针对后危机时代凸显的社会矛盾以及日本核危机造成的全球恐慌问题，从反思、批判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总结与梳理了当前对西方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关系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创新性地提出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制度的选择、社会结构决定经济制度存在的形式和性质的理论观点。
目录
序…………………………………………………………………………………………………1
自序1
导论 制度与结构关系问题提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
第一节 制度选择问题提出的背景………………………………………………………1
第二节 社会结构“维度”的设定对制度研究的意义…………………………………3
第三节 理论与现实意义…………………………………………………………………7
第四节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3
第一章 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理论……………………………………………………………17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理论研究范式……………………………………………………17
第二节 经济制度及其选择………………………………………………………………29
第三节 结构理论及其维度………………………………………………………………47
第二章 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与社会结构…………………76
第一节 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制度与结构维度……………………………………………76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选择的结构维度…………………………………………85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与社会结构…………………………………………100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维度变化的特征及理论建构…………………………………118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维度的变化特征…………………………………………118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经济制度选择与结构维度的分析…………………………………130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的日本核危机与制度结构维度……………………………………155
第四章 马克思的制度—结构理论与人的发展………………………………………………167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理论………………………………………167
第二节 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本质…………………………………………187
第五章 俄罗斯转轨和拉美改革的经济制度选择与结构性障碍……………………………211
第一节 俄罗斯的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转型……………………………………………212
第二节 拉美的经济制度选择与结构维度………………………………………………220
第六章 中国经济制度选择的结构维度分析…………………………………………………224
第一节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制度选择……………………………………………………225
第二节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227
第三节 “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矛盾…………………………………………………230
第四节 “中国模式”的特点……………………………………………………………236
第五节 中国的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转型………………………………………………243
第六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52
第七章 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建构…………………………………………256
第一节 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的一般关系…………………………………………257
第二节 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的嵌入关系…………………………………………265
第三节 行动、制度、结构………………………………………………………………270
第四节 制度化与结构……………………………………………………………………276
第八章 结论：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与结构评析……………………………………………279
第一节 制度—结构理论述评……………………………………………………………280
第二节 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视角………………………………………………………285
第三节 对新自由主义的客观评价及新自由主义的未来………………………………288
第四节 制度—结构理论及其发展………………………………………………………290
参考文献…………………………………………………………………………………………292
后 记……………………………………………………………………………………………310
作者简介：董伟，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序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反思》一书，研究的是当前对西方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课题之一——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走向后危机时代的背景下，研究这一课题尤为重要。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教授热拉尔·杜梅尼先生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当代的资本主义。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自由主义的目的就是对当今资本主义的走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在当今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一思潮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如何看待日本的核危机，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同时也是全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围绕这一课题，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从各个角度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探索这一课题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本书的作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该课题展开研究的。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包括多个学派的理论体系，它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讲，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从狭义上讲，它是以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近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向西方乃至全球渗透。美国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影响了包括东欧、苏联、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几乎全球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断言令人深思。可见，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自由主义这一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当今社会的走向。为此，能否对新自由主义做出科学的评价，其意义显然已远远超出了学术之争。
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从文艺复兴到英国洛克的早期自由主义，从法国的启蒙思想到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300多年来，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主流思想便是自由主义思想。其表现形式可以是一种哲学或一种政治信念，或者是一种社会体制建构。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有其合理的成分，问题在于在全球化与自由化的两股潮流中，少数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后发展国家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面临艰难的选择。众所周知，某一种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接受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滋生的政治主张时，出现难以融合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拉美等国家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就是例证。
综观中西方学者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自由主义本身。这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庞杂、门派林立，在这一领域进行拓展并非易事，但要对其本质进行深刻的揭示，就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因此，深入地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评析，应当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展开。在这一方面，本书作者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视角研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不失为一个有创意的选择。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察觉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研究某个问题首先把所研究的对象定义在某个范畴内是十分重要的，这实质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同时，对于制度这一维系社会关系、反映人的主观意志、作用于客观世界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准则来说，按马克思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坚信不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就无法了解现代社会的一贯主张，对制度进行分析是分析社会结构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思也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方向，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导社会的变迁。为此，本书作者选择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为在后危机时代审视、评析自由主义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
一 制度分析的视角
作者首先把新自由主义由自由主义演变而来的过程归结为由思潮、政治主张到制度的演变过程。在作者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理论形态的规范化，在经济上的表现便是一种经济制度，现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制度。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制度选择或称制度安排，的确有其理论依据。由于制度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两种属性（其中主观性包括制度的可选择性、可设计性、可维护性），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具备制度的这种属性。所以，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制度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同时，这种设定也为全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制度—结构关系原理
作者对制度与结构、制度与行动及结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释，认为制度与结构之间是主客体关系、动态静态关系、基础制约关系、设计维护关系，同时还提出制度是行动与结构的中介的观点：行动一方面受已有的结构制约，另一方面又创造着新的制度和新的结构。人们的社会行动通过制度体现着社会结构的要求；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范畴内发生的，社会结构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影响是通过制度这一中介实现的。在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经济是嵌入于各种非经济因素中的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制度、结构嵌入的双向性观点，即社会结构以一定的维度性嵌入以经济制度为中心的一切经济生活中，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经济活动同样对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伦理道德等社会因素产生影响。作者同时还提出了社会结构维度的概念，即社会结构是多种因素的结合体，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空间方向性，即代表了社会结构的性质、特征及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作为制度的主体，重要的是要发现和选择制度。制度一经选定便与该社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使其社会结构维度发生变化。这种分析是把社会结构当作主客观相互作用的空间发展状态，在一定的制度选择下，结构的方向、性质会发生变化，从而反映了该社会发展的状态。此外，作者还揭示了制度—结构理论的本质，即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制度的选择的理论，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认为人是一种理想性的存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人的未来发展应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个性，并超越单纯的物质追求的“物化”阶段，进入理想社会人的生存发展状态。所以，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作者所揭示的制度—结构理论的本质。
三 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评析
依据制度—结构理论，作者从以下方面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展开评析。
（1）资本主义建立初期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从古希腊人要求民主和自由，到19世纪英国出现重视个人自由的思想，并发展为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被人们接受和传承的。这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结构维度——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兴起，使两种社会结构之间发生了更替——在政治上实行西方式民主，在经济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而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使其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和经济制度。
（2）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与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结构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它不是各个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呈现为极其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从根本上讲，全球社会结构是二维的。从横向看，它是已有的建立在国际准则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从纵向看，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这是全球社会结构形成的主要方面。不同国家经济制度的不同选择与在全球社会结构综合作用下所呈现的社会形态，反映了一定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
在后危机时代，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备受关注，日本核危机的发生，天灾人祸的降临，其根源在于制度，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必然受到审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加说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制度选择脱离了社会结构的维度，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制度的反思，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的制度模式，是否从人的本性出发，其逻辑前提是否体现了社会公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其实，新自由主义本身就带有主观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色彩。
从实践来看，无论哪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其成功与否最终都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兴衰，其根源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性矛盾中寻找。一般来讲，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社会各阶层与统治阶层的利益矛盾、价值取向的差异是影响制度成败的重要因素。
对拉美国家选择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与其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的矛盾，亨廷顿曾评价说：“拉美国家在赢得独立之际，继承并维持了一个实质是封建的社会结构，他们试图把美国和革命的法国的共和政体照搬过来，安在他们的这种封建的社会结构上，但是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封建社会并无意义。”可见，制度选择要想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维度。
四 制度—结构理论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通过制度与结构的关系原理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进行考察，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制度的选择，社会结构决定了经济制度存在的形式和性质。制度与结构在同时态上是平面化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二者的相互融合性；在历时态上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新的制度的建立往往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诸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二者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作者同时指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不适应性。将滋生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完全移植到俄罗斯、拉美等国家，实行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就会使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协调机制发生障碍。中国对新自由主义采取批判、借鉴的态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实行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达到经济制度选择与社会结构建构的和谐统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历史上，每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对生产关系的新的调整。为此，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作者阐述的制度—结构关系论，不失为一种理论资源。
本书的作者董伟是我的学生，本书的蓝本就是他毕业时写作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有一定的难度。制度与结构的关系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各学派在概念上便有诸多分歧。正如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在论文评阅表中所写的“要在这一领域推进学术的进展殊为不易”，“论文表现出作者具有较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把握多个学科文献的能力”。可喜的是，作者知难而进，表现出了他的学术勇气。从全书来看，他在一些领域的确有理论上的突破。东北师范大学的胡海波教授在论文评阅表中写到，论文是“具有独立思考的创新之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篇文章为研究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博士论文选题树立了典范”。
雷蒙·阿隆认为，“今天的经济学或社会学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作部分有效的分析，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人和各个阶级的命运作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可以对历史作某些分析，使人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但却没有一种能把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在这种制度下的人的命运以及这种制度的演变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理论”。如果说现实中的确缺少这一理论的话，那么本书作者所研究的理论问题则是有益的探索。罗尔斯曾说：“一个经济体系不仅是一种满足目前的需要和欲求的制度手段，而且是一种创造和塑成新的需求的方法。”制度—结构理论注重过去和现在，更着眼于未来。我相信，作者所倡导和期待的人类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社会将更加和谐有序。
邴 正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
自 序
本书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人类社会走向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困惑以及如何从理论上评价日本核危机而设计的。根据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本书着重考察了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如何在经济领域从一种理论思潮演变为一种经济制度，进而影响全球经济走势；对其历史渊源、理论背景和未来发展予以分析，并就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本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不是就问题本身，而是针对与此相关的两个变量展开研究。正如特伦斯·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那么，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显然，这一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因此，经济制度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雷蒙·阿隆说：“撇开社会结构是无法了解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的。”恩格斯也曾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可见，社会结构是认识经济制度的关键因素，因此，社会结构是本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二者的关系是本书探讨的中心议题。
制度是如何与结构相联系的呢？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选择新制度的过程。每一时代，制度的变迁都使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卡尔·波普尔指出，“不仅制度的结构包含有重要的人格决定，而且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的人。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哈耶克也曾说：“并不是先有一个社会，而后这个社会再为它自己制定规则；相反，正是共同规则的存在，才使得那些类似一盘散沙的小群体结合起来组成社会。”也就是说，制度对社会来说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它是由人设计、选择的结果。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形式必然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制度的选择与执行将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性质和方向，也就是本书所说的社会结构的维度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具有三维动态性。一维为：从横向看，社会结构具有相对客观性，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虽然不同，但有相似之处；二维为：从纵向看，社会结构存在建构维度，具有主观选择性；三维为：主客观结构合力所表现的综合维度，其空间指向性受主客观结构的共同影响。在社会转型期，当主观维度大于客观维度时，所呈现的综合维度倾斜度较大，反之则较小。这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本书按照这种社会结构维度的设定，从理论与实践上揭示制度、结构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制度与结构的关系。制度与结构在同时态上是平面化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二者的相互融合性；在历时态上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新的制度的建立往往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诸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二者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第二，制度、行动、结构的关系。人类社会的运动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制度的选择；社会结构决定了经济制度存在的形式和性质。人们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范畴内发生的，并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影响是通过制度这一中介实现的。同时，人们按照经济制度的要求进行的行动，影响、改变着社会结构的表现形态。
在实践上，就拉美国家与中国的改革而言，笔者认为，拉美国家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西方政体时，新建立的社会结构的主观维度大于社会结构的客观维度，即大于拉美国家类似封建式的社会结构维度，结果使改革失败。亨廷顿曾对此发表评论：“在拉丁美洲，美国的政治目标：选择、民主、代议政府、多元制、宪法制度和拉美的社会目标：现代化、改革、社会福利、更平均地分配财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而中国则使改革了的社会结构维度与原有社会结构的维度相协调。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被西方称为“中国模式”，从而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新的经济制度形式的勃勃生机，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将以包容性的发展理念开展区域合作，受到世人赞誉。
本书以反思的理论视角，探索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日本核危机发生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遇到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本书所揭示的内容，是与解决金融危机、核危机所带来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因为本书阐述的主题就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评析，而金融危机以及核危机的发生从根源上讲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都说明了这一点。国内学者何秉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了什么》一文中指出，美国的金融危机证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模式正在走向衰落。”美国学者大卫·科茨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前，在美国的主流学界，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这就为进步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可以推动对整个世界经济进行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代替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可见，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新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而日本核危机的发生是风险社会矛盾的凸显，是由日本“财团—官僚—政客”的制度造成的，是这种制度形式与人类社会发展宗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后危机时代，整个世界呼唤大变革、大调整，为此，探讨实现这种变革的理论依据，成为当今时代的新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了经济学为何无法“诊治”金融危机的严肃课题，即宏观经济模型无法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哪一种理论能对后危机时代人类的困惑给予合理的解释呢？本书所阐述的制度-结构理论，就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也许会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本书的批判性、现实性就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探讨上。不仅如此，大卫·科茨在文中提到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的观点，正是本书所要论证的主题。本书还不能说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实现了对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但从制度与结构的关系角度评析新自由主义理论、阐述人类理想的经济制度形式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