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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民族学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07月
ISBN:978-7-5097-2214-5

 

 

内容简介:这是一本极具震撼力的原创性著作,涵盖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话题。其最大优点在于并不将发展视为解决全球问题的常识性手段,而是一项历史和文化特异的计划。发展是一个陌生事物,它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在关乎发展、现代性话语及全球不平等关系的讨论中,本书将是一本被广泛讨论和引用的主要著作。

目录

中译者序…………………………………………………………………………………………1

中文版前言………………………………………………………………………………………1

前 言……………………………………………………………………………………………1

 

第一章 导言:发展与现代性的人类学………………………………………………………1

第二章 贫困的问题化: 三个世界与发展的故事……………………………………………22

第三章 经济学与发展的空间:增长与资本的故事…………………………………………61

第四章 权力的扩散:粮食与饥饿的故事……………………………………………………118

第五章 权力与可见性:农民、妇女与环境的故事…………………………………………178

第六章 结论:构想一个后发展时代…………………………………………………………249

 

注 释……………………………………………………………………………………………266

参考文献…………………………………………………………………………………………293

术语表……………………………………………………………………………………………322

人名表……………………………………………………………………………………………340

译后记……………………………………………………………………………………………348

 

 
作者简介:[美]阿图罗·埃斯柯瓦尔,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人类学系杰出教授,北卡罗来纳大学地理系、传媒系兼职教授,艺术与人文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文版前言

 

  本书的英文版付梓已有15载了,但我相信对发展的批判分析时至今日仍然适宜且重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发展”一直是需要与之斗争的社会文化力量。中国在十多年前设立了发展研究本科课程,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又设立了首个发展研究博士点,这本身就意味着发展研究的思想在中国已趋于成熟。鉴于中国正在热情高涨地推进现代化和发展的进程,很多中国读者或许会大吃一惊,世界上居然有很多地区在对发展的诸多方面进行批判、抵制和反抗,但是,这些斗争只是说明,从多个视角对发展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至关重要。

  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或许是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从发展研究的视角而言,世界上最重大的转变。在中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深刻转型与改革开放需要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解释框架;有些方面不言自明,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讨论中都曾出现过,比如排斥农村、边缘化与贫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环境破坏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不断攀升,对非洲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从发展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的跨国性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主题,只有中国发展专业的学生才能预见,并在这些问题出现时加以研究。

  毋庸置疑,中国是全球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在发展研究的国际讨论中也将能够发出同样重要的声音。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对发展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训练,尤其是对研究生的培养,以及正在积极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让学术界激动不已且与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业。这场即将到来的学术争辩不仅对中国重要,对世界和我们这个地球的未来也同样十分重要。21世纪之初,拉丁美洲学者从批判的视角提出了很多概念,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概念之一就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在那个世界里,社会更为公正,文化更为多元,环境更可持续。要使这样的世界成为可能,中国参与到对发展的讨论中来是必不可少的。我特别高兴本书能以中文版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增添些许力量。我也非常荣幸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其他大学发展专业的学生与老师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研究人员能够阅读本书。

  中文版前言我诚挚感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对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大力支持,感谢他校译了全文;感谢马春华、赖立里早期对这一翻译计划的支持。非常感谢本书的翻译人员,他们是汪淳玉、吴惠芳、潘璐、陆继霞、贺聪志和杨照。最后,感谢诺曼·龙(Norman Long)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叶敬忠教授邀请我参加2007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政策干预与农村转型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正是由于这一机会,我才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生机勃勃的发展研究事业。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2010年8月13日

 

 

                    前  言

 

  本书的创作源自我的一个困惑:多年以来,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被毫无疑问地当作亚非拉地区(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典范,第三世界的国家必须赶上甚或变成像他们一样的工业化国家。许多地区的人们至今仍对此坚信不疑。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所许下的诺言不断破灭,并渐渐失去说服力,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发展仍然是令人着魔的公式。人们一味相信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从未质疑发展的愿望,这最让我心存疑惑。我创作本书就是希望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即第三世界与发展之梦的形成,这两者都是组成二战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书创作的总体思路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的,更确切地说,是话语分析式的,因为话语和权力对于任何文化研究都十分重要。但本书不仅仅局限于对话语和实践的分析,还试图构建一个框架,从文化的角度对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现代性进行批判,并形成以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本书还详细分析了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一个现象:农民、妇女和环境成为了发展机器服务的对象。再者,第三世界学者的叙述贯穿全书,其中很多学者讲述了美国和欧洲学术界觉得不必传播的故事。

  本书的创作也运用了人类学方法。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如果是文化吸引着你的心灵,那么你必须认识到自己将一直处于一个移置的领域”。无论从人类学还是文化研究的意义上看,本书所作的分析均为文化的分析。为了提升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水平,使其更具批判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目前已经开始了许多尝试,本书亦是其中之一。

  正如本书标题所示,发展乃至整个第三世界也许正处于被瓦解的阶段。这并非因为第二世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消亡,也并非因为二战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三圣ⅶ一体”(Holy Trinity)终于崩溃,而是因为发展自身失败了,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对它越来越抵触。终止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响亮。本书可被视为这种呼声之一。我也希望本书能够成为构想和开拓另外一些道路的铺路石。

  我诚挚地感谢以下各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谢尔登·马根(Sheldon Margen)、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和韦斯特·丘奇曼(C. West Churchman);在人类学和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挚友和合作者杰奎琳·尤拉(Jacqueline Urla)和索妮亚·阿尔瓦雷斯(Sonia E. Alvarez);感谢特蕾西·津川(Tracey Tsugawa)、珍妮弗·特里(Jennifer Terry)、奥林·斯塔恩(Orin Starn)、米格尔·迪亚斯-巴里加(Miguel DíazBarriga)、黛柏拉·戈登(Deborah Gordon)以及罗恩·鲍尔德拉马(Ron Balderrama),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感谢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洛德斯·贝内丽亚(Lourdes Benería)、阿黛尔·穆勒(Adele Mueller)、斯蒂芬·古德曼(Stephen Gudeman)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启迪。

  许多学者采用了相关的方法对发展进行了研究,我从他们的著作以及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良多,对此我深表感谢。这些学者包括马吉德·拉纳玛(Majid Rahnema)、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希夫·维斯瓦内森(Shiv Visvanathan)、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和弗雷德里克·马格林(Frédérique Marglin),以及以沃尔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chs)、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为核心的学术团队;感谢同辈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和斯泰西·利·皮格(Stacy Leigh Pigg);感谢同样研究哥伦比亚表征体制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罗哈斯·德费罗(María Cristina Rojas de Ferro)。对我在伯克利分校做的博士论文,唐纳德·洛(Donald Lowe)和约翰·博雷戈(John Borrego)进行了评阅,并提出了建议。

  哥伦比亚的一些学者为本书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我要特别感谢阿尔瓦罗·佩德罗萨(Alvaro Pedrosa)、奥兰多·法尔·博尔达(Orlando Fals Borda)、玛丽亚·克里斯蒂娜·萨拉萨尔(María Cristina Salazar)和马格达莱娜·莱昂·德莱亚尔(Magdalena León de Leal),感谢他们与我的学术交流,感谢他们的友谊。我在粮食、营养和农村发展领域的研究得益于达里奥·法哈多(Darío Fajardo)、帕特里夏·普列托(Patricia Prieto)、索菲娅·巴伦西亚(Sofía Valencia)和贝亚特里斯·埃尔南德斯(Beatriz Hernandez)。在美国,伦纳德·乔伊(Leonard Joy)、迈克尔·莱瑟姆(Michael Latham)、阿兰·德杨弗利(Alain de Janvry)以及诺拉·莱因哈特 (Nola Reinhardt)对于粮食和营养的研究也让我受益匪浅。在拉丁美洲,一些朋友和同事给予本书莫大的支持,他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费尔南多·卡尔德隆(Fernando Calderón)和亚历杭德罗·皮希泰利(Alejandro Piscitelli);加拉加斯的玛格丽塔·洛佩斯·玛雅(Margarita López Maya)、路易斯·戈麦斯(Luis Gómez)、玛丽亚·皮拉尔·加西亚(María Pilar García)、埃德加多·兰德(Edgardo Lander)和路易斯·兰德(Luis Lander);圣地亚哥的埃德蒙多·富恩萨利达(Edmundo Fuenzalida);里约热内卢的埃洛伊萨·博瓦尔克·德奥兰达(Heloisa Boarque de Hollanda)和利马的安尼波尔·奎加诺(Aníbal Quijano)。感谢伯克利分校的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他帮助我获得了在伯克利分校一年的写作经费支持。联合国大学为我提供了在哥伦比亚15个月(分别在1981~1982年和1983年)实地调研的经费支持。

  我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和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本科学生也时常热烈地讨论了本书的很多观点。我要特别感谢我在圣克鲁兹分校的研究助手内德·巴德(Ned Bade)和史密斯女子学院的研究助手格兰尼斯·斯图尔特(Granis Stewart)和贝特·贝辛格(Beth Bessinger)。

  从更加个人的角度来说(尽管在提及上述许多学者时,个人和专业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了),我要感谢在旧金山湾区的朋友,特别是塞尔索·阿尔瓦雷斯(Celso Alvarez)、凯瑟琳·蒂斯利(Cathryn Teasley)、塞·阿劳霍(Zé Araújo)、伊格纳西奥·巴莱罗(Ignacio Valero)、吉列尔莫·帕迪利亚(Guillermo Padilla)、马西奥·卡马拉(Marcio Cámara)、尤迪特·莫斯奇科维奇(Judit Moschkovich)、伊萨贝尔·德塞纳(Isabel de Sena)、罗恩·莱瓦科(Ron Levaco),罗塞林·拉什(Rosselyn Lash)、拉斐尔·科托(Rafael Coto)、蒂娜·罗滕贝格(Tina Rotenberg)、克莱门蒂娜·阿塞多(Clementina Acedo)、洛雷纳·马托斯(Lorena Martos)、伊内斯·戈麦斯(Inés Gómez)、豪尔赫·迈尔斯(Jorge Myers)和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感谢玛尔塔·莫雷略·弗罗施(Marta Morello Frosch)、朱莉安娜·伯顿(Julianne Burton)和戴维·斯威特(David Sweet),他们是我在圣克鲁兹分校教授拉丁美洲研究课程三年期间的朋友。感谢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南希·古特曼(Nancy Gutman)和理查德·利姆(Richad Lim)。感谢我在史密斯女子学院人类学系的同事们,她们是伊丽莎白·霍普金斯(Elizabeth Hopkins)、弗雷德里克·阿普菲尔-马格林(Frédérique ApffelMarglin)和唐纳德·乔拉莱蒙(Donald Joralemon)。在哥伦比亚,我要感谢的朋友有孔苏埃洛·莫雷诺(Consuelo Moreno)、海梅·费尔南多·巴伦西亚(Jaime Fernando Valencia)、梅塞德斯·弗朗哥(Mercedes Franco)和他们的孩子们,也感谢约兰达·阿朗戈(Yolanda Arango)和阿尔瓦罗·贝多亚(Alvaro Bedoya)。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雅迪拉(Yadira)、玛丽亚·维多利亚(María Victoria)、齐皮(Chepe)、特蕾西(Tracey)和玛丽亚·埃伦娜(María Elena)。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父亲古斯塔沃(Gustavo),父亲直到1990年过世时,都怀念着他的家乡小镇,他一直在大城市奋斗(尽管一直在努力,但按照常规的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不算成功),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孩子们才能“获得成功”,成为现代人。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玛丽·默雷尔(Mary Murrell)的宝贵建议,对本书能够成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感谢她对这个研究的信任。最后,我想感谢为本书提供灵感的两个源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的思想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面上影响了本书;还有第三世界的音乐家们充满活力的音乐,特别是我居住在旧金山湾区时所听到的音乐,无论它们是来自加勒比海地区、西非,还是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音乐在西方的文化生产中变得日益重要,这并非巧合。如果没有这些音乐,也许很多书,包括本书,都会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