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西南一个少数社群近代某一历史侧面的考察，探讨了晚近“革命”背景下中国人群分类的轨迹。明朝以降至19世纪中叶，作为群体的穆斯林多不为正史所提及。云南地方志有关人群的分类中，穆斯林多被“视同汉人”。然而，19世纪中叶，随着一系列冲突事件的发生，这一群体被重新发现，进而，在中国近代革命与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被“承认”为“想象的共同体”。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 引子
1
二 问题缘起
3
三 社会学族群关系研究
5
四 回族研究的视角
19
五 本项研究的框架
29
第二章 地理、人群及其历史
33
一 地理
33
二 人群
35
三 历史
35
四 小结
59
第三章 自治的寺坊（Jamaat）
63
一 寺坊的边界
64
二 寺坊的构建
65
三 寺坊之“寺”
69
四 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
71
五 清真寺之花费与支出
72
六 作为学者与外来者的阿訇
76
七 经堂教育
84
八 作为本地乡绅的管事
86
九 清真寺职能的延伸
92
十 小结与讨论
94
第四章 商业、婚姻与宗教网络
101
一 商业
101
二 婚姻
113
三 游学：流动的阿訇与哈里发
118
四 圣纪网络
120
五 小结与讨论
127
第五章 近代民族主义的舶来及其话语
131
一 本土的观念
131
二 民族主义：概念与分类
139
三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148
第六章 回族回教辨：回族的界定及其相关论争
159
一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民国政府视野下的民族主义
159
二 民国政府视野内的“回”：作为回教徒的汉人
171
三 论争：汉人回教说、回教民族说、回回民族说
174
四 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的“回族”
182
第七章 民族构建：族裔化与政治化的倾向
195
一 “回”的历史
195
二 近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民族构建
199
参考文献
204
后 记
230
作者简介：马雪峰，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序
马 戎
中国当前面临的“民族问题”，具有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天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民族认同”意识调整的必然性，也具有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社会发展时代的特殊性。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在中国社会精英集团和一般民众的认同意识中并没有“民族”（nation, nationality）这个概念。在“中华帝国”的体系中，有位于中央平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并代表中华文明的“华夏”群体，也有位于边疆地区拥有自己文化特征和社会组织传统的“四夷”。在传统中华文化的“族群观”中，有四点值得关注：一是以东亚大陆“中原地区”为世界文化、政治、人口核心区域的“天下观”；二是在给“天下”各族群分类时，以中原文化为核心标准的“夷夏之辨”；三是“文化大一统”观念以及以华夏文化去“教化”“四夷”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和策略，那些吸收和继承中原教化传统的“蛮夷”甚至可以被接受为中原地区新皇朝的统治者（天子）；四是把位于远方的、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宗教传统的文明古国区别于中原地区周边的那些文化较不发达的“蛮夷之邦”，而以比较平等和尊敬的态度对待之。这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族群格局”。
西欧在近代出现了工业化和政治启蒙运动，发展出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提出以“民族国家”取代欧洲中世纪发展出来的世袭封建传统政体，并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把“民族”的概念带到了亚洲和其他地区。在直接感知到欧洲国家的政体形式、“民族主义”理念之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大清朝不得不屈辱地放下“天朝”身段，把自己被动地纳入“民族国家”的紧身衣中，中国的知识集团们也不得不开始讨论“中华民族”的建构路径。如何定义“民族”？在中国境内哪些群体是“民族”？当时最具代表意义的争论，发生在坚持以“文化”区分“华夷”、努力把所有清朝属民都认作“中华民族”成员的“君主立宪派”和提倡只有中原“汉人”才是“中华民族”、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革命党人之间。而一心想要瓜分中国的各国列强，则积极宣扬中国存在“汉民族”“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回回民族”等，极力鼓吹和支持这些“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自决权”。帝国主义所鼓吹的这种“民族话语”和分化策略，阴魂不散，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一些地区民族主义分裂活动的“理论基础”。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如何定义中国的“民族”？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以及目前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性质？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直至今日，似乎这一讨论仍未结束。
中国自实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后，外部势力及意识形态再度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格局和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苏联解体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一些长期垄断国际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国家把中国视为竞争“敌手”，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也随之必然成为境外敌对势力分化瓦解中国的重要领域。近十几年里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一些分裂活动和恐怖暴力事件与境外势力的渗透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中国的民族问题在今天所处的国际社会发展时代的特殊性。
如何历史地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由来，理清“民族”“族群”“种族”这些核心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应用于中国各群体的历史脉络，可以帮助我们从基础学理和历史演变进程理解今天中国面对的民族问题。在中国政府认定的56个民族当中，各自的发展历史、文化特点、居住模式与中央政权的历史联系都有所不同，彼此间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又具有各自的特性。选择其中一个既具有一定共性又具有某些特性的群体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考察这个群体的历史变迁以及它在政治和文化认同意识方面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轨迹，通过解剖一个“麻雀”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各民族的共性与特性，这是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特色的社会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马雪峰出版的这本著作《从教门到民族：西南边地一个少数社群的民族史》，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所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是云南的回族群体。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回族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059万人，在今天是仅排在汉族和壮族之后的第三大民族。由于广泛散居在全国各地并以各地汉语方言为母语，回族是不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在近百年间曾有不少争议。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回族显然不能被看做一个独立的民族，因为它既没有“共同地域”也没有“共同语言”。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结构中的“回”，主要指的是新疆的“缠回”，即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族群，包括了后来“识别”出来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而在民国期间，对于部分人口集中聚居在宁、甘、青等省，其余人口散居全国各省的“回回”“回民”群体是否应当被看做一个独立的“民族”，也曾经有过许多争论。
例如范长江在他所著《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提出“关于‘回教’与‘回族’的问题，宁夏马鸿逵及大多数的干部皆为回教徒，但是他认为回民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民族，认为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而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1938年《西京平报》社论则称“回教同胞与汉人原来是同一祖先，同一种族，只是因为回教来自中亚，西北人民信奉者较多，自然形成为一个集团”。顾颉刚先生1939年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述了马鸿逵否认“回民族”的观点：“宁夏主席马鸿逵先生驳斥他们道：‘要是回教徒可以唤为回民族，那么中国信佛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为什么不叫做犹太民族呢？’”以上这些人大多倾向于把“回回”看做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不认为“回回”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持另外一种观点的刘春，则坚持认为“回回”或“回民”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他在《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回回民族的来源主要是元时来中国的回回人，回回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加入了大量汉人成分，此外还可能有回纥、回鹘人”。他批评那些否认“回回”是独立“民族”的人是“大汉族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者……对于回回民族，则根本没有承认其应有的民族地位，抹杀了他是一个民族……大汉族主义者就是在那种不承认政策的巧妙掩护下，实施着对回族的民族压迫。”《回回民族问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所持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批判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并号召各民族起来反对国民党政权。
但是，除了这些社会上的政治精英们在讨论“回回是否是一个民族”这个议题之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传统“回回”群体及其精英人物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在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系中，“回回”这一身份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四部分人的态度，第一部分是主流社会（中央政府）或主流群体（汉族）精英人物的观点，第二部分是当时主流群体（汉族）大多数民众的认知，第三部分是少数群体（回族）精英人物的观点和立场，第四部分是当时少数群体（回族）普通民众的认知。精英人物所持的立场和观点通常是从社会发展大势和精英集团自身的利益来考量的，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是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具体问题出发来认识问题的，与精英集团的考量通常存在差别。例如推动政治独立可能将使某个群体的精英集团掌权，而这样的运动很可能使本族民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总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各部分人群的认知立场，是不可能仅仅从政治斗争和抽象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我们要想真正认识中国各地“回回”群体的认同状况，可能还需要从基础性的实地调查研究做起。在这个专题领域中，马雪峰的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在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先后有好几个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过程感兴趣，也曾开展过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如菅志翔的硕士论文选题即是保安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她在学位论文基础上于2006年正式出版了《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马雪峰在2008年开展了关于白族“民族识别”的实地调查，他完成的《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一文，发表在《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9辑。祁进玉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他的研究专题是土族的“民族识别”口述史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20世纪50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一书将于近期出版。马雪峰关于云南回族的认同意识演变过程的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也可以看做这个研究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能够在理论层面探讨云南回族的群体认同意识问题，这本书首先回顾了“民族意识”这一主题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框架，随后系统地介绍了云南回族人口在居住格局、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特点，讨论了清末云南“回乱”及其社会经济原因。本书讨论的重点，是近代“民族”话语进入中国后对中国境内各群体认同意识带来的影响，以及在政府与社会精英中出现的应当以“回教”还是“回族”来定义“回回”这一群体所发生的争论。全书结构清楚，重点突出，既有云南本地回族社会的大量实地具体材料，也有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民族”以及“回族”问题的理论分析。作者对“族群”研究各类范式和其中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这本书也是我所读到的关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回族研究文献的最系统的梳理。
在中外学者有关“民族”定义、内涵和具体“民族”构建进程的分析，通常是把“建构论”与“先天论（或原生论）”作为彼此完全对立的两极来介绍。其实，两者完全可以看做相互补充的两方面因素。一个群体，在具有“民族”的自我意识并被周边群体所接受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过程中，它的具体名称（某某民族）、文化特点、人口和领土的边界，必然会带有人为建构的成分，特别是人口和领土边界通常是由本群体凭借自身当时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与周边群体的博弈、谈判中加以确定的。它自身必然怀有对外扩张的意愿，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势力的约束，领土边界的最后确定，是战争与谈判造成的具有一定偶然性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建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即使最后的人口边界（某群人是属于这个“民族”还是属于那个“民族”）和领土边界（具体划定在哪里）带有博弈和谈判结果的偶然性，但是这一切又不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所涉及的这些小群体或土地，与要求获得这些群体和土地的民族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或者本族在这些地区曾经实施过政治统治，或者其居民在语言或宗教上与本民族彼此相通，他们也具有加入本“民族”的愿望。换言之，在提出这些人口及领土要求时，多少会存在某种历史遗留的、可供“建构”的基础。在这里，所谓民族“先天论”或“原生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本书举出大量文献，以证明“明朝以降至19世纪中叶，云南穆斯林多被‘视同汉人’，从中国传统的‘教化’观来看，这是一个已经被‘教化’了的群体。……但是，地方情境中细微的区分毕竟存在，如某些饮食禁忌、生活礼仪的细微差别等，在一定的背景下，某些差别被放大和强调，从而成为族群区分的标准”。“云南穆斯林传统地方社会，实际上是云南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其结构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内地传统社会特别是云南汉地社会的一种反映。”此外，如果本书在后面部分能够增加在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时期，云南回民社区在被政府确认为“回族”时的具体行政过程，以及当地回民社区和寺坊领袖们对此事的反应的口述史研究材料的话，那么读者对“回回”“回民”转为“回族”这一转型的（云南）“地方过程”，就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作者在分析了清末保皇党、革命党的“族群”理解，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民族”认知后指出，“今日中国的民族格局，某种程度上是族群政治化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族裔化的结果”。
在21世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的政治话语而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话语，也不可能与境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完全相互隔绝，我们需要以开放的态度来阅读、理解世界各种民族主义理论和研究文献，从而把中国的民族问题放到世界民族问题的大框架内来认识各国民族问题的共性，同时也需要脚踏实地对“民族”话语在近代进入我国后的演变过程进行回溯和总结，对当前中国各地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开展实证性调查，从而总结出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性。应当把马雪峰的这一研究看做这一方向上所做出的具体努力，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在这些领域中辛勤地耕耘，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动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认知，并在国际学术发展进程中对“民族”理论与民族实践作出我们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