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2009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以“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为主题，包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阶层与团体、慈善救济、社会控制、城市治理、农村与农业、工商经济等方面的论文，作者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透过本书描述的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的多面状况，我们可以了解学术界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动向。
目录
序 一…………………………………………………………………………………虞和平／1
序 二………………………………………………………………………………欧阳恩良／5
社会流动
河北省新河县的社会流动与户口变化动向………………………………〔日本〕森时彦／1
清末湖南社会流动与湖南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周秋光 陈叙良／31
近代同乡资源的流动与制度运作……………………………………………………唐仕春／52
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挫折……………………………………………尹广泰／69
会阶层与团体
清代嘉庆朝刑科题本中的生监群体…………………………………………………周祖文／77
近代埠际贸易体系中的上海闽商……………………………………………………高红霞／91
青岛社会与青岛华商…………………………………………………………………高莹莹／106
1920年代上海“中小商人”团体的构成与性质…………………………〔韩国〕李升辉／128
国民革命时期长沙商民协会与苏广业店员联合会的冲突…………………………朱 英／138
慈善救济
力禁“花田”重农桑…………………………………………………………………郝 平／156
从“教养兼施”到“劳动教养”：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起源新探………黄鸿山 王卫平／168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诸人之地位考辨…………………………………………………朱 浒／186
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工作述论………………………………………戴斌武／208
谁为国捐躯？……………………………………………………………〔日本〕深町英夫／220
社会控制
三十年来国内关于民国社会控制问题研究述评……………………………………丁 芮／240
清代内河水运中的河盗、湖盗、江盗……………………………………〔日本〕松浦章／260
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的水利组织和村落、宗教圈问题……………………〔日本〕马场毅／273
民间组织与民众运动………………………………………………………………欧阳恩良／284
民国初年的民间教门述论……………………………………………………………梁家贵／298
城市治理
从天津脚行制度看近代搬运业的变化………………………………………………高中华／309
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述论…………………………………………………………李自典／320
上海华界的垃圾治理及对社会的促进（1927～1937）…………………廖大伟 罗 红／335
马路上的对抗…………………………………………………………………………严昌洪／352
农村与农业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问题及其他…………………………………………牛敬忠／370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官营农业移民政策初探………………………………………王 键／38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妇女劳动及其影响……………………………………邵 琪／407
统购统销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王玉贵 朱蓉蓉／423
工商经济
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公路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游海华／439
美国白银政策与中国银本位制度的终结……………………………………………蒋清宏／454
20世纪30年代东亭镇的工商业及其发展命运………………………………………郭 靖／472
序 一
虞和平
读者眼前的这本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的第四辑。此前已经出版了三辑，题目分别是《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2006年）、《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2007年）、《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2008年）。这个集刊是社会史研究中心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因第一次研讨会与会论文较多，分两辑出版，现在出版的第四辑、第五辑是第三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我们已经举办的三次研讨会，其主题分别是“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晚清以降的经济和社会”，“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我们选择的这些会议主题，看起来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主要是希望推进这些领域中一些理论问题、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的研究，会议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如2005年的第一次研讨会，主旨在于提倡社会文化史研究，这是当时方兴未艾的一个研究领域，会上对市政建设、市民生活；乡村建设、乡村生活；城乡社会文化、民间习俗等问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的第二次研讨会，重心在于推进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使社会史与经济史更好地结合，会上研讨的主要内容，一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状况及其社会原因；二是从“三农问题”的角度关注农民生活与农村建设问题；三是区域经济与区域社会的问题。2009年的第三次研讨会，则以推进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目的，就一些比较前沿的领域展开研讨，会议主题所提出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和文化传播三个领域，都是近几年开始受到关注的新问题。
这两辑所编入的第三次研讨会论文，像前三辑一样，不仅内容丰富，涉及广泛，而且对会议主题所包含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文化传播三个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有关社会流动的论述，体现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社会流动和不同地域间的空间流动。在社会流动方面，论及了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变动的平行流动。有关社会控制的论述，在盗匪、宗教、帮会等问题的研究中，体现了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两个方面、控制的制度和控制的运作两个层次。在控制者方面和控制的制度层面，显示了三种控制系统，一是国家通过权力、法制而实行的制度性控制状况；二是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自己的体系、规制而存在的自治性控制状况；三是各种公众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通过名誉、信仰而发生的自律性控制状态，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被控制者方面和控制的运作层面，反映了制度实施状况、反控制状况、失控状况和缺控状况及其原因所在。有关文化传播的论述，既涉及了传播的内容和载体，也涉及了传播的形式、途径和效果；论述的对象包括图画、电影、戏曲和小说，虽新老话题都有，但均不无新意。
近年来，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赞扬者有之，批评乃至否定者亦有之。赞扬者认为它丰富、开拓、发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批评者认为它所研究的是历史的边缘问题，不入主流，无足轻重，有“离心”（边缘化）倾向；否定者认为它所研究的内容鸡零狗碎，不见整体历史，有把历史“碎片化”的倾向。这些评论当然大多是各有所指，亦各有所持的。其中的批评和否定性的意见，虽然不符合现有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但亦不可否认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有一些探小不顾大，见零不见整的现象存在。因此，怎样克服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这种所谓的“离心”和“碎片化”现象，加强近代社会史的丰富、开拓、发展和深化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功能和作用，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近年来有不少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我本人也曾在有关社会史学科概念的论述中提出过自己的意见，把这些论述归纳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要增强社会史的整体史（总体史）意识。具体而言，则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要用整体史的眼光选择和研究具体的课题；二是要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谓整体史的眼光，就是在研究对象上不可把社会史仅仅作为其他各专门史研究的拾遗补缺，更不可是采稀猎奇；在研究视野上不能是对某一历史事物的孤立考察、就事论事，而是要关注其前因后果、上下互动、左右关联，揭示其历史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要考察所研究事物对整体历史的渊源性、联动性、代表性、象征性。所谓研究范式，就是要把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运用于一切适用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尤其是要运用于一些重大历史事物的研究，使之获得新的解释和更为全面的显示，亦使社会史研究靠近、渗入和进驻历史的中心领域。这在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史、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乃至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都已取得了良好而明显的效果。当然这种整体史的眼光和研究范式的运用，也是其他专门史研究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针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离心”和“碎片化”现象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并不是说社会史不能作为一个专门史学科。所谓研究范式，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研究的方法和视角，这并非社会史所特有的，而是每一个专门史学科都必不可少的，如近年来说得较多的“革命史范式”、“政治史范式”、“现代化史范式”，而且它们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研究范式对其他学科所研究的领域进行相应的新的研究。那么，为何就唯独是社会史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而不能成为一种专门史学科呢？对于这一问题，自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一直都在讨论，分歧颇大。依我之见，分歧的关键之点是如何认定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问题。范式论者着眼于广义的社会，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所有人类社会构成元素在内的社会；专史论者着眼于狭义的社会，即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社会，这种社会概念也被范式论者和广义社会史研究者常常提到，也是目前社会史研究者的基本对象。如果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认定为广义的社会，那么它当然不能成为一个专门史，在实际的研究中恐怕也难以操作，但是，如果把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认定为狭义的社会，那么它无疑可以成为一个专门史。如果能把社会史作为一个专门史学科，使之具有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使广大的社会史研究者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研究范畴，那就更有助于克服社会史研究中的“离心”和“碎片化”现象。
我们社会史研究中心所举办的每一次学术研讨会，都想为克服社会史研究中的“离心”和“碎片化”现象，促进社会史的整体性研究和推广社会史的研究范式，略尽绵薄之力。我们每一次会议所设定的研讨主题以及实际的研讨内容，或是历史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或是已有研究中的弱点和空白，或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或是与现实有较多联系的历史节点，都有较强的整体性研究特色、较大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希望能为社会史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发挥一定的作用。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与贵州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西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东华大学等兄弟单位联合主办；由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承办。由于会议在贵阳市举行，作为东道主的贵州师范大学，为本次会议的顺利举行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和服务工作，在本论文集出版之际，我代表本次学术研讨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所举办的每一次学术研讨会，都是与一些大学的有关院、系、所合办的，只有在他们的支持和合作之下，才使每一次研讨会得以按时而成功地举行。在此，我代表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对所有给予支持和合作的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能一如既往地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合作，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加盟到我们的这一学术研讨活动中来，使这一学术活动能够持续下去，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不断发展，更加繁荣兴旺。
2010年3月25日于近代史研究所
序 二
欧阳恩良
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圆满结束，在向学术界展示本次会议成果之际，作为会议组委会的秘书长，李长莉研究员嘱我写点东西。本人才疏学浅，在学术领域断不敢造次。但既受人所托，同时为了给本次会议的主要承办单位一个交代，本人就暂且对贵州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学科做个介绍吧。
贵州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学科也曾有过光荣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1941年创建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史地科。国内外著名学者谢六逸、杨宪益、戴乃迭、王佩芬、陈逵、向义、曹未风等都曾在此耕耘。老一辈历史学家项英杰、周春元、王燕玉、吴雁南等都为该学科的初期发展奠定了扎实深厚的科研基础和务实求真的良好学风。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吴雁南教授领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项英杰教授领衔的中亚史研究、周春元教授领衔的西南地方史研究都曾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随着这一批历史学家的相继过世，加之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学科开始钝化甚至退化，与兄弟院校的差距越拉越大，从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3年，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成立，新一任学院领导确立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发展思路，历史学学科又重新获得了生机。通过六年多的不懈努力，该学科至今已拥有一批专业知识扎实、研究视域宽广、科研方向明确稳定的年轻学者，基本构建起了一支良性交叉、重合、互补的学科队伍。现有32位成员中，有教授18名，副教授10名，博士15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1名，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专家1名，省管专家3名，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2名，全国性学术团体理事、常务理事4名。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学科于2009年被教育部评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现已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亚史、亚太经济社会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等若干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方向以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研究为重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国家七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心学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现代教育与中国话剧的产生及发展”，主持了“王阳明思想研究”、“刘师培思想研究”、“贵州建省六百周年教育思想研究”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刘师培思想研究》、《心学与中国社会》、《清代经学史通论》、《从古代乌托邦到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儒学与中国社会》、《刘师培年谱长编》等著作16部。中亚史方向专注于河中地区诸民族、诸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注重外文资料特别是原始资料的翻译与整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中亚史研究”（国家八五社科重点规划项目）、“16～19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中亚史”，承担贵州省哲社规划课题、省长基金课题、省教育厅课题多项，并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的重点课题《中部欧亚史纲》的主要研究任务，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学术专著、译著《草原帝国》、《沙俄征服中亚考叙》、《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治国策》等8部，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共5项。亚太经济社会史方向以泰国和日本这两个在亚太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为研究重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冷战时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研究”、“日本武士兴亡史”、“东南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问题研究”，主持“中日邦交三十年”、“日本战争索赔与战争认罪”、“民族国家与宪政研究：中西方‘私人财产权’之伦理价值比较”、“日本与泰国之民族国家构建比较研究”等省部级课题6项，出版《亚太资本主义研究》、《日本：刀刃上的文化》、《亚太五国：传统、改革与现代化研究》、《英国民族国家研究》等学术著作9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向以中国秘密社会史、西南人口社会史、西南民族文化与社会史为研究重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明末以降贵州秘密社会研究”、“贵州历史移民与家庭伦理变迁研究”、“西南贫困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研究”、“黔中屯堡方言的形成和演变”、“东西文化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中国西部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以贵州为例”、 “贵州苗族独木舟文化研究”，承担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清代会党》、《形异神同：中国秘密社会两大系统比较研究》、《并非两难的选择——云贵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研究》、《贵州移民史》、《无形的链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非宗族乡村》等专著18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共7项。
为加强学术交流，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鼓励学科队伍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并报销往返机票、住宿、会务等一切相关费用。同时积极协办或承办相关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即是其中之一。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副所长、贵州师范大学伍鹏程校长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由于李长莉、唐昆雄、左玉河诸位女士先生的悉心指导和辛勤工作，由于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湖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大力协助，由于所有参会学者的通力配合，“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取得了圆满成功。在此，作为本次会议组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本人谨向关心、支持和参与本次会议的所有领导、学者、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贵州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学科能继续得到学界各位师友的指导和帮助。
2010年3月29日于贵阳相宝山下尚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