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两岸学术合作
内容简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之国际性金融危机袭来，劳工状况与劳工研究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2010年秋，两岸多学科学者聚首台北，审视两岸劳动制度的变迁，对劳动制度的机制和机理变化进行评估，对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的状况进行解析，深入探讨劳工处境和劳工权利问题，对劳工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本书就是这次的劳工研究成果。
目录
导 论…………………………………………………………………………………………／1
全球化下劳动制度变迁
经济全球化对于台湾劳动体制的冲击：竞争与保护
部门的差异…………………………………………………吕建德 邱靖惠 陈昭荣／3
青年就业挑战与政策析论
——兼论“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刘梅君 刘侑学／37
制造业工时制度变化研究——以社会实践概念为视角……………………………赵 炜／70
中国大陆集体协商的制度与实践……………………………………………………郑 桥／83
劳动政策与行为
政绩驱动下的工会行动
——对F厂工会主动介入生产管理过程的调查与思考………………………游正林／99
劳动关系与劳动争议
全球商品供应链与出口加工工厂劳动关系之研究…………………………………黄德北／119
中国企业冲突性劳动争议的形成与预防机制研究…………………………………冯喜良／147
劳工处境与劳工权利
一盘棋与小卒子：中国工人在全球化中的命运及前景……………………………石秀印／161
全球化下弱势劳动族群工作平等权之维护——兼论台湾之经验…………………焦兴铠／190
解构台湾三大科学园区的就业市场特性与劳动处境
——性别、族群与阶级…………………………………………………………朱柔若／217
劳动权益受损与行动选择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刘爱玉／239
外来工为什么愿意使用法律？——义乌工会的新角色……………………………张 静／261
劳工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的工人状况与工人研究
——勾连30年的一种观察与思考………………………………………………冯同庆／277
从“社会问题研究”到劳工研究：“二战”后
台湾社会科学视角中的工人阶级………………………………………………陈信行／293
作者简介:
黄德北，世新大学（台湾）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冯同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原副院长，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徐斯勤，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执行长、政治学系副教授。
导 论
2009年夏秋，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与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讨论学术交流与合作事项，决定举办“全球化下的劳工处境与劳动研究——中国大陆、台湾两岸学术研讨会”。2010年9月18~19日，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本论文集便是由提交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编辑而成。
与会的学者审视了两岸劳动制度的变迁，对劳动政策的变化进行了评估，对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的状况进行了解析，深入探讨了劳工处境和劳工权利问题，对劳工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一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劳动制度有着非常多的相似，而且都在经历重要的社会变迁。一个共同的路向是，由政府规制型向劳资协商型逐步演进。相关学术研究的彼此参照和借鉴，显得十分有益。
据台湾学者的判断，台湾的劳动制度是政府规制型的，而多年以来在酝酿着向劳资协商型调整。相对于欧美国家，台湾制定了许多攸关劳工权益的法规，以取代工会功能。1958年的《劳工保险条例》规定了详尽的劳工福利，1984年的《劳动基准法》堪称为劳工量身定制的台湾地区的团体协约，绝大多数劳工都赖此而获得基本权益保障。《职工福利金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使工会争取福利的任务也鲜有发挥余地。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法》，不论是调解还是仲裁，政府都是主角且站在第一线。如果说，政府规制型制度在一个政治专制、社会封闭、经济控制的环境中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台湾已经进入一个经济高度动态、有大型治理组织、政治逐步民主化的环境下，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已经应该提上日程。而且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之中，现实的劳工状况已经显示出实行集体协商制度的紧迫性。
大陆实行的劳动制度也是以政府规制为主的，但已经实施了改革，而进一步的改革已经不容延宕。就立法而言，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早在1994年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简称《劳动法》）所规定，但是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歧见和实施上的障碍。在具体劳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大多仍然沿用习惯的思路和办法，即关注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失。要么是规定社会分化的数量指标，要么是孤立地满足某一阶层的利益要求。这种行政化的做法，要么只能暂时缓解矛盾，要么反而加剧矛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宜的做法是不同阶层利益主体的得失主要由相互之间的关系决定，建立和健全相关的权利规范、组织规范、程序规范，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规范，使政府规制与劳资双方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合作相协调。2010年春夏连续发生的劳动社会事件表明，为此形成共识以达至集体理性，进而逾越体制性障碍，已经显得相当紧迫。
有与会的台湾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劳动体制受到许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剧，促使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低技术劳工在重构的过程中成了弱势的一群，导致低技术或是非技术劳工的社会排除。劳动市场的“去管制”不仅仅导致劳动弹性化，也超越劳动市场而影响到福利的供给，如健康照顾、房屋、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等等。政府本身不再能够保证劳动保障法的执行，而且也无法提出有效的社会立法。以青年就业为例，青年是经济重创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却是景气好转后最后受益的对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福利体制的差异，有些政策施行于甲国时成效卓著，搬到了乙国则未必发生作用。考察台湾相关的政府应对，缺乏对参与者在就业能力、失业周期以及是否为非自愿离职的调查评估，未能审慎筛选补助对象，可能造成资源无法投注到最需要的弱势青年身上，导致资源反而被原本就能找到工作的劳工享用，压缩了弱势失业者的求职空间。表面上仅仅针对一些青年的某些措施，对台湾全体受雇者实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对工时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的研究表明，国家规制需要相应社会权利基础的建构。就工时制度而言，制造业企业延长劳动时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近年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国际比较表明，大陆缺少的是工时制度建立和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工会的作用。回顾1949年以来工时制度变化的历史，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政党主导了工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政府监控失灵。多项有关企业工会的调查显示，工会已经被排挤到企业生产过程之外，他们没有能力为工人要求缩短工时，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单方面“无限”延长，所谓“法定”的工时标准丧失了实施能力。就集体合同制度而言，大陆在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集体合同制度，呈现出运行动力不足、实际作用有限的特征。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实践层面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沿海地区已经持续相当时间的“用工荒”以及2010年春夏爆发的工潮事件，显现了劳工群体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渴望与需求。大陆劳动关系的调整已经从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主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变。大陆集体合同制度是否可以借此机遇而获得实质性进展，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二
劳动制度的变迁往往会通过政策的调整来推进，或者说相关政策的调整是劳动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作为制度变迁中当事人的劳动者，虽然受到一定政策的制约，也会对相关政策的调整表现出自主的行动。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研究了就业制度变迁中的政策调整。这项以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表明，政府的政策虽然在改善，而农民工的行动已经显现得更为急迫。农民工是工作在城市而户籍却在乡村的“两栖阶层”。这个阶层的出现，与户籍将国家人口进行城乡二元分类和分割的制度设置相关。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发生社会流动，便出现了这种“两栖人”。其实，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实行的是户口迁移自由的政策，后来，被逐步改变，进而被取消。“两栖人”开始迈入城镇却不能稳定地留下来，便成为漂泊群体、危机群体、无预期群体、怨恨群体。在这种社会压力下，相关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注意改变对农民工的制度歧视，加强对农民工的制度保护，使之逐步融入城市。但是，农民工距离与城里人的平等还有不小的差距。甚至于，他们由以前的“期望政府帮助解决”，逐渐地转变为“自主采取行动”发泄或抗争。农民工政策方面的“权变性”放开，只开了一个小口，萌发了一点意向，既表现着开放的趋势，也显示出顽强的封闭性。
上述政策调整中的“权变性”，也可以在工会的行为中显现出来。有与会的大陆学者研究了工会政策调整中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这是一项企业个案研究，案例企业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该企业工会没有专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职责，而是主动介入生产管理过程，牵头开展了“生产操作无差错”和“修旧利废”活动。其选择在“做蛋糕”而不是在“分蛋糕”上出政绩，是工会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之下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一线工人也是高度认同工会的政绩行为的。这是因为“做蛋糕”中，工会从企业获得了奖励基金，使一线工人也能够从中受益。一线工人虽然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没有认清同时还损失了一些利益。如果工会不搞这些活动的话，这些钱都可以作为奖金直接增加他们的收入。可见，劳动者理性的形成和自主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逐步才能够累进的过程。
三
无论是劳动制度的变迁，还是劳动政策的调整，实际反映的是劳动关系的变化，或者是对劳动关系变化的回应。因此，研究劳动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关系变化中劳动争议的变化，就带有本原的意义、实质的意义。
有与会的台湾学者以大陆出口加工工厂中企业行为守则运动实施的过程与结果为研究个案，探讨企业劳动关系发生的变化。企业行为守则运动要求出口厂商改善劳动条件，本来可以有助于协调劳动关系。但因目前全球商品供应链是属于买家主导的，出口加工工厂没有条件与跨国品牌公司进行议价，以致加工工厂不得不采取许多方法减少或规避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行为守则运动对一些中、大型出口导向工厂有一定的效果，但这些工厂所雇用的劳工只占大陆雇佣工人中非常少的比例。即使在这样的工厂里，在工时与加班工资等问题上也难以符合国家劳动法令的规定，劳动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因此，政府的行政监管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调查和研究了一千多起劳动争议案件，认为中小型企业容易发生争议，以个别劳动争议为主，当事人多为拥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中青年骨干劳动者，无劳动合同的用工方式容易发生争议，争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薪酬方面。不过，劳动争议的发生机理，是空间、时间、内容、方式上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许多劳动争议在仲裁立案之前，未经过调解过程，以至于随着时间的增加，冲突程度不断升级。从企业、劳动者、政府等不同视角出发，可以找到许多预防劳动争议发生的措施。发挥基层行政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利用相关专家学者等社会资源，构建高效多元的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是能够减少劳动争议发生的。
四
无论是劳动制度还是劳动政策，对于身处一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而言，都是外在的环境。劳动者的实际处境和真实享有的劳动权利，既是受这些外在环境制约的，更是他们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乃至于他们在形塑着自认为更为可行的实现权益的路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劳工研究的重心之所在，是不能不察的。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基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提出两类不同模式的结构决定着工人的不同处境。尽管全球化的环境基本相同，但是各国决定工人命运的具体因素却可能不同。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结构：第一种是一统制结构，或者称为一统模式；第二种是契约制结构，或者称为契约模式。在两种结构形式中，工人都是组成要素。从要素特点和社会分层的角度看，工人在这两种结构中可能处于相近的较低层次的位置；但是从结构内部关系和运行规则的角度看，两部分工人的处境和命运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中国属于一统制结构，3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工人的地位较计划经济时期有较大改变，然而仍未出现西方契约制结构经典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这让一些西方和国内研究者倍感困惑，认为是其体制有能力对工人阶级进行“严格管控”，是通过积极的劳动权利立法“先发制人地制约工人”，并将工人个人而非组织化的阶级纳入体制。其实，中国工人没有大规模、正式的阶级行动，确实在于国家体制的重要影响，但其影响的关键在于一统制结构，而不是西方契约模式语义下的压制和分化。劳资关系中的很多事情并非是“线性”的。就目前来说，中国工人不会向西方工人那样形成阶级意识，也不会有阶级行动。如果他们有对于一统制的反抗，那是现实结构偏离了一统制的理想和原则。如果他们有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话，那是西方的契约模式和相应的解读输入了中国。
有与会的台湾学者调查和研究台湾三大科学园区就业市场的特性和劳工处境。其中的性别视角探讨受雇人数在职位与职务分配上的差异，族群视角观照外籍劳动者特别是外籍专业人士与外籍劳工受雇比例分配，阶级视角则置焦点于专业与非专业、有技术与无技术、管理职与非管理职之间性别与族群的差别变异。认为存在着性别职业隔离，是男性优势的就业市场。引进外劳外劳指外籍劳工。的性别分配，明显反映了职业隔离的特性，劳工以女性居多而专业人士以男性为主。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受雇者受到巨大伤害，出现产业群聚的失业乘数效果，还导致了白领劳工运动的出现。白领劳工运动以自救会的形式抗争，在提升受雇者劳动权益意识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白领核心员工个人议价的模式、低阶白领优厚的福利和劳动环境等，仍然是组织化劳动者权益的障碍，在策略上势必得有所突破和创新方有可为。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对纺织服装业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及认知、行动特点进行了比较，对8个城市的24个纺织、服装企业的1051名工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的利益抗争意识和更多的利益抗争行动。他们遭遇的劳动权益受损多，对权益受损有更清醒的认识，对诸如“地板工资”、“围墙管理”的耐受力也更有限，35%的人曾经以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过利益抗争。利益受损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是被动的忍受者，而是能动的行动者。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生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以及结社力量，显著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动。农民工的个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大量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劳资冲突，推动劳资集体协商、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劳资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研究了浙江省义乌市工会的经验。在中国不少地方，劳资纠纷的法律解决存在困难，是导致劳资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根据2008年义乌工会研究小组的调查数据，却可以观察到当地劳资纠纷能够顺利进入法律解决途径的现象。这是因为，义乌工会运用半行政、半团体的特有身份，主动将各类行政以及法律机构调动并联系起来，为劳资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结构性通道，从而改善了法律渠道在便利、成本、效用和价值理念方面的不良状态，使之优于其他方法，成为外来工解决劳资纠纷的首选。作为基层工会新角色的尝试，这一新的结构勾连系统具有社会整合的效果，它消解了工人地下帮会的极端化倾向，降低了个人事件转化为群体事件、法律冲突转化为政治冲突的概率。但是，由于依赖某些条件，例如工会领导者特殊的性格和能力，这一新角色的持续和扩散仍面临挑战。尽管义乌工会的角色是社会整合而非政治整合，然而它的作用不仅展示了一种社会整合机制，更具有重要政治后果：大量中介性社会组织填补结构洞，提供非商业性、高效能、低成本、高信任度的法律服务，将劳资纠纷引向依法解决的渠道。
五
与会的人员均来自两岸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从事劳工状况和劳工理论的研究，有些还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因此，劳工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成为与会人员十分关注的题目。劳工理论研究的今后走向，也会影响劳动制度、劳动政策、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劳工处境、劳工权利等相关研究。
有与会的大陆学者认为，目前对大陆工人状况和相关理论研究做系统的回顾，尚且力有不逮。不过，了解大陆改革开放后工人的状况，以及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应该重视当事人——工人的认知和行为。因为，与文字堆累的书刊、口口相传的经验、实证调查的资料、域外飞鸿的信息等相比较，其有着本原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工人不像一些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是被人怜悯和同情的社会因子，而是有尊严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人的主体性反而得以展现，彰显着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国有企业工人在改制中自尊的展现，经历了若干过程。初期，既有原始抗争，也有有质量的群众举报。继而，他们的自尊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会政策的调整，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职代会政策的调整，促成了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多次调整。新一代工人自信的成长，甚至可以将之理解为公民权利的衍生。他们的自信促成了自身法律维权意识的成长，促成了一些基层工会真实意义的民主选举，促成了一些地方工会的社会化和群众化转型，促成了职工类、劳动类NGO的成长和被认可，还促成了突发事件的制度化解决机制。2010年春夏连续发生的劳动社会事件集中反映了工人的主体性诉求，以此为契机构建工人维权机制的社会权利基础，才是理性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大陆研究工人状况和解决工人问题，实际就是看能不能办好这件事情。
有与会的台湾学者回顾到，“二战”后台湾社会最核心的知识课题之一，就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劳工研究”在台湾社会研究中占重要地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是一个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并继续扩张中的群体的研究。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工人阶级是第一代，他们的下一代会继续投身雇佣劳动生涯。他们的集体历史实践所打造出的组织、运动、文化、观念、习俗等，势将成为后代台湾工人所承继的遗产。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台湾社会科学界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从戒严时期的禁忌状态、经济发展导向的行政课题研究，到目前比较具有层次感的不同取向的“劳工研究”。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萌发于晚近，另一方面由于戒严时期冷峻的思想箝制，试图站在工人立场并研究台湾工人阶级的严谨社会科学研究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开始在英文学术文献中出现，而大量以中文书写的论著则是解严前后才相继发表。到目前为止，台湾劳工研究和台湾工运之间的联系尚难称紧密。许多本地工运中所凸显的问题意识尚未得到清晰的表述以及具针对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探讨，而许多研究依然以欧美工运脉络中所浮现的欧美劳工研究经典课题作为主要的参考架构。但这也不是说本土研究没有“台湾化”，但本土化的劳工研究20年来的道路一直是曲折的。台湾相关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集体的努力。在集体努力试图改变现状之前，许多既存的知识常常被认为是毋庸质疑的“常识”。但运动的兴衰起落、现实的改变与不变，这种种众人共同缔造的历史总是为运动参与者提出鲜明的知识挑战，指出许许多多我们现在不懂但非常需要搞懂的课题。这种“困而后学”的、努力联系知识与行动的态度，当然不仅仅是劳工研究才具有的特色，但却是我们这个领域的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