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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

图书作者：夏滟洲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版次：1版1次

ＩＳＢＮ：9787509747209

页数：276

开 本：16

印张：17.25

装 帧：平装

字数：260千字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切人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论述了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西方作曲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从“匿名型”作曲家，到 “依附型”作曲家，再到“自由型”作曲家的漫长的社会过程，从这条历史轨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曲折历程，也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

中文目录
英文目录

导　言／1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4

　　二　基本理论问题与方法／6

第一章　作曲的开端：中古社会体制中人们的音乐实践／17

　　第一节　从无到有——早期音乐家身份的认定／21

　　　　一　音乐作为自由艺术／22

　　　　二　教会仪式中的音乐／31

　　　　三　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音乐／42

　　第二节　角色意识——音乐作曲行为的确立／55

　　　　一　中世纪音乐实践中的记谱／56

　　　　二　早期音乐家心目中的“作曲”／68

　　第三节　中世纪社会等级观念中的音乐家／86

第二章　赞助的盛行：欧洲近代社会中音乐实践的变化／95

　　第一节　从教会走向宫廷——作曲家的创作境遇／97

　　　　一　教会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99

　　　　二　宫廷赞助与音乐创作／107

　　　　三　近代时期作曲家身份获致的条件／133

　　第二节　变“神性”为“人性”——音乐的社会学思考／140

　　　　一　印刷出版与作曲家的关系／140

　　　　二　以歌剧体裁的消长看商业因素对作曲家职业的影响／148

　　　　三　中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兴起／157

第三章　承认的作曲家：早期现代世界中音乐作品的中介性／167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169

　　　　一　音乐作品趋于独立的基本条件／170

　　　　二　作品概念的确立与新形式的建构／181

　　第二节　现代意义上作曲家身份的成型／193

　　　　一　新旧体制转型期间作曲家的地位诉求／194

　　　　二　从贝多芬与赞助人的关系看审美现代性的形成／215

　　第三节　作曲家专业身份感的背后／233

结　语／239

致　谢／247

参考文献／249

人名索引／262

序言

序　　一

杨燕迪

这部论著基于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已经通过答辩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属于专题性的学术研究著述，现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有心人可以看出，在“正统”的西方音乐史论研究中，这个选题的角度比较“另类”。记得当初之所以如此选题，我作为导师和夏滟洲博士在讨论、斟酌的过程中，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个选题与作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兴趣偏好有关。不可否认，研究课题的设置与研究者自己的素质及兴味往往存在着隐蔽但又切实的联系。夏滟洲博士属于那种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的学人类型。本科阶段他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音乐创作和实践作为毕业课题，硕士阶段又从音乐美学的学科角度研究20世纪现代音乐的聆听问题，从中已经显现出他在学术探求中的某种“跨学科”倾向。因此，我们在商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达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不妨再度尝试“跨学科”的策略，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西方音乐历史进程的特殊问题，由此便有了这样一个有些“另类”的课题选择。
 
其次，选择这一课题也与我本人和夏滟洲博士近来希望拓宽西方音乐研究的取向和面向有某些关联。众所周知，西方“艺术音乐”的基本研究路径是“作（曲）家作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西方音乐中有众多卓越的大师杰作，为了理解和诠释这些至今仍“活”在当下音乐生活中的作品，我们应该对其语境文脉和内在特质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与探究。然而，貌似悖谬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我们就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音乐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因此，“音乐外部”的研究和“音乐内部”的研究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要梳理和认识“作曲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业”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从社会学角度入手的“音乐外部”研究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个选题的背后其实有某种“中国关怀”，尽管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明确表露。由于音乐这门艺术在中西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文化社会功能非常不同，“作曲家”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角色，在中国实际上是随着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进程才得以逐渐建构成形。而为了更清晰和透彻地认识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将目光回撤至西方的作曲家“同行”并进行学理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这个论题虽然讨论的是有关西方音乐的话题，但其隐含的问题指向具有中国人自己的旨趣。我一贯主张，在中国研究西方，需要带着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西方，反过来也需要从西方和全球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
 
我曾在一篇题为《作曲家的自我意识》（载《文汇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笔会”）的文章中，对夏滟洲博士的这一研究做过如下评述：“（该研究）在选题上试图有所突破，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显而易见，作曲家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生成和确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音乐艺术在西方从“功能性”到“自律性”的演化，也是音乐艺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缩影。近十余年以来，“现代性”问题（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后现代”现象讨论）已经成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相信夏滟洲博士的这一论著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给人们带来启发，并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是为序。

2013年6月2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序　　二

孙国忠

夏滟洲教授从西安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博士论文《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即将正式出版，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篇序言。欣闻此事，我当然是乐意说几句的。
 
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了多位令学界瞩目的音乐学博士，夏滟洲就是其中一位。夏滟洲的学术背景颇有特点，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前，他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且一直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对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与文化视角的音乐考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夏滟洲来上海音乐学院读博，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青年学者，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而且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想，他的导师杨燕迪教授也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这些素质和学术能力，才同意并指导他做这样一个看似不那么“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博士课题。
 
从国内现有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来看，“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是一个主要的路向。这一类型的探索和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的学术积淀与研究范式关系紧密，因为形成这一学科本身传统特色的学术关注主要集中在创作音乐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的“音乐作品”上，即：对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解读和对音乐作品艺术蕴涵的诠释。无疑，这样的研究将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论域而长期存在。然而，如果将作曲家与作品置于更宏大的语境中，我们就必须再思所谓“艺术音乐”创作的理念、机制、过程及其人文意涵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经过“新音乐学”挑战实证主义传统的探索的启示，西方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进入更为深广的学术场域，由作曲家、作品、风格、时代、流派、体裁、形式、技法等传统论题所引发的对各种音乐现象的审美思辨、社会学关注、意识形态考量与人文审思逐渐形成新的学术聚焦点。这一学术走向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夏滟洲的学术探寻与这一走向也有着某种关联。
 
夏滟洲的博士论文选题很有意义，至少在汉语世界的西方音乐史学界，这一独特的探究开垦了新的学术疆土。谁是作曲家？作曲家何为？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爱好音乐的人似乎都能回答。但是，若将它们放入西方艺术音乐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的考察，答案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作曲家（composer）的形成自然与作曲（composition）这一音乐创作活动的产生密不可分，而作曲家用作曲这样一种艺术创造所表现的个体生命存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展示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主体意识和人生价值。夏滟洲对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详细考察了中世纪至19世纪初影响音乐创作与作曲家群体生成及发展的欧洲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并运用美学—历史双向研究的方法，按时期、分阶段地分别对西方早期匿名作曲的音乐功能形态、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赞助人体制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机制、古典时代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感与地位诉求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以思辨意味的文本解读与充满个性色彩的历史阐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西方音乐文化的长卷，从中可以清晰地感知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之确立与地位获致的历史脉络。
 
我在一篇题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曾提到我所期待的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能睿智地思量特定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适当而有效地整合、关联不同学科的特色性视角及其方法和路径，在多层面的审视中揭示与阐释核心问题的实质，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对其他学科的概念套用或只是简单地将音乐之外的‘文化论述’移入音乐艺术探究的语境之中。”夏滟洲教授的这部博士论文正是我所乐意看到的历史音乐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我相信，这部具有新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3年7月3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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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作者：夏滟洲 

出版时间：2013年08月

版次：1版1次

ＩＳＢＮ：9787509747209

页数：276

开 本：16

印张：17.25

装 帧：平装

字数：260千字

内容简介: 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切人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论述了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西方作曲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从“匿名型”作曲家，到 “依附型”作曲家，再到“自由型”作曲家的漫长的社会过程，从这条历史轨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曲折历程，也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

目录 

导　言／1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4

　　二　基本理论问题与方法／6

第一章　作曲的开端：中古社会体制中人们的音乐实践／17

　　第一节　从无到有——早期音乐家身份的认定／21

　　　　一　音乐作为自由艺术／22

　　　　二　教会仪式中的音乐／31

　　　　三　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音乐／42

　　第二节　角色意识——音乐作曲行为的确立／55

　　　　一　中世纪音乐实践中的记谱／56

　　　　二　早期音乐家心目中的“作曲”／68

　　第三节　中世纪社会等级观念中的音乐家／86

第二章　赞助的盛行：欧洲近代社会中音乐实践的变化／95

　　第一节　从教会走向宫廷——作曲家的创作境遇／97

　　　　一　教会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99

　　　　二　宫廷赞助与音乐创作／107

　　　　三　近代时期作曲家身份获致的条件／133

　　第二节　变“神性”为“人性”——音乐的社会学思考／140

　　　　一　印刷出版与作曲家的关系／140

　　　　二　以歌剧体裁的消长看商业因素对作曲家职业的影响／148

　　　　三　中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兴起／157

第三章　承认的作曲家：早期现代世界中音乐作品的中介性／167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169

　　　　一　音乐作品趋于独立的基本条件／170

　　　　二　作品概念的确立与新形式的建构／181

　　第二节　现代意义上作曲家身份的成型／193

　　　　一　新旧体制转型期间作曲家的地位诉求／194

　　　　二　从贝多芬与赞助人的关系看审美现代性的形成／215

　　第三节　作曲家专业身份感的背后／233

结　语／239

致　谢／247

参考文献／249

人名索引／262

序言

序　　一

杨燕迪

这部论著基于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已经通过答辩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属于专题性的学术研究著述，现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有心人可以看出，在“正统”的西方音乐史论研究中，这个选题的角度比较“另类”。记得当初之所以如此选题，我作为导师和夏滟洲博士在讨论、斟酌的过程中，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个选题与作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兴趣偏好有关。不可否认，研究课题的设置与研究者自己的素质及兴味往往存在着隐蔽但又切实的联系。夏滟洲博士属于那种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的学人类型。本科阶段他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音乐创作和实践作为毕业课题，硕士阶段又从音乐美学的学科角度研究20世纪现代音乐的聆听问题，从中已经显现出他在学术探求中的某种“跨学科”倾向。因此，我们在商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达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不妨再度尝试“跨学科”的策略，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西方音乐历史进程的特殊问题，由此便有了这样一个有些“另类”的课题选择。
 
其次，选择这一课题也与我本人和夏滟洲博士近来希望拓宽西方音乐研究的取向和面向有某些关联。众所周知，西方“艺术音乐”的基本研究路径是“作（曲）家作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西方音乐中有众多卓越的大师杰作，为了理解和诠释这些至今仍“活”在当下音乐生活中的作品，我们应该对其语境文脉和内在特质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与探究。然而，貌似悖谬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我们就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音乐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因此，“音乐外部”的研究和“音乐内部”的研究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要梳理和认识“作曲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业”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从社会学角度入手的“音乐外部”研究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个选题的背后其实有某种“中国关怀”，尽管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明确表露。由于音乐这门艺术在中西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文化社会功能非常不同，“作曲家”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角色，在中国实际上是随着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进程才得以逐渐建构成形。而为了更清晰和透彻地认识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将目光回撤至西方的作曲家“同行”并进行学理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这个论题虽然讨论的是有关西方音乐的话题，但其隐含的问题指向具有中国人自己的旨趣。我一贯主张，在中国研究西方，需要带着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西方，反过来也需要从西方和全球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
 
我曾在一篇题为《作曲家的自我意识》（载《文汇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笔会”）的文章中，对夏滟洲博士的这一研究做过如下评述：“（该研究）在选题上试图有所突破，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显而易见，作曲家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生成和确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音乐艺术在西方从“功能性”到“自律性”的演化，也是音乐艺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缩影。近十余年以来，“现代性”问题（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后现代”现象讨论）已经成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相信夏滟洲博士的这一论著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给人们带来启发，并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是为序。

2013年6月2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序　　二

孙国忠

夏滟洲教授从西安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博士论文《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即将正式出版，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篇序言。欣闻此事，我当然是乐意说几句的。
 
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了多位令学界瞩目的音乐学博士，夏滟洲就是其中一位。夏滟洲的学术背景颇有特点，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前，他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且一直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对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与文化视角的音乐考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夏滟洲来上海音乐学院读博，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青年学者，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而且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想，他的导师杨燕迪教授也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这些素质和学术能力，才同意并指导他做这样一个看似不那么“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博士课题。
 
从国内现有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来看，“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是一个主要的路向。这一类型的探索和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的学术积淀与研究范式关系紧密，因为形成这一学科本身传统特色的学术关注主要集中在创作音乐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的“音乐作品”上，即：对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解读和对音乐作品艺术蕴涵的诠释。无疑，这样的研究将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论域而长期存在。然而，如果将作曲家与作品置于更宏大的语境中，我们就必须再思所谓“艺术音乐”创作的理念、机制、过程及其人文意涵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经过“新音乐学”挑战实证主义传统的探索的启示，西方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进入更为深广的学术场域，由作曲家、作品、风格、时代、流派、体裁、形式、技法等传统论题所引发的对各种音乐现象的审美思辨、社会学关注、意识形态考量与人文审思逐渐形成新的学术聚焦点。这一学术走向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夏滟洲的学术探寻与这一走向也有着某种关联。
 
夏滟洲的博士论文选题很有意义，至少在汉语世界的西方音乐史学界，这一独特的探究开垦了新的学术疆土。谁是作曲家？作曲家何为？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爱好音乐的人似乎都能回答。但是，若将它们放入西方艺术音乐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的考察，答案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作曲家（composer）的形成自然与作曲（composition）这一音乐创作活动的产生密不可分，而作曲家用作曲这样一种艺术创造所表现的个体生命存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展示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主体意识和人生价值。夏滟洲对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详细考察了中世纪至19世纪初影响音乐创作与作曲家群体生成及发展的欧洲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并运用美学—历史双向研究的方法，按时期、分阶段地分别对西方早期匿名作曲的音乐功能形态、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赞助人体制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机制、古典时代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感与地位诉求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以思辨意味的文本解读与充满个性色彩的历史阐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西方音乐文化的长卷，从中可以清晰地感知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之确立与地位获致的历史脉络。
 
我在一篇题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曾提到我所期待的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能睿智地思量特定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适当而有效地整合、关联不同学科的特色性视角及其方法和路径，在多层面的审视中揭示与阐释核心问题的实质，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对其他学科的概念套用或只是简单地将音乐之外的‘文化论述’移入音乐艺术探究的语境之中。”夏滟洲教授的这部博士论文正是我所乐意看到的历史音乐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我相信，这部具有新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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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1

　　一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4

　　二　基本理论问题与方法／6

第一章　作曲的开端：中古社会体制中人们的音乐实践／17

　　第一节　从无到有——早期音乐家身份的认定／21

　　　　一　音乐作为自由艺术／22

　　　　二　教会仪式中的音乐／31

　　　　三　日常生活中的世俗音乐／42

　　第二节　角色意识——音乐作曲行为的确立／55

　　　　一　中世纪音乐实践中的记谱／56

　　　　二　早期音乐家心目中的“作曲”／68

　　第三节　中世纪社会等级观念中的音乐家／86

第二章　赞助的盛行：欧洲近代社会中音乐实践的变化／95

　　第一节　从教会走向宫廷——作曲家的创作境遇／97

　　　　一　教会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99

　　　　二　宫廷赞助与音乐创作／107

　　　　三　近代时期作曲家身份获致的条件／133

　　第二节　变“神性”为“人性”——音乐的社会学思考／140

　　　　一　印刷出版与作曲家的关系／140

　　　　二　以歌剧体裁的消长看商业因素对作曲家职业的影响／148

　　　　三　中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兴起／157

第三章　承认的作曲家：早期现代世界中音乐作品的中介性／167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169

　　　　一　音乐作品趋于独立的基本条件／170

　　　　二　作品概念的确立与新形式的建构／181

　　第二节　现代意义上作曲家身份的成型／193

　　　　一　新旧体制转型期间作曲家的地位诉求／194

　　　　二　从贝多芬与赞助人的关系看审美现代性的形成／215

　　第三节　作曲家专业身份感的背后／233

结　语／239

致　谢／247

参考文献／249

人名索引／262

序言

序　　一

杨燕迪

这部论著基于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已经通过答辩并获得好评的博士论文，属于专题性的学术研究著述，现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有心人可以看出，在“正统”的西方音乐史论研究中，这个选题的角度比较“另类”。记得当初之所以如此选题，我作为导师和夏滟洲博士在讨论、斟酌的过程中，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个选题与作者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兴趣偏好有关。不可否认，研究课题的设置与研究者自己的素质及兴味往往存在着隐蔽但又切实的联系。夏滟洲博士属于那种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的学人类型。本科阶段他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音乐创作和实践作为毕业课题，硕士阶段又从音乐美学的学科角度研究20世纪现代音乐的聆听问题，从中已经显现出他在学术探求中的某种“跨学科”倾向。因此，我们在商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达成了不约而同的共识——不妨再度尝试“跨学科”的策略，以社会学的视角思考西方音乐历史进程的特殊问题，由此便有了这样一个有些“另类”的课题选择。
 
其次，选择这一课题也与我本人和夏滟洲博士近来希望拓宽西方音乐研究的取向和面向有某些关联。众所周知，西方“艺术音乐”的基本研究路径是“作（曲）家作品”，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西方音乐中有众多卓越的大师杰作，为了理解和诠释这些至今仍“活”在当下音乐生活中的作品，我们应该对其语境文脉和内在特质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与探究。然而，貌似悖谬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音乐，我们就不能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本身。音乐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因此，“音乐外部”的研究和“音乐内部”的研究就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例如，要梳理和认识“作曲家”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职业”的生成和演变过程，从社会学角度入手的“音乐外部”研究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个选题的背后其实有某种“中国关怀”，尽管作者并没有在文中明确表露。由于音乐这门艺术在中西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文化社会功能非常不同，“作曲家”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角色，在中国实际上是随着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性”社会和文化进程才得以逐渐建构成形。而为了更清晰和透彻地认识中国作曲家和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将目光回撤至西方的作曲家“同行”并进行学理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这个论题虽然讨论的是有关西方音乐的话题，但其隐含的问题指向具有中国人自己的旨趣。我一贯主张，在中国研究西方，需要带着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西方，反过来也需要从西方和全球的角度反观我们自己。
 
我曾在一篇题为《作曲家的自我意识》（载《文汇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笔会”）的文章中，对夏滟洲博士的这一研究做过如下评述：“（该研究）在选题上试图有所突破，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显而易见，作曲家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生成和确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音乐艺术在西方从“功能性”到“自律性”的演化，也是音乐艺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缩影。近十余年以来，“现代性”问题（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后现代”现象讨论）已经成为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相信夏滟洲博士的这一论著会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给人们带来启发，并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是为序。

2013年6月2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序　　二

孙国忠

夏滟洲教授从西安打来电话，告知他的博士论文《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作曲家社会身份的形成与承认》即将正式出版，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篇序言。欣闻此事，我当然是乐意说几句的。
 
近十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了多位令学界瞩目的音乐学博士，夏滟洲就是其中一位。夏滟洲的学术背景颇有特点，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之前，他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且一直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他对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与文化视角的音乐考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自从夏滟洲来上海音乐学院读博，我对他的了解逐渐加深。这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青年学者，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而且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想，他的导师杨燕迪教授也许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这些素质和学术能力，才同意并指导他做这样一个看似不那么“传统”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博士课题。
 
从国内现有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来看，“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是一个主要的路向。这一类型的探索和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的学术积淀与研究范式关系紧密，因为形成这一学科本身传统特色的学术关注主要集中在创作音乐的“人”与作为艺术形态的“音乐作品”上，即：对作曲家创作风格的解读和对音乐作品艺术蕴涵的诠释。无疑，这样的研究将作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论域而长期存在。然而，如果将作曲家与作品置于更宏大的语境中，我们就必须再思所谓“艺术音乐”创作的理念、机制、过程及其人文意涵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经过“新音乐学”挑战实证主义传统的探索的启示，西方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进入更为深广的学术场域，由作曲家、作品、风格、时代、流派、体裁、形式、技法等传统论题所引发的对各种音乐现象的审美思辨、社会学关注、意识形态考量与人文审思逐渐形成新的学术聚焦点。这一学术走向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而易见，夏滟洲的学术探寻与这一走向也有着某种关联。
 
夏滟洲的博士论文选题很有意义，至少在汉语世界的西方音乐史学界，这一独特的探究开垦了新的学术疆土。谁是作曲家？作曲家何为？对这样的问题，每个爱好音乐的人似乎都能回答。但是，若将它们放入西方艺术音乐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的考察，答案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作曲家（composer）的形成自然与作曲（composition）这一音乐创作活动的产生密不可分，而作曲家用作曲这样一种艺术创造所表现的个体生命存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才能展示具有身份归属感的主体意识和人生价值。夏滟洲对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详细考察了中世纪至19世纪初影响音乐创作与作曲家群体生成及发展的欧洲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并运用美学—历史双向研究的方法，按时期、分阶段地分别对西方早期匿名作曲的音乐功能形态、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赞助人体制下产生的音乐创作机制、古典时代市民社会中作曲家的使命感与地位诉求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以思辨意味的文本解读与充满个性色彩的历史阐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西方音乐文化的长卷，从中可以清晰地感知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之确立与地位获致的历史脉络。
 
我在一篇题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学术传统与当代视野”（载《音乐研究》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曾提到我所期待的历史音乐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能睿智地思量特定研究专题的具体情况，适当而有效地整合、关联不同学科的特色性视角及其方法和路径，在多层面的审视中揭示与阐释核心问题的实质，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层上对其他学科的概念套用或只是简单地将音乐之外的‘文化论述’移入音乐艺术探究的语境之中。”夏滟洲教授的这部博士论文正是我所乐意看到的历史音乐学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优秀成果。我相信，这部具有新意的学术专著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3年7月3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