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分析了各种国民性定义，总结了20世纪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回顾了以往的国民性研究成果，综合考察了不同国家国民的态度、价值体系和心理状态。英格尔斯观察了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个国家的国民性，他系统分析了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经济体制对一国国民性的“形塑”作用。本书是综合性评述性的著作，从概念内涵、基本理论、历史进程、研究视角、著名案例、研究方法到系统比较无一疏漏，称得上是一部国民性研究的大全手册。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编 一般定位
第一章 国民性：众数人格与社会文化体系的研究／ 3
国民性研究的历史发展 ／ 4
人格理论：分析众数人格的路径 ／ 15
从经验角度描述众数人格的理论问题 ／ 30
众数人格评估中的方法论问题 ／ 43
社会文化体系对众数人格形成的影响 ／ 57
众数人格对社会制度运作的影响 ／ 65
第二编 描绘国民性:德国俄国美国
第二章 论德国“精神” ／ 121
第三章 众数人格及其对苏联社会政治体系的适应／ 127
样本和方法 ／ 127
俄国众数人格特征要点 ／ 130
众数人格与社会政治体系的关系 ／ 137
社会阶层分化 ／ 142
第四章 美国国民性的持续和改变／ 149
看待国民性的方式 ／ 151
美国人性格的持续性 ／ 154
对性格持续性的解释 ／ 161
变化方向 ／ 164
结论 ／ 169
第三编 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稳定和变迁相关的国民性
第五章 个人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 181
埃里克森论宗教变化和认同危机 ／ 184
麦克利兰德论成就需要与经济发展 ／ 186
工业化与个体的现代化 ／ 189
一些尝试性命题 ／ 191
第六章国民性与现代政治体系 ／ 195
国民性是什么？如何测评？ ／ 196
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 ／ 201
回顾系统的经验研究 ／ 202
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 ／ 212
描述民主性格 ／ 215
问题与前景 ／ 220
第七章 上升的预期：革命、进化或退化／ 231
论预期的性质 ／ 231
预期上升的革命 ／ 233
下降预期的焦点 ／ 235
预期和少数群体地位 ／ 237
第四编多国比较
第八章 个体现代性的国家差异／ 245
样本和研究设计 ／ 246
建立严格的、可跨国比较的个体现代性量表（IM） ／ 249
基本问题和基线数据 ／ 251
国家差异的长期存在 ／ 253
国籍与其他变量的影响力比较 ／ 256
某些国家在培育个体现代性上的优势 ／ 258
第九章 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跨国视角／ 269
方法 ／ 270
结论 ／ 276
相反趋向 ／ 287
总结和结论 ／ 291
第十章 工业化、现代化与生活质量／ 298
生活质量的含义 ／ 299
生活质量与现代化的关系 ／ 302
生活条件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 304
文化敏感性和国民独特反应倾向 ／ 307
第十一章 国民性再探讨／ 323
研究文献的增长 ／ 325
一个警示 ／ 328
国民幸福 ／ 329
比较荷兰与丹麦 ／ 333
探寻美国精神 ／ 336
索引 ／ 347
作者简介: [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他是政治行为、现代化、社会心理、民族性和社会资本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编辑推荐中文目录
序 言
总 序
丛日云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19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80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1988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神圣与世俗——世界范围的宗教与政治》（与诺里斯合著）(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实际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前 言
本书讨论的主题有人认为不存在；有人承认存在，但觉得讨论它有种族主义之嫌。两种观点都有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说服它的读者：我反对这两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国民性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可以考量，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看到的国民性的多样性与生物、遗传意义上的种族相关。相反，所有的证据表明，具有相同民族起源的人若处于不同的国家环境，会表现出殊为不同的心理特质；而处于同一国家环境中（如美国或比利时）的不同民族则会拥有相同的国民性。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开始，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因为丰富、深刻、令人信服地刻画了他们访问或长期居住的各种共同体的独特制度和行为而声名卓著。现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已经变得如此经典，任何关于美国历史、社会的著述都不可能不讨论他关于美国国民性的观点。既然这些作者是理解国家和人民性格时广受认可的主要权威和重要参考，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怀疑有没有国民性这回事。实际上，这种怀疑仅仅表达了对显见事实的视而不见。国民性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特点如何，这方面的很多困惑不是来源于怀疑者，而是来源于界定这个概念的随意和模糊，以及考察这个主题时严重的方法缺陷。这些问题我在第一章中有详细讨论，这章由我和故去的丹尼尔·列文森（Daniel Levinson）共同完成。
在第一章中，我们回顾了很多学术文献，尤其是二战之后关于国民性的不同认识。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方面的困惑是由不同学者所使用的多种指标造成的，其中既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这个国家包裹婴儿的习俗。我们认为，性格的字面意思是指融入个体人格的气质倾向；而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共同具有的气质倾向的综合。为避免过于简单化，我们提议通过一个宽泛的人格概念来理解国民性，这个人格概念体现在我们勾勒的体系中。依这个体系而来的将是一幅多维图像。它公允地考虑人的精神心理的复杂性，内容涉及如何理解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我们既小心地假定某个国家的国民将展示某一类性格特征，同时也认为一个人表现的心理特性是多种多样的。最后，我们希望关于国民性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印象层面，而是基于测量，通过客观、可复制的程序，对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样本进行系统的心理测试和价值调查。
达到我们为国民性研究所设定的标准很难。首先因为耗费巨大，所以目标只能部分实现。我们自己的研究只能如此——大致接近理想，第二编收录的论文亦然。在这部分我们报告了三个不同国家国民性的研究尝试。第二章论“德国精神”，总结二战前后关于德国性格的研究，认为它们是浪漫理想主义和注重等级秩序的结合。在评价这个形象时，我强调它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如果设计这些因素就是为了改变它们。
如果说第二章关于德国人性格的分析大多是转述，那么第三章关于俄国人众数人格及其对苏联社会的适应则是直接研究。二战之后决定不返回苏联的难民们当然不是现在苏联人口的典型样本，但他们具有教育、职业和地缘上的广泛代表性。有了这个群体，海夫曼（Eugenia Hanfmann）、贝耶尔（Helen Beier）和我可以开展多种心理测试和价值意见调查。分析这些丰富的资料时，我们使用的是早前我和丹尼尔·列文森共同提出的研究众数人格的一般原则。这些俄国人表现出很多特点，不仅为他们的群体共有，而且也与我们同期研究的美国群体所体现的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俄国人更知道他们要求满足的冲动，更接受自己和他人的这种冲动，与美国人相比，他们较少自我控制，更多依赖来自其他成员或公共权威的外在社会强制。而被我们认为代表俄国国民性的众数人格模式远非主流，多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那儿则不明显。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对象的主要人格模式、性格和他们的共产党领袖的性格以及当时实行的政治体系的许多特点之间存在重大矛盾。
第四章关于美国国民性的分析更符合我们所设定的标准，因为大量样本的研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证据显示，美国人在态度、价值和行为倾向上体现出某类特征，比如热心、积极、相信别人、有用感和反对权威。这些特征前人多有论及，其中尤以托克维尔著名，所以我们的任务是面对国民构成的巨大变化，如何解释国民性的这种连续性。本章探讨不同的解释，首要关注美国学校制度的影响。
尽管前四章已经反复触及国民性和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关系问题，但第三编的论文才完全聚焦于这一主题。第五章致力于使国民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正式化、体系化，尤其关注社会变化问题。它首先回顾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出色研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戴维·麦克利兰德（David C McClelland）和其他人的著作。以此为基础，针对社会结构和居民性格的内在关系，我提出六个主命题、七个分命题。这些命题既包括一般性论断，如“社会体系的持续存在有赖于它体现了特定的心理特点”，也有一些非常具体、被经验证明的假设，如“社会文化体系的变化比性格模式的变化更多、更快、更广”。
第六章的分析深入政治体系层面，尤其关注哪种国民素质滋养和维护民主政治。本章先回顾关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杰出研究，这些研究重在揭示权威人格的不同变种，以及阿尔蒙德（G A Almond）和维巴（S Verba）论述政治文化的开山之作，然后勾勒民主性格的画像。
所有现代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人们的期望——这个体系能够和应该给个体和群体带来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态度和价值上的变化，通常被称为“期望上升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这是第七章的研究重点。同时本章也强调国家人口分化的重要性。在美国公众期望升高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城乡居民、黑人白人的反应差异显著。
第四编是关于不同国民性的系统比较。在第八章中，我们综合使用了态度、价值和行为倾向的衡量尺度，它们是个体现代性的典型指标。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衡量标准，比如个人的有用感，安排日常生活的习惯，对新经验的开放度等。城市产业工人和乡下农民构成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研究样本。通过对不同强大社会力量的仔细比较研究，比如教育，可以看到，前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居民体现的个人现代性素质明显弱于来自阿根廷和智利的居民。
关于个体现代性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对人们心理倾向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即使我们仅考虑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我和拉里·达尔蒙德（Larry Diamond）在第九章系统地探究了这个观念，那里的证据表明这种国家层面的“语境作用”的确具有实质性和一贯性。纵览对不同国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发现生活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人们拥有更强烈的个人价值感，更相信人性可以改变，人性包含众多价值和心理倾向。
第十章从生活质量的特定角度研讨问题，不同国民如何经历、表达和评价他们的生活。数据资料再一次证实，经济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满意度更高。但数据同样令人惊异地显示，不同国民对生活有着顽固的不同理解。比如，巴西人自我感觉很幸福，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很满意，即使这种感受与他们拮据的国民收入极不相称。而日本人尽管获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却依然代表着这样一些国民：常常忧虑，觉得没有足够的钱应付日常开销，整体上觉得生活不尽如人意。
在结尾，即第十一章，我们重新回到在1969年首次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我们希望界定国民性的研究领域，制定研究议题，现在要看一看完成得如何。一方面，研究已达到全新水平，因为科技进步使得众多国家能够使用相同的问卷测试，同时调查全部国民。在本章中，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比较不同国民的幸福感，利用它们探寻在其他方面紧密联系的两国国民如何在态度和价值问题上令人费解地相异。我们还利用这些数据进一步研究美国国民性，通过辨析绝大多数美国人一贯表达的价值和信仰，从而清晰地刻画“美国精神”。
未来的挑战在于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保证不同国家国民样本的真正代表性，另一方面不要丢掉早期开创性研究所具有的优势。他们运用的手段敏锐细致，用以理解问题和分析数据的理论也很成熟。
除了一些小的修正和修饰，这本书中的论文与它们最初发表时完全一致。一方面，我避免在论文中添加后来发现的材料，以免打断文章思路。更重要的，我希望如实保持文章当时的历史语境。这样，我的持续45年、求索国民性的漫长旅程便有迹可寻。重读本书收录最早的一篇论文，即1949年发表的《论德国“精神”》中我所阐明的原则，我很欣慰自己仍然恪守，也会毫不犹豫地认定它们今天仍有意义。原则需要坚守，但研究的进展，虽说小有所获，其缓慢和失衡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也许科学研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的越多，未知的范围便越大。无论如何，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为了进一步理解人类的社会心理特性，理解这种特性与不同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的因果互动，卓有成效的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我希望在这里提供的，可以成为仍在建构之中的更大的知识结构的坚实基础。
1995 7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