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对整个部门进行系统描述和分析，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判断，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对重大事件给予记录和评价。书中内容包括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整体描述与分析，对非公募基金会、透明与问责、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重要议题的关注，对社会企业北京富平学校、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香港“苗圃行动”创办者陈庆芸等典型组织、项目和人物进行深度剖析，以及对近两年第三部门重大事件的记录和评价。
目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
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环境分析……………………………………………3
第二部分 分报告
第三部门的新成员：企业（家）基金会………………………………………………………103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现状…………………………………………………………121
公益评奖重在什么………………………………………………………………………………143
媒体助推下的公益领域的问责…………………………………………………………………159
启动梦想点亮天空——大爱中的志愿者………………………………………………………173
第三部分 典型案例
典型机构
富平家政：一个中国社会企业的故事……………………………………………………191
“格桑花”在虚拟社区中绽放……………………………………………………………214
典型项目
“小包裹”启动“大爱心”的奇迹………………………………………………………235
支持民间公益——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透视 ………………258
媒体制作《慈善导航》：让每笔钱花得更有效…………………………………………274
“多背一公斤”：年轻人的快乐公益……………………………………………………290
典型人物
李连杰与“壹家人”的公益理念…………………………………………………………306
服务内地的香港公益人士陈庆芸…………………………………………………………320
典型事件
2010年中国打工仔的觉醒…………………………………………………………………341
第四部分 大事记
大事记……………………………………………………………………………………………357
致 谢……………………………………………………………………………………………367
作者简介：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冯利，博士，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CEO、创始人。
序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两个方面都在经受历史的考验。于经济发展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影响中国经济，出口的锐减，世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及对该类企业中国海外并购的抵制，西方国家政治操控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及顺势涌入的热钱，为提振经济增发的国债和货币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国进民退和资产价格上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而推动农业原材料价格上升和制造成本上升，西方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控制及中国产业升级所需创新的缺乏，如此等等，错综复杂，负面影响和冲击着中国经济，挑战着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但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处在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内需成长旺盛从而国内市场支撑力强，4万亿巨大的国家投入拉动内需和就业进一步提升，货币和金融管控壁垒仍然存在一个避免完全被冲击的堤防，国家和各地区鼓励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企业积极寻求对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出口，以替代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从而弥补出口锐减，如此等等，抵消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经济近两年能坚持演奏在全球金融危机寒风中一枝独秀的旋律。
从社会变革方面看，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在发生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彩变化。
从企业方面看，“5·12”地震首现亿元捐，玉树地震后出现更多的亿元捐赠，甚至出现数十亿元股份捐赠和宣告“裸捐”，非公募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并给业界带进一股去行政化独立运作和社会企业良性治理的新风。同时很多企业捐赠后缺乏对捐赠结果的问责，70%~80%的捐赠又通过缺乏执行能力的官办NPO流回政府财政成为二次税收，因此捐赠并未充分起到推动次公共空间重构和社会变革的作用。这就使得大额捐赠往往带有新闻炒作和权钱交易的嫌疑，引起社会的质疑。
从公众方面看，公众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捐赠的市场也在逐步扩大，甚而涌现出很多个人艰难探求自己公益道路的案例，令我们在这个过分物质和金钱化的世界得到诸多慰藉。但由于有效率的公益组织的缺乏，个人的志愿远未得到充分动员。另一方面也由于平时无人过问，灾害来临时只能启动“单位”和“系统”强制动员捐款机制，捐款说明、去向、用途无反馈机制，公众常有被募捐的强迫感。这种传统方法与中国的公益管理机制相吻合，日益显示出它的负面效应，不被公众所认可。
从政府方面看，政府意识到社会捐款日益成为一种资源和可利用的力量，NPO组织是一种政府力量不及的补充。但对这种未纳入党政系统直管组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仍存在较深忧虑，因此仍然未能较长远地考虑这些组织的未来走向和社会角色的良性定位，致使这一期间出现十分矛盾的心理行为。表现为：一方面放开非公募基金会，另一方面更加强化公募基金会的行政化管理；一方面动员社会增加募捐，另一方面又强调将社会募集资金纳入政府计划管理。极端的例子是责令基金会将玉树震灾的募捐资金打入青海省政府的账户。另一极端的例子是山西某县政府召集当地煤老板行政化募捐近10亿元，华南某省政府向当地所在企业行政化募捐数十亿元。社会公益有可能变成政府敛财增加财力与灵活偏好的工具。
从NPO组织方面看，非公募基金会作为一股新生力量，给业界带来巨大的治理结构示范，对中国公益社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为了争取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各自或联合发布了“自律准则”，筹建了基金会中心以自我披露信息，向政府证明自己无害于社会，当然更有李连杰壹基金的大胆试验，企图在最大的官办NPO中植入一条名人公募鲶鱼，以及王振耀下海创办第一个由民办公益资助的研究院，等等，给业界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业界的格局和力量对比依然是传统行政统领的力量更加强大，这对公益资源的使用精准和效率来说依然迷雾重重。
从社会精英和媒体看，越来越多的知识界精英和学者卷入到公益发展的探索方面，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媒体的介入也更加广泛和深入。对汶川震灾社会捐赠80%回流政府的探讨，对玉树震灾社会募捐打到政府账户的质疑，对政府主管部门既做裁判又当球员的讨论，以及慈善导航电视节目的制作，北大2009十大公益事件的评选，中国消除贫困奖引发的争议，巴比宴及中国媒体的热议，如此等等，社会公益正从冷僻的社会角落走向公众舞台，从而诱发对行业发展方向的讨论和质疑。同时，体制病的客观存在对公益心理和行为的扭曲，信息体系的缺乏引致的扑朔迷离，社会浮躁导致的研究不深入和议论粗浅纷呈，媒体调查追踪不够深入，单纯追求新闻效果与吸引眼球，都在困扰着行业的图像清晰度和导航。
上述各方近两年的变化，喜忧参半。但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公益的潜在市场迅速扩容，存在着一个公益市场的容量急速提升的可能性，而我们现存的管理体制和能力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是否做好了迎接这一场公益市场提速的准备，是一个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大课题。
经济增长并不是衡量中国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准，相反在中国经济成长到现存水平的今天，社会变革的速度与社会结构的平衡和谐转型更能成为衡量中国文明进步的标准，因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的和谐转型体现了发展的细节和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治理的水平。而这种社会转型的平稳与和谐性取决于上述利益相关各方角色意识的觉醒、角色意识的表达、志愿精神的萌发、自组织水平的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与改善、行业管理和自律规则的制定、行业监管和研究导向水平的提升。而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如何促使相关方共享行业信息、分享经验和教训、形成合作与同盟，对于影响和引导健康的行业理念、角色意识和行为模式，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从2010年度开始，资助《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的研究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1）》，是康晓光教授和冯利博士带领他们的团队辛勤耕耘了8个多月的成果。除了总论部分过于理论化之外，这本报告是迄今我所看到结构最为严谨、行业观察角度犀利而深入、观察系统全面、收集材料翔实、案例调研精深、对行业相关各方具有启迪指导作用的很好的一本行业观察报告。希望这本报告作为一个好的开端，对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社会结构的平稳与和谐转型，扮演它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
何道峰
201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