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贫困、发展与减贫丛书
内容简介：本书回顾了中国和国际公益组织在过去十年间的实践，并展望各领域公益组织对新扶贫规划的期望。书中通过不同领域的NGO已经取得成效的行动研究和社区实践案例，有针对性地对扶贫项目的操作理念、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方式进行了还原、分析和归纳，而32个鲜活的行动（研究）案例以及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思考，多维度地体现了NGO对社区需求的敏感回应，体现了NGO业界近年来出现的追求专业化倡导价值的趋势。
目录
第一章 大扶贫：分享、赋权与发展………………………………………………毛维准／1
第二章 助残与扶贫：助残公益组织扶贫工作的实践与建议
…………………………………………………………杨洪斌 齐乾坤 苗春雨／88
第三章 艾滋病防治、关怀与扶贫：民间组织是不可或缺的桥梁………………李 想／111
第四章 流动人口与扶贫：经验总结与政策建议………………………韩嘉玲 张 眉／131
第五章 教育与扶贫：切近贫困人口人生发展的真实需求……………梁晓燕 赵丽霞／151
第六章 社会性别与妇女反贫困：现状、挑战、建议…………………赵 群 王云仙／168
第七章 气候变化与贫困：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刘海英／204
第八章 西部农村社区发展与扶贫：实践经验、本土创新与政策启示
……………………………………………………………………胡小军 林连华／230
结 语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中公益组织参与大扶贫的价值和策略………………陆德泉／273
作者简介 刘海英，管理学博士（农村发展专业），中国发展简报主任编辑。
序言:
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消除贫穷和饥饿”位居其首，与初等教育普及、两性平等、儿童和妇女保健、防治艾滋病和疟疾，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等七个目标并列。就过去数十年来国际社会消除扶贫的不懈努力和实践而言，扶贫的成效与上述领域的进展相互依存、息息相关。可以说，扶贫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多维度、跨领域实施，才能真正触及贫困发生的根源，有效遏制贫困问题。
过去30年正是中国扶贫的30年。政府体现了在扶贫资源集中动员上的优势，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实现了大规模减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然而，在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规模化缩减的同时，贫困问题变得复杂多元，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相当规模的返贫现象、城乡差距加大、阶层性贫困衍生等。贫困人口的需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单一的扶贫理念和扶贫模式出现了不适症，政府扶贫的边际效用下降，亟须以创新思维，多维度切入贫困问题，寻求应对之道。
“我国当前贫困人口比例在3%以下，按照国际经验，当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到10%以后，扶贫方式就必须向微观层面转变。”（第一章语）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外公民社会组织就开始参与扶贫，在社区默默耕耘，通过试点摸索扶贫经验。在微观末梢的社区，活跃着无数的反贫困，或与反贫困领域交叉的NGO。将扶贫的重心向微观层面转变，重新定位和瞄准贫困人群，提高受助人群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成为新时期扶贫的主旋律，正好为长期在社区扎根的NGO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机遇。
自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各类民间扶贫团体的作用”，在其后政府出台的政策性文件中，强调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还明确指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政府和NGO均以各自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探索有效的扶贫模式。2005年以来，双方开始携手合作，通过试点产生了扶贫创新的交集，创立了可资借鉴的深度合作程序和模式。
在国务院扶贫办起草2011～2020年新扶贫规划并问计于民之际，《大扶贫：公益组织的实践与建议》适逢其时地付梓。该书由香港乐施会资助，联合多家NGO参与，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研究、讨论磋商，是NGO主动参与扶贫政策制定，推进与政府互动，分享扶贫理念、视角和经验的一次价值不菲的尝试。
以笔者之拙见，本书的内容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一 对贫困诱因的制度根源进行反思，不只着力于反贫困的技术层面
本书对现有的偏重经济维度而忽视社会发展维度的扶贫体系提出质疑，指出了现有反贫困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如决策权偏向“精英”，弱势贫困人群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等基本权利缺失。针对试图对此作出回应的参与式赋权实践，本书同样不失反思的锋芒：“当前的参与式扶贫模式实际上缺乏对文化、权力、社会性别、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政策等因素充分的敏感性，对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缺乏关注和系统思考。”本土化的探寻和自省精神自不待言。
二 对制度根源的反思有助于突破表层，对贫困问题进行重新阐释和定义，从而深化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对新的扶贫规划提供战略性思考的参照
本书是反贫困社会参与的建设性声音表达。与上述反思相对应，第2～8章分别涉及助残、艾滋病、流动人口权益、教育、社会性别、气候变化、农村社区发展等领域，其中有关残障人士和艾滋病的文章，由残障人士和感染者的自助性组织完成，他们的参与更凸显了边缘人群参与扶贫决策的主体意识。只有当“被扶贫”的社区参与到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未来的扶贫大业才能有的放矢，实现需求导向，并取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响应。
“西部农村社区发展与扶贫”一章，则着墨于扶贫NGO投入较为集中的西部地域。被置于日渐加速的城乡差别和生态恶化中负重前行的中国西部，仍然是未来扶贫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地区。“气候变化与贫困”一章，将扶贫的话题带入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需要全球携手应对的新的扶贫变量——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中。这都有助于决策者策略性地思考新的扶贫规划。
三 各章案例提供了操作层面的经验，体现了近年来NGO追求专业化倡导价值的趋势
细节决定成功。宏观政策的落地生花，需要微观层面的可行操作性来支撑。各章节在操作层面，通过不同领域的NGO已经取得成效的行动研究和社区实践案例，有针对性地对扶贫项目的操作理念、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方式进行了还原、分析和归纳。32个鲜活的行动（研究）案例，以及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思考，多维度体现了NGO对社区需求的敏感回应。这些自下而上切入扶贫问题的精细化和差异化探索，体现了NGO业界近年来出现的追求专业化倡导价值的趋势。
应当说，本书在理论层面的建构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无法与学术界的高端研究比肩，它的价值在于通过实践案例，能够为政府打开扶贫创新的策略思路。这些项目或操作于西部广袤的贫困地区，或围绕具体的边缘人群，或从乡村教育的角度切入儿童营养问题，以及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修复努力，就像扎根社区一隅的离离小草，在贫瘠的大地上默默坚守，一缕春风拂来，也许就能漫山遍野铺陈一方亮色，值得在新的扶贫规划中为之留出更大的拓展空间。
四 跨领域合作的示范
本书的参编者来自多个扶贫组织和与扶贫相互交叉的领域，他们聚在一起，共同探讨NGO和社区以及边缘人群参与扶贫的机制。为将这些分领域的议题放入本书的总体框架，参编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和讨论，是NGO跨领域深度合作的一次尝试。这对条块分割、内部行政壁垒森严的政府各部门打破部门区隔，联手应对贫困问题，采取更为有效的跨部门合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微型”的民间范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思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如何应对贫困问题的巨大挑战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指导性框架。他指出，狭隘的发展观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者社会现代化，等等。而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则认为，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这里所指的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互补性，包括文化和经济，政治参与和经济进步，以及技术进步与社会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对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稍加引申来看待扶贫和发展，不难发现，社会参与、社会公平机会、公民权利和文化因素等作为自由的要素，对推动自由的发展而非单纯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扶贫政策的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作为扶贫对象的弱势人群和社区对扶贫政策的实质性参与，是使他们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目前，政府创新和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各领域的主流话语。得益于扶贫部门的开明意识和扶贫领域NGO的主动进取，扶贫领域的公众参与已令人耳目一新，包括大扶贫概念和机制的形成、政府和NGO的互动、参与式扶贫的政策化在内，我国的扶贫政策和机制在过去30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进一步纳入公民社会的视角和行动应对贫困问题，是新时期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跨界创新的又一次机遇。当然，这些来自民间的建设性声音、实践和政策建议，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需要在多种因素的有效配合和作用下试验、印证、总结，再试验。重要的是向前迈出正确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更大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已开始有意整理、总结自己的扶贫模式并对外输出、复制。中国特色扶贫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在国家主导下实现了大面积减贫。但利弊互现，其最大的弱点在于社区民众自下而上的动员不足。这对政府权力分散、扶贫还须更多仰赖民间行动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无疑存在国情差异和适配性问题。如果能够创造性地为中国NGO和社区释放更大的空间，发挥其潜力响应扶贫问题，随之总结政府与民间互动合作、相互借鉴、携手扶贫的经验，并将之作为中国多样化的扶贫模式中的一个篇章，势必能使中国的扶贫模式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从而在海外产生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对接基础。
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