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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

 

《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
王思斌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04月
ISBN:978-7-5097-3193-2

 

 

丛书名:北大社会学•教授自选集系列
 
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农村发展、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反映了作者紧密关注改革开放进程,并伴随这一进程对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书中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社会管理和发展困境,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的发展状况、问题及其改善,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道路,都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见解。

目录

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自序)/1

 

第一编 社会学

  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3

  婚姻观念的变化与农村社会亲属化/16

  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22

  农村发展的组织依托/30

  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43

  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分析/56

  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63

  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80

  共事依赖:乡—村干部关系的一种模式/95

  村干部权力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

  ——兼述村干部权力的成就型竞争/108

  略论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结构/124

  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

  ——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136

 

第二编 社会政策

  社会管理初论/153

  略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162

  当前我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政策/174

  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182

  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203

  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208

  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219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229

 

第三编 社会工作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应具有的时代特征/245

  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与我们的选择/252

  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258

  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270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277

  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

  ——制度与文化的视角/287

  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300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341

作者简介: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农村发展、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的成果,反映了作者紧密关注改革开放进程,并伴随这一进程对社会进步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书中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社会管理和发展困境,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的发展状况、问题及其改善,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道路,都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见解。作者简介  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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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自序)/1

 

第一编 社会学

  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3

  婚姻观念的变化与农村社会亲属化/16

  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22

  农村发展的组织依托/30

  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43

  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分析/56

  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63

  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80

  共事依赖:乡—村干部关系的一种模式/95

  村干部权力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

  ——兼述村干部权力的成就型竞争/108

  略论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结构/124

  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

  ——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136

 

第二编 社会政策

  社会管理初论/153

  略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162

  当前我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政策/174

  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182

  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203

  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208

  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219

  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229

 

第三编 社会工作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应具有的时代特征/245

  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与我们的选择/252

  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258

  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270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277

  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

  ——制度与文化的视角/287

  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300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341

 
英文目录暂无英文目录序   言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自序)

王思斌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进入社会学领域已经30年了。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对此事并不知晓。后来有些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社会学的资料,在同学中传阅,我觉得社会学比当时枯燥的哲学更有意思,所以1980年底北京大学在高年级大学生中挑选学生去学社会学的时候,我也报了名,而且被选中。1981年2月,我们集中到南开大学进修社会学近一年,从此我就没有离开过社会学这个学科。没有彷徨,也没有反思,这样就一路走来了。

  如果不算攀附名人的话,可以说我学社会学真是受益于一些大家的教导。在南开班上,我们主要接受了彼得·布劳(P.M.Blau)和林南的教导。布劳是美国社会学名家,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他教我们社会学理论。林南教我们社会调查方法,他对恢复中国大陆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学术研究上也很有建树。在名家云集的美国社会学界,林南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可见其学术地位。在国内,我受雷洁琼、费孝通和袁方的影响很大。雷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她那严格的治学态度,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之情深深影响了我,我甚至继承了她的社会工作衣钵。从在南开班听费先生讲课和研究生阶段听他讲“生育制度”起,我就感受到他可能对我的至深影响。一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见到老先生对农村那么深刻的分析,又是那么优美的文字,怎么能不成为“俘虏”呢?我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受到费先生的深刻影响,读者从这本文集的一些文章中或许看得出来。袁先生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系系主任,他特别强调社会学方法,学术严谨,以系为家。后来我在系里兼过一段行政工作,在学科建设等方面,他的谆谆教导真正影响了我。

  现在回过头来说本书的题目和内容。本书所选文章分为三部分: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近30年的学术实践使我懂得它们之间是不同的,但它们又是相通的,甚至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体的。

  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自序)社会学部分收集的是我相对早期的论文。《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它以我的家乡——东村的资料为背景,说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变化,变化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在那里我看到市场化对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有论及。《婚姻观念的变化与农村社会亲属化》是从婚姻的角度看社会关系,虽然农村改革后这一现象在我们当地十分突出,但我还是把视野往前延伸到集体经济时期,就是说农村传统的社区社会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处于变化之中。《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分析了经济改革以来我国人际关系的世俗化现象。《村干部的边际地位与行为分析》、《农村发展的组织依托》是讲农村干部和基层组织的。我用“边际地位”来说明村干部在改革之后处于乡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两难状态,村集体(组织)解组是我国社会“去组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我一直认为农村发展也应该是有组织依托的,但现在看来,这还是理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以撤乡并镇扩大规模为基础的城镇化多数是行政化、形式上的,《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制度分析》分析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忙于推动城市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而农村似乎被搁置了,但实际上,农村的“去组织化”、“空心化”等问题愈加尖锐。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议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它对农村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一个关节点。所以应北京大学校团委之邀我作了“目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的讲演,后来整理发表于《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之中,它反映了我对农村发展的一种担忧。

  研究农村的社会关系,不只要研究村民之间的关系、村民与村干部的关系,还应该研究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的关系。对于这个常常被认为是“国家—社会”的关系、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问题,我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于是有了《共事依赖:乡—村干部关系的一种模式》、《村干部权力竞争解释模型之比较》两篇文章。同样,这些分析也是建立在对不同地区农村干部关系的调查之上的。至于《略论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结构》,很明显地反映了研究的社会背景——我国的新农村建设。我感慨于中央重新关注农村发展,但是对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却有些疑虑,因为新农村建设在有些地方被形式化、政绩化了,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地位被漠视。在对策中,我加进了政策分析的视角。

  老实说,对城市我有些陌生,但雷先生主持的北京市重点课题推促我进行城市研究。《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是在对北京市基层社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社区建设问题的理论分析,这篇文章我是花了心力的。《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是对中国人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的文章,它是为庆祝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前后差不多花去我3个月的时间。读者可以从文章中看到我近20年来对中国人、中国社会进行思考的延续和发展。

  社会政策是我后来介入的领域,社会政策的宽泛性使社会学者介入其中成为可能。行家会发现,我这里所说的社会政策并不“专业”,它实际上是我对解决困难群体、弱势群体问题的宏观思考,是从政策和制度方面分析问题。所以,这里选入的文章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多方面内容。

  2010年以来,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成为热点,并且还在继续。在这方面呈现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学界和政府部门对社会管理的解释有些不同。据同行说,在查找社会管理研究文献时,拙作《社会管理初论》几乎是从学术角度论述社会管理问题最早的一篇。实际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与我的同学一起翻译过苏联的著作《社会管理》,后来我觉得有必要把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再突出一下,于是有了这篇文章。我认为社会管理是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社会管理是一种系统的社会治理方法。今天如果这篇文章还有所启发的话,那是历史机遇撞着了。

  上面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略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反映了我对当时做法的看法。我不太同意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而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该以民生为中心。《当前我国社会变迁中的社会政策》是我进入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第一篇完整的论文,它本来是香港回归之前我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讲演。我较多地进入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是在2003年之后,《社会政策时代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努力。这里还有几句话要说。《社会政策时代与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是在广州市残联举办的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我的学生在中残联工作,中残联的研究同行也极力让我去参加这个研讨会,为此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我国正在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说法,并指出其特征,这篇文章被收入论文集,但影响不大。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又进一步阐明了我的“社会政策时代”的想法,主要观点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上以《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为题发表。这篇短文的影响比前一篇要大得多,可见名刊的传播效应。在《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我做了一种努力,即把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连接起来。而在这之前,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学者们不太关注政策执行问题,我认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是同源的,应该是密切结合的。随着中央“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提出,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面临快速发展的前景。《我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反映了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参与了关于我国的福利国家、福利社会问题的讨论。

  再回过头来说说《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这篇论文。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雷先生、袁先生推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重建以来,社会工作在不被学术界和政府理解的情况下艰难地生存和发展。2000年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在数量上开始扩张,但其学术地位仍令人怀疑。为此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决定组编专业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支持,于是有了《中国社会工作研究》,至今已出版了七辑。说实在的,为了让社会学界看得起社会工作,我花力气写了《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系列书的第一篇论文。论文将当时刚刚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对弱势群体的帮助联系起来,并提出“富含社会资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我们把《中国社会工作研究》带到当年在厦门召开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上,得到社会学界同人的好评,一些学者认识到社会工作研究也是有理论的,并逐渐接纳社会工作。

  我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迫的,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雷先生、袁先生推动,国家教育委员会同意重建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之时,我基本上不知此事。1988年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当时兼做社会学系的教学行政工作,只是参与了会议的组织,连论文也没写(说实在的,我当时不懂社会工作)。雷先生、袁先生等要求一定要把北京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办好,民政部也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开办此专业,系里没有其他人主抓这一块,这时我才不得不进入社会工作领域。较早的几篇文章,包括《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应具有的时代特征》、《社会工作教育的国际通则与我们的选择》,是我在了解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经验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对社会工作学科发展所做的思考,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应该是我所有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一篇。这篇论文是我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筹)与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通过认真准备和较细致思考,我大胆地提出了我国有“行政性、非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命题,并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证。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在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引起了反响,至今也可能仍有争论,但国内社会工作界和相关政府部门还是接纳了这种观点。我当时提出上述观点不是想标新立异,而是想给发展着的中国社会工作找一个位置,找一个结合点。自那以后我国社会工作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当时我的想法和努力不是多余的。

  《社会工作: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进一步说明专业社会工作与我国社会上流行的社会工作之不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则在大力倡导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实际上是讨论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背景。荣幸的是,这篇文章入选了《社会学研究》百期百篇优秀论文,说明我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两栖”状态是得到某种承认的。《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依然是我站在社会学理论的角度研究社会工作的一种努力。社会学界的几位朋友指出我的社会学立场,确实我是站在社会学立场想为社会工作的知识建构做点工作。这篇文章我同样倾注了大量心力,我在文章中运用了社会学的几种视角,提出了接受帮助的“问题世界—福利意识形态”模型。这是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总结,我想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进行更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是我的理想,也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最后说到《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及冯小双等朋友。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国的社会工作面临快速发展的可能。鉴于我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的影响,冯小双问我能不能在社会工作方面写点什么,于是有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经过几次修改而成的,我在发表时已经感谢了匿名评审者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我也想说明,自2006年中央文件发布以后,社会工作的发展看起来很热,但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各方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我参与到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之中,也深知各方的不同意见。着眼于学科和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为了给社会工作教育界一个说法,我认为有必要阐述当前和不远的未来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该文中阐述的“嵌入型发展”所想表达的意思。大家对社会工作的理解不一致,对文章的要求也会有不同,我想找到一种大家可以接受的说法,于是对文章做了多次修改。至于这篇文章的观点,读者会各有自己的评论。但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话:任何学者要想发表好的学术文章,必须有被否定的心理准备,都要不断修改。要知道,我写这篇文章前前后后历时两年多。

  让我们回到开始,看看这个书名:“走向社会的基础结构”。以此来命名本书,我实际上是想说明我从事社会学(包括社会工作)学术和实践的一种价值、一种方法、一种追求。

  从事社会学的人谁不想研究理论?谁不痴迷于方法?我最初也是。但是当我们面对基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关于宏观或微观的选择。费孝通教授“以小见大”的治学方法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出生于农村的我不太善于对国家级问题的宏观分析和研究,而对农民的基本生活可以说“了如指掌”,所以,研究作为中国社会之基础的农村及农村人的生活,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我一直认为,农村人的生活和由此表现的社会关系,是我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从那里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和中国社会基础的秩序结构。尽管2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开始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撤乡并镇,再后来是农村的空心化,但我想我们可以一直从农民的行动、乡村干部的作为中理解农村基本的社会关系。

  这也反映了我的研究方法。我以为,基于30年的农村生活和不断的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我是比较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依靠这种自信,倚仗对农村社会的“零距离”接触和对农民生活的“内群体”理解,我似乎偷懒地选择了运用案例来说明问题的治学之路。我愿意坐在炕头上听父母说村里发生的事情——从村内联姻到集体财产(利益)的分割;愿意听我的兄弟们向我讲述村里、乡里的事情,那里有对政策的看法和不乏智慧的应对;当然我也愿意听基层干部(包括农村的乡村干部、城市的街居干部)讲他们的故事——政绩和艰辛。我希望听他们述说,并期望从中发现点什么。可以说他们的讲述是智慧的源泉,而我是受益者。

  说到追求,实际上它讲的是一种目的,做学问的目的。社会学是为社会、为人民的学问,后来我从事的社会工作更是为困难群体、弱势群体服务的学科和专业。为基层老百姓(我们也在其中)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学者的责任,我也致力于此。自己的工作哪怕为改善民生发挥一点点作用,我都十分高兴。我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研究,希望从知识上、政策上和制度上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在社会工作方面,我的短处是实务做得少,但还算扎实的社会学功底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我的弱项。再加上在北京大学这类大学里,学术成就、创造知识成为一种责任,所以我就用学术研究成果来补实务服务之不足了。

  上面所说的“走向”是指一种学术活动或学术行动。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40多年来一直当老师的我来说,能进入北京大学、能与社会学结缘是我的荣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也有一种责任。我记得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对学者的要求,理解米尔斯所说要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当然我也始终记得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有的抱负和情怀。这里的“走向”就是我在这些方面的努力。

  进入北京大学,在学术和事业上走到今天,我要深深感恩我的父母。他们不但养育了我,而且确实是我的老师——正像我在前面所讲过的那样。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是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朴实、善良、精明、能干,有文化,属于农村的精英。他不但治家有方,而且带领乡亲们做了至今仍被称颂的事情。母亲是一般的农村女性,善良、勤俭、慈爱、甘于吃苦,具有天下母亲共有的美德。父母培养出还算有出息的我们兄弟姐妹,恩德无限,我用本书的区区文字和自己的继续努力报慰他们。同时,我也以此来感谢我的家人。

  本书的出版,有赖于社会学系领导多方创造条件,出版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博士研究生寇浩宁勤奋努力,帮我校对了书稿。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得到了诸多方面的支持。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