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内容简介：《集市乡村的再造》一书以社区史作为叙述框架，以村落精英为线索，将集市发展和村落再造作为基本的发展实践，揭示了政府官员、村落精英、村民这三个利益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博弈和微妙的互动关系，呈现了一幅生动的社会学画卷，从而达到对乡村发展实践的理解和解释，并为农村发展提供另一种可能路径。更多内容点击此处查看出版社页面
目录
序 赵旭东／1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乡村 1
二 关于集市与村落变迁的文献回顾及述评 5
三 “国家代理人—乡村精英—村民”三者的互动与互构 18
四 研究思路 26
五 概念界定 29
六 研究的历程与方法 29
第一章 村落社区概况 36
一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和募乡概况 36
二 斗村概况 40
三 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 52
第二章 集市村落的特性呈现 55
一 斗村市场的基本情况 56
二 斗村市场的空间体系特征及贸易状况 63
三 斗村节上组所体现的社会特性分析 66
四 以市场为载体的村落共同体 70
第三章 市场再生与节上组的出现 75
一 斗村市场的前身和节上组的历史 75
二 杨宏：一个村落精英的成长史 79
三 带头盖房：风头与风险 86
四 民间的市场与隐匿的国家 89
五 隐秘的行动 94
六 乡村精英与国家代理人的互构 96
第四章 市场完善与节上组的发展 105
一 学习规划市场 105
二 市场因人而起落 107
三 杨宏的复出与市场秩序的重构 109
四 生活与秩序的常规化 115
五 讨论与分析：重新思考“带头人型”的村落精英 124
第五章 接受搬迁与拒绝搬迁 130
一 搬迁户的社会结构特征 130
二 搬迁户的基本类型 139
三 拒绝搬迁 146
四 从有序到危机 152
第六章 集市与节庆 155
一 民族的狂欢：创办樱桃花节 157
二 节庆筹办过程 162
三 节日的延续 169
四 去神圣性的狂欢 176
结论 国家代理人、村落精英与村民之间的互构 185
一 乡村发展实践中的国家及其代理人 185
二 村落精英与乡村发展 190
三 村民与存在的不确定性 200
参考文献 204
附录 214
附录 一 访谈提纲 214
附录 二 杨宏中国农业大学讲座录音 220
附录 三 杨宏编年史访谈录（部分） 234
附录 四 干部访谈录 251
附录 五 节上组住户访谈录（部分） 263
附录 六 斗村市场附近自然村住户个人访谈录（部分） 288
附录 七 斗村市场商户访谈录（部分） 294
后记 301
图表目录
图1－1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全国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38
图1－2募乡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39
图1－3斗村平面示意图 41
图2－1斗村节上组 57
图2－2斗村市场大致范围图 57
图2－3斗村市场周围中间市场及其自身辐射村庄范围 60
图2－4斗村市场牛马市 61
图2－5蔬菜固定摊位及临时摊 62
图3－1朝阳老街图 76
图3－2以前位于老街的乡政府办公点及国营供销社 76
图3－3节上组所占土地面积示意图 78
图4－1向阳组移民搬迁规划图 123
图4－2斗村小集镇建设规划图 123
图5－1节上组住户社会关系网络图 132
图5－2节上组部分居民的搬迁时间分布图 134
图6－1第一届樱桃花节的舞台 166
图6－2第一届樱桃花节的活动图片 168
图6－3第四届樱桃花节的活动照片 176
表1－1斗村土地资料一览 42
表1－2斗村人口和民族结构 46
表1－3斗村人口性别及年龄结构 48
表1－4斗村人口文化程度统计 51
表2－1节上组居民原所在居住地 58
表2－2斗村市场附近处于乡镇级中心地的其他市场 59
表4－1杨宏所获荣誉称号一览表 122
表5－1节上组居民目前的主要生计方式 136
表5－2节上组门面类型和数目表 138
作者简介：李珂，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管理学博士，任职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序
赵旭东
赵旭东，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珂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我指导下完成的，这是我指导通过答辩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又经其认真修改，现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之前，他来请我为其大作写一篇序言，对他的研究有个交代。从奖掖后学的角度而言，这自然是做老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欣然提笔，而为之作序。
李珂博士曾在贵州的一个村子里从事实地的田野研究，其间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他的论文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建立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如果细细算来，这项研究的缘起恰是一次机缘巧合。由于工作的便利，李珂博士曾经给他后来要去调查的那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杨先生上过课。此位杨姓书记曾经是贵州省推荐出来的全国劳模，也因此而能到李珂博士工作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进修学习，并在李珂博士的课堂上听课，一来二去，二人便熟识起来。后来，李珂向我提起此人大致的背景和经历时，我便建议他不用迟疑，去杨姓书记所在的那个村子展开田野调查，并以我的名义请他来中国农业大学，在当时由我主持的“乡土社会研究讲座”以他的个人经历现身说法，做一次讲座，全程录音。这份公开讲述的个人生活史文本就作为李珂进入实地田野的第一份原始材料，甚至讲座的题目也是我亲自拟定的，即“无中生有”，其题目隐含着此杨姓书记自己的创业之路，后来李珂的博士论文仍沿用了这一概念，看来以这一概念去叙说一个西南山地市场村落的从“无”到“有”的构建过程，显然是有其一定的涵盖力的。
毋庸置疑，这样一个概念也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变化的特质。可以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就像一个被压紧了的弹簧在慢慢地松开其压制力一般，人的个体能量在逐渐地释放出来，进入到范围广大的社会之中，社会因此而充满了一种不断躁动的活力，也就在所难免了。这种活力首先体现在最先进入变革轨道的乡村社会之中，所有的人似乎一下子都有机会从束缚自己的土地上抽身脱离出去，想尽办法去寻找一些发展的机会，然后再回到养育自己的乡村社会中去，尽力把从外面带回来的资源投入到自己的家乡建设上去，这成为中国改革之后乡村建设最为重要的生力军，相比早期的士绅阶层在乡间的作用，称他们为“新精英群体”也实在不为过。
这些新的精英分子，在新的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进行沟通和连接纽带的作用。显然，这种作用在受到两方面的影响而使其自身的状况发生着一种改变或转向。影响之一便是国际范围内的市场体系与自由贸易观念的影响。可以说，作为第三世界一分子的中国农民，成为了这种跨国资本试图要去寻找的最为理想的猎物，由此而被他们所精确地瞄准，收入囊中。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极为迅速地从那些精英的乡村治理者的羽翼下离开，转而成为依附在大都市周围的不是农民但却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工人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大多是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来维持一天的生计，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边缘人群。
显而易见，真正有活力的劳动力从乡村流走，带来的必然是乡村社会的瓦解。尽管有许多机制约束使得这些农民工去了再回来，维持一种乡土社会叶落归根的循环，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这种回返之路，变得越来越艰难了。与此同时，一个没有多少属下的乡村精英，其存在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一个影响因素便是21世纪以来国家对农业税的取消与免除。无疑，这种做法肯定是一项大得人心的政策选择，但有一个未曾预料的后果便是，在没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基层组织的涣散以及农民对于土地依赖感的淡漠乃至丧失。而反过来再去思考，没有了对土地发生情感的农民，如何可以被称之为农民？而不需要再通过乡村精英协助国家去收缴烦琐的税款，乡村的精英还有什么自身生存的土壤？那接下来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了乡村精英存在的社会，其秩序又将如何得以维持？如果所有的基层矛盾一下子都不再经由这些精英人物的中间阻挡，而都直接推到前台来面对国家，国家自身的能力对此势如洪水般的民众的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可持续地去应对和解决呢？这些大约都是中国所谓“后税费时代”乡村问题不能不面对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此意义上，未来乡村精英的命运，也是令人堪忧的。在大谈特谈乡村的留守问题的时代里，是否也应该去注意一下乡村的留守精英呢？我觉得，今天去谈这个问题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因此借此序言写作的机会把我的这一想法说出来，供有心人去进一步检讨。
李珂博士所研究的地点位于中国的西南，属于明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的苗疆走廊所覆盖的区域。这个地方，即便是偏安于一隅，也未能避免受到各种外来力量的影响。市场的观念尽管对当地人而言并不缺乏，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缺少每天都要去处理的集市观念，但现代市场的理念也非常神奇地印刻在当地人的头脑之中，特别是体现在像杨姓书记这样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身上，从那些细致的个人生活史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因此，对于精英人物，不仅具有层次上的差别，同时还有个人经历上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精英的存在就不简单是一个事件—过程那么简单，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个生命史的存在，它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性以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曲折性。在这个历程中，作为个人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凸显，并且它因为社会与文化的意义而具有了自身独特的特征。由此才能显示出来不同社会与文化下的精英存在形态的差异性。这一点恰恰是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精英人物的历史时所应该铭记在心的。
如果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而言，杨姓书记的历史又不简单是一个人的生活史，它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当代变迁史，这种变迁史不是直接地人对外部世界被动反应的变迁史，而是人在心态上调整自我认同的个人生活转化史。因此，这里必有一个跟个人有关的认知要素在起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变迁史的研究就可能是空洞无物的，即跟人是没有关系的，而跟人没有关系的变迁史，其存在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就如自然界的变化，一万年都在变化之中，但是如果没有人去认识和感知它们，它们存在对人而言也就是无所谓有或无的。因此，在我们把外部世界看成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时，我们实际上忘记了，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他并不会简单而轻易地做出一些毫无理智判断的直接反应，他总会在自己知识准许的范围内给外界的存在以各种的意义，这些意义既属于某个当事者本人，同时也属于外部的世界，相互之间是互构的。试想一下，假如没有这位杨姓书记的在外面的打工，他便无法知道他的村子之外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而如果没有他对于自己生活的土地的熟悉和依恋，他也不可能游刃有余地把外部的观感转变为那些实际的作为，这种相互性的影响，显然是在许多的田野民族志的分析中大为缺乏的。我们要么是关注于田野地点里发生的事情，以为所有发生的，都在自己注视的范围之内；要么就是以为，那些田野地点上的当地人停止了他们的思考，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外部的冲击与内部的机械反应那么简单。在我们今天的认识之中，这样的两种倾向都曾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不经意间，这些错误又可能会以某种精巧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使我们并不能够敏锐而清晰地意识到。
村落研究在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认识中国曾经是从认识中国的乡村开始的，换言之，乡村成了代表中国的一个单元。很多人也相信，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从微观的村落研究开始，就像解剖麻雀的做法一样，去从细节中理解中国。这样的社会科学的印象，尽管有像利奇这样的人类学家的挑战，但是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撼动，即便有新的从更广的区域上，从圈、带、线、河流、山川、走廊、通道等多种跨村落的角度上去研究中国的问题，但是村落研究的范式仍旧是在这个学术共同体里维系着，它无可否认是一个我们理解宏大社会的基础，因为即便是有上述宽广的人类存在的范围，但是一个村落，或者一个寨子，仍旧是很多人必须经常生活在那里，并要不断去经营的一个地方，而这恰是村落研究之所以还有生命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所在。
甚至，李珂博士的这项研究还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新的村庄还在不断地创造之中，这种创造是基于新的对于生活的方便以及财富积累的观念之上。人们从原来的居住地到达有着或者靠近现代交通的标志物所在地，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生活的居所以及交换的集市，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公共生活空间和仪式活动空间，这些都属于是一种创造，它肯定不是简单地复制了传统的宗族其他形式的村落构建模式，而是不断地适应新的情境而发生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也许更有其生命力的存在。它在使分散开来的居民不断地聚居在一起，慢慢地形成一个新的村落，而对这个构建过程的描记就变得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村落的构建中去与我们所熟悉的数百年存在在那里的村落进行一种差异性的比较，同时还可能从中去洞悉未来中国村落发展的一些可能的取向。这可能是李珂博士的这部专著所能贡献给中国村落研究的最大贡献所在。
在中国村落的研究中，人类学家的贡献似乎更大，包括费孝通、林耀华在内的许多早期的学者，其受训练的背景都属于人类学，且是西方的人类学。后来的追随者也都在延续着村落的范式进行实地的研究，很少有特别的例外。一位成功的人类学家，一项以村落为基础的民族志的研究，似乎就成为他能够安身立命的学术基础，而凡是试图在这方面去越过这个阶段而去作更高层次想象的研究，最后似乎都无法真正在人类学的学术市场中永久地存在下去，最多不过是一时的时髦话语而已，风声一过，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述这一点，多少也反映出了利奇和费孝通之间争论的相互可包容性。在利奇试图质疑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的村落研究类似生物学家的标本采集之时，他绝不是在否认这种标本采集的基础工作的重要性所在，只是在这采集之后，如何能够筚路蓝缕地解决更高层次的中国问题，却是双方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而一般的学者，想当然地把高层的讨论，变成是抹杀基础研究工作的概念偷换，那显然就是对利奇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最大的误解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的训练，至少对于中国的人类学家而言，村落研究也许是探索中国社会与文化等宏大问题的最为基础的一个知识生长点，离开了这个生长点，揠苗助长地去直接触及宏观的中国问题，那到头来还是会不得不去做从头开始的重复工作。但要知道，人生的时间有限，错过了，再回来，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样子，结果要么是怨天尤人，认为中国学术没有希望；要么是夸夸其谈，不管在现实的层面上是否有他基于一己之偏好所提出的概念存在，而最终空洞必然会充斥于这类研究的表述之中。
在中国的村落研究上，似乎人类学家在慢慢地退出，他们开始更多地愿意去做标本分析和比较的工作，而其他的学科似乎在快速地占领曾经是人类学家擅长的研究领域，即在村落中研究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并声称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是人类学的方法，甚至谦虚地说，他们就是从人类学家那里学来的，但是到头来，我们看到，他们所搜集上来的标本是被涂了各种颜色，打上了不同学科的烙印的，尽管不能不说他们是在做搜集标本的艰苦工作，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也在努力地绘画，是在把不同的色彩添加到原本并非色彩纷呈的原始标本之上，结果造成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误。
应该说，这错误不在于我们的眼睛，而在于缺乏人类学家的耐心的非人类学家对于特异标本的选择，还有他们画蛇添足地为这些标本涂上了本不该涂抹上去的颜色，而当真正从事实地田野调查人类学家在使用这些人的标本时，还要不断地去清洗掉这些涂上去的颜色，慢慢辨识出标本的本色；而那些甘愿做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人也许就更为悲惨，他们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些假手他人所获取的材料比他自己亲自收集的还要可靠，因此就想当然地在这涂了颜色的标本之上再涂上一层固定液，使得后来的有自我判断力的人类学家想去除多余的颜色的努力也都无法实现了。
这样比喻绝非危言耸听，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样类似神话的逻辑中不断地复制和重演的。希望我们的研究不要再去重蹈覆辙，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人类学家能够真正从无知到有知，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知，那结果只能还是无知。而中国村落的田野工作，可能是唤起你的无知意识并发奋自觉的一个最好的试验场，同时也是使你能够从中获得有知的最佳可视空间，它让你在其中完成了对你而言最为重要的成人礼，这可能是曾经经过这样的过程的人所能够具有的唯一的学术共识。
2012年5月24日写于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