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家庭与性别评

内容简介: 家庭和性别模式的变迁是当代社会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认识、发现和揭示这一变迁过程的规律及其特性是社会科学的职责所在，也是现实对理论工作的期待和召唤。《家庭与性别评论》将分专题系统地刊发和评论在家庭和性别研究领域中有独到见解的研究论文，用以展示和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多样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

目录

 

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金一虹／1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

　　——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唐　灿　马春华　石金群／24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潘　毅／44

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何明洁／64

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马冬玲／93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吴小英／103

铁姑娘、贤内助、时尚女——中国女性杂志建构的女性形象……………………张裕亮／125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原因解释………李春玲　李　实／149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88～2003……………………王天夫　赖扬恩　李博柏／173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潘绥铭　黄盈盈／202

“二奶”阿珍：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建构主体的故事………………………………刘　亚／224

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对阿文的疾病现象学分析及性别解读…………郑丹丹／250

社会性别与艾滋病——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个案…………………………………胡玉坤／268

 

有关全球化与性别的几个热点问题（代序）

　　　　　　　　　　　　　　　　　　　　 吴小英

 

　　全球化与性别在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一样，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卷入”的西化和现代化过程，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性别，往往成为首先受到冲击并作出回应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始终与性别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甚至20世纪上半叶影响世代的启蒙运动，就是以文化和性别的启蒙为切入口的。同样，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震撼世界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化浪潮中，最早感受到惊喜和切肤之痛的因素之一，也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性别。

　　从学术研究本身的背景来看，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对国内的性别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潮流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本身就可以视为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国内性别研究的推进和理念的变革起到不可忽视作用的另一股力量，即海外基金会和NGO组织的入驻及其资助，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与性别的缘分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且短期内也不会走向终结。因此，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主题，这次终于能够有机会收集同类文章做成本辑的专题，也算了却了一桩小小的心愿。这里简单梳理一下近些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全球化与性别的几个热点问题。

　　纵观最近十年来的文献，不难看出，国内学界有关全球化与性别基本上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就是探讨全球化究竟给妇女带来了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女性主义在西方一直被纳入左派行列，属于反全球化队伍中坚定的拥护者。在他们看来，全球化不仅没有克服传统社会的诸多弊端，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剥削与不平等，而妇女作为弱势群体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认为，女性和男性从全球化受到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多，同时女性之间也因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地域、家庭结构等的不同而处于不同境况。在女性主义眼里，全球化带给妇女的唯一好处，就是为跨越民族和国界以及穿越世界范围的妇女组织和女权运动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Jaggar，2001；闵冬潮，2005）。

　　但是这种以欧美话语为中心的西方女性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批评和抵制态度，在中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在以全球化与性别为主题的国内、国际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上，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经历早期无果的混战阶段，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的本土实践，分析中国因城乡、阶级、文化、权力等的差异和分化给女性带来的不同命运，抛弃那种宏大的妇女一体概念，转而投向全球化时代不同女性的多样化体验的探索，使性别问题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从社会中抽离出来。这样一种取向不仅拓展了研究视野，也改变了全球化与性别问题的提问方式：从争论全球化能否让中国妇女受益，到探寻女性何以在全球化时代变得脆弱，进而探讨来自不同阶层、文化和生存境况的女性何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让自己从中获益的机制和策略。

 

　　　　　　　　　　　　　　　　　一　打工妹群体的研究

　　打工妹群体是剖析中国的全球化与性别问题的最好标本，因为她们处在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前锋，同时受到性别、阶级、城乡、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交叉影响。海内外学界对于打工妹的研究一直投掷了关注的目光，并且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和论著。

　　早期关于打工妹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这一特殊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的描述上，包括她们在城里受到的歧视和侵害，她们作为外乡人的个体感受，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安排和期许、困惑和挣扎，等等。近些年来从研究主题上看更加深入、细化和多元。从事打工妹研究多年的谭深将自己的关注点定位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村女性流动对性别结构的影响”（谭深，2001）。她指出，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打工妹外出动因的讨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偏经济角度而忽略社会原因，二是过于强调家庭影响而忽略了个人意志。其实农村女性大量外出寻找工作，“并不全是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而是对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同时还依赖于女性个人意识的增长（谭深，2001）。谭深关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发现，农村女性的外出动机并不单纯指向“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人的和非经济的”，外出的决定基本上也是“出自个人而非家庭的策略”，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个人意识和自主性”。这表明家族主义的传统尽管在农村依然存在，但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包括女性在内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既是变迁的结果也是变迁的动力”（谭深，2004a）。

　　当打工妹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之后，学者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对打工妹的遭遇和走向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的深度分析和探讨。谭深关于外来女工的安全和健康问题的研究发现，外来女工在遭遇工伤和职业病的类型方面显示出与男性很大的差异，反映了两性间从事行业和职业的不同，存在着所谓“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同时，职业伤害给两性带来的后果和意义也不同，女人一旦丧失劳动力或者身体伤残，不仅不能享受到他人的照料，还有可能遭遇离婚，谭深称之为来自性别角色定型化的“另一重伤害”（谭深，2004b）。澳大利亚人类学学者杰华关于北京打工妹的研究发现，“那些涉及中国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分割的话语体系”，在形成都市农家女的经验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们构成了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日常实践得到生产和延续（杰华，2006：10～11）。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素质”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有关现代性和国家治理的各种话语中的核心要素，它比改革开放前的阶级标签更具身份意义。以素质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类似于一种“责备受害者”的思路，它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妇女的弱点和责任，弱化和回避了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杰华，2006：66～67）。

　　由于打工妹在城里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关劳工和性别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何明洁对酒楼中服务的女性农民工劳动过程的个案研究发现，资方巧妙地利用了性别文化传统对不同年龄女性的社会建构和角色要求，对女性劳动者实施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这种运用“性别化年龄”所采纳的“姐妹分离”的生产政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且具有客观效力，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限定女性角色和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支撑着，使得不同年龄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分化”，从而“在大姐与小妹之间划上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何明洁，2009）。

　　潘毅关于打工妹的最新研究，则将注意力放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个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和瓦解的机制分析上。在《中国制造：全球化背景下的工厂女工》（Pun，2005）一书中，潘毅在对深圳特区工厂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民族志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打工妹的“三重压迫说”：即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父权制之间紧密结合、相互强化，构成了对工厂打工妹的三重压迫。资本需要劳动力，现行的制度安排又限制了工人阶级集体抗争的出现，于是伴随着二者的结合，诞生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工人——打工妹。而工厂对打工妹的偏好是因为“它需要驯服的、忍耐的、被认为更加适应于工厂机器的女性身体作为劳工”（郑广怀，2007）。然而，打工妹“既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作为一个打工主体，打工妹是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争取‘行动者回归’而生成的一个主体”。他们的社会抗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来自日常生活实践的身体的反叛和对抗，这种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潘毅，2005）。潘毅的研究尽管充满了争议，但是开辟了理解全球化与性别问题的一个理论新视角。

 

　　　　　　　　　　　　　　　　　　二　性别与分层

　　性别与分层虽然在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中处在边缘位置，但毫无疑问是全球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分化与变迁中一个不可绕过的核心问题。受女性主义以及国际学术交流趋势的影响，国内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分层学者开始关注或者直接参与这个主题的研究。

　　张宛丽将性别分层的含义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指以性别视角研究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旨在揭示社会分层结构特别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中普遍存在的两性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现象，以及将女性群体边缘化、弱势化的地位排斥现象。二是以社会分化为视角，研究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问题”（张宛丽，2004）。作者集中探讨了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得出了两个初步的结论：“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因此作者认为“性别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分层机制”（张宛丽，2004）。

　　佟新在重新评估“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性别分化后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成为形塑性别分层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市场借助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继续维持和再生产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使两性的收入差加大、职业的性别隔离增强和女性化职业贬值；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因性别、阶级和城乡身份等带来的多元性，产生了性别内的分化。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女性低端劳动力群体和女性精英群体，无论她们是来自农村的女性，还是借助其他身份和能动性获得了精英位置的女性，都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佟新，2010）。

　　学者们虽然都承认市场化时期两性之间的差距拉大，但是对于造成差距的原因究竟是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和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的性别差距在逐步扩大，这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性别歧视共同促成的。其中人力资本因素对改革第一阶段的收入性别差距扩大提供了较强解释力，表明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的结果；性别因素对改革第二阶段的收入性别差距拉大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表明主要是性别歧视作用的结果。同时，研究表明“收入性别差距扩大并不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相反，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有可能缩小收入性别差距”（李春玲、李实，2008）。另一些学者则从再分配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的原因，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歧视主要存在于再分配过程中，“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由此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根据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距离再分配中心越远，等级地位越低，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调节能力的扩张，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也逐渐加重（王天夫等，2008）。

　　与性别分层相关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性别与阶级的关系。有学者探讨了劳动的性别分工中所谓“情感劳动的女性化”以及商业化现象（马冬玲，2010），这与何明洁对酒楼打工妹的研究中提到的餐饮业的“性别消费”特征，以及老板采纳的“性别化年龄”和劳动分工策略不谋而合（何明洁，2009）。严海蓉在有关“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的系列讨论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凸显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使家务劳动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有负担，实际上却遮蔽了其中蕴涵的性别问题。而让保姆进城、雇佣家务劳动，只是用阶级的关系替代解决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问题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严海蓉，2010a）。然而，内置于家务劳动中的性别问题依然存在，“即使那些可以依靠性别替身来解决家务问题的职业妇女也仍然没能从话语中解放出来”，因此，“任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严肃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且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严海蓉，2010b）。

 

　　　　　　　　　　　　　　　　　三　性别认同的建构

　　全球化与性别相关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性别认同的建构。由于中国转型社会性别话语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无论是打工妹、女大学生、全职太太，还是白领女性，都面临性别身份认同的建构问题。

　　按照吴小英的分析，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但这三种话语之间并非平起平坐，而是相互交叠、彼此牵制，形成一种复杂的合作与制衡关系（吴小英，2009）。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两类基本话语：“其中一类是支持‘干得好’的素质话语，另一类是支持‘嫁得好’的身体话语”，这两类话语在范式上存在根本的冲突，因此“自女性想要走出家门的那天起，这种性别身份认同的内在危机就先天地存在了”，这种危机的消解“依赖于性别概念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年轻一代的性别话语中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与其解释为传统性别话语的简单复归，不如解释为市场化时代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一种新的建构策略”（吴小英，2010）。

　　朱健刚和曋凯对中国外企白领女性的研究也证实了性别认同建构过程中的策略性特点。他们发现，在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大驱动力下，性别的区别和性别意识被暂时“淹没”在对理性化工作目标的追求之中，因此，许多白领女性声称在工作中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作者用“性别淹没”来形容这种“去性化的工作状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白领女性的异化过程”（朱建刚、曋凯，2001）。同时他们也发现，性别意识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有些白领女性甚至将女性认同作为一种策略来促进自己事业的成功，这种女性认同是在“去性化的资本主义工作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适应和反抗”中建构起来的。对她们来说，女性认同“不再具有固定的标准和传统的价值理性，而是被看做一种可以被不断超越的东西，甚至可以是一种策略”（朱建刚、曋凯，2001）。

　　这种性别身份认同建构中的主体性在打工妹身上同样有清晰的体现。杰华对北京“打工妹之家”的研究发现，对那些年轻的未婚打工妹来说，到城里打工“既代表了对个人完整性和自我理解的深刻威胁，又代表了寻找新的主体位置的令人兴奋的机会”，而在对这些威胁和机会的回应过程中，打工妹一方面复制了主流的都市话语，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改造，试图为自己建构一种“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杰华，2006：245～246)。潘毅等人对新生代打工妹的研究也发现，虽然“在国家、资本、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打工妹’被塑造成一种受制度歧视的、受资本剥削的、受男性统驭的、受社会优势人群（市民）排斥的‘社会分类’”，但是“‘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她们希望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外表，淡化自己与城里人、有钱人的社会差异，即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她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追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受尊重的社会身份”（余晓敏、潘毅，2008）

　　在全球化时代，媒体对性别认同的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张裕亮对中国不同时期几种代表性的女性杂志中刊载的当代女性人物的剖析堪称经典。她把这些女性形象概括为“铁姑娘、贤内助、时尚女”三种类型，并分析了每种形象背后依据的性别意识形态，发现无论是无性化的、爱国爱家、积极劳动的“铁姑娘”，还是拥抱传统婚姻价值的“贤内助”，抑或是全球化时期强调自主、崇尚消费的“时尚女”，在这些表面不同的叙事结构下，都“潜藏了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片面价值观的社会迷思”，女性自身也“不约而同沉浸在父权社会泡制的社会迷思里，同时也参与了父权体系意识形态的实践”。即使是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强人，在享受时尚的同时，“事实上也参与了实践父权体制建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张裕亮，2009）。

 

　　　　　　　　　　　　　　　　　四　消费社会的身体与性

　　身体与性是全球化与性别中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但国内学界的研究起步稍晚。较早从社会学专业角度涉入这个领域的有李银河，她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中国几十位女性的个人生活史进行了访问、记录和分析，展示了女性所遭遇的隐秘的情感与性的方方面面（李银河，1998）。潘绥铭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性产业、性交易的考察上，他对珠江三角洲的地下红灯区以及从业小姐的研究（潘绥铭，1999，2000），揭示了这一神秘而又日益繁荣的领域背后的运作机制以及“小姐”们的生存境况。有关性问题的研究后来逐步扩展到一般人群，比如潘绥铭等人采用电脑问卷调查的新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进行的调查和整体分析（潘绥铭等，2004），显示了公众在性和性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期待的变革。

　　近些年来，有关身体和性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展，除了引进和讨论国外有关身体和性别的理论之外（冯珠娣、汪民安，2004；柯倩婷，2010），中国本土意义上的理论探索和方法应用也在尝试之中。比如郑丹丹的研究运用身体理论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通过对男子阿文的腹泻进行疾病现象学的描述和分析（郑丹丹，2007），揭示社会文化框架和等级制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身体病痛的型塑过程。潘绥铭和黄盈盈强调性（sexuality）研究的理念从“性科学”到“性的社会建构”视角的改变是一场革命。他们提出性社会学的“主体建构论”思想，认为这种建构应该是“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潘绥铭、黄盈盈，2007）。黄盈盈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黄盈盈，2008），正是基于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研究女性作为主体对于身体、性和性感这些概念的想象和构建，以及从中所体现的身体与性之间的具体关系。

　　与此同时，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出现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现象，如性骚扰、“包二奶”等，对其进行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唐灿关于工作中性骚扰的研究发现，从受害女性的经历和叙述来分析，受害者本人的拒绝态度是性骚扰得以遏制的基本前提，但它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因素，以及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制度因素等都会影响性骚扰的走向，同时也会影响受害女性本人的态度和选择空间。因此，仅把性骚扰定义为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所致，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工作中的权力和地位关系的不平等，同样是导致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重要因素（唐灿，2009）。肖索未在对“包二奶”现象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打工妹是婚外包养女性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是作者认为，那种将婚外包养关系视为“以钱换性”的简单交易的功利化理解，“忽略了亲密关系存在的复杂性及其不可忽略的情感意义”。因为从外出打工女性进入包养关系的缘由、过程和经历来看，“尽管进入包养关系为打工妹提供了关键的物质资源，但并非所有的包养关系都为打工妹提供向上流动的可能；这些女性进入包养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城乡打工流动的过程中遭遇的个体价值和情感层面的‘失位’（displacement）”，是那种在阶层、城乡、性别多重弱势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打工的艰辛以及“双重边缘人”的身份给她们带来的那种“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肖索未，2011）。这些研究都不是从单纯的性别视角出发，而是寻找现象背后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并将性别和其他身份、权力的交叉关系放在分析的重心，这是全球化与性别问题研究走向更加成熟和专业化的标志。

 

　　　　　　　　　　　　　　五　市场化是否会导致父权制的削弱？

　　海内外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的性别平等传统虽然意味着中国妇女解放的高起点，但是并未能使父权制得到根本的消除，就是说在国家修辞与平等实践之间是存在差距的，这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成为一个“未完成的”或者“被延迟了的”革命（转引自杰华，2006：39）。因此，全球化与性别相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化是否最终能够导致父权制的削弱？答案仍充满了争议。

　　金一虹在10年前对苏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考察时指出，中国农村的父权家庭是深嵌于村落文化当中的。她将父权制理解为父权与夫权的合成，认为在农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上一代权力的衰落”（金一虹，2000：345）；与此同时，生育模式的转变直接冲击着父系制的核心。但是“夫权的削弱远没有父权的衰落那样明显”，只是“由于社会变迁为妇女提供了新的资源增量，妇女在家庭中权力有增加的趋向”，使夫权遭遇部分挑战（金一虹，2000：384）。但是男权依然强大，因为“男性优先的规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稳定的规则”（金一虹，2000：415）。10年后，当金一虹对流动农民工家庭进行考察时发现，“说流动对父权制家庭的作用仅仅是解传统化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因为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虽然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金一虹，2010)。研究表明，“改变从夫居并不必然重创父权制家庭，核心家庭结构也并不必然和平等的性别关系相勾连”。因为无论是“扎根”式的还是“举家离乡”式的农民工家庭，“父系的世系传承”才是其最核心的部分，流动家庭父权制的重构，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完成父系制再生产的目标而运行”。因此，除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外部性的结构性力量的交互作用之外，“来自父权制家庭自我延续的需要以及‘身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流动者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维系和重构父权制的重要力量。（金一虹，2000）

　　马春华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市场化对农村家庭性别关系的影响后乐观地指出，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使她们得以摆脱家庭的束缚和父权制家长的监控，接受现代性的洗礼，因此，市场化“使女性获得更多的自主性，获得更多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作为传统父权制再生产基础的规则和资源，从而逐渐瓦解农村家庭中的父权制，改变农村家庭中的两性关系”（马春华，2003）。唐灿等人对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养老问题的研究则提示给我们另一种信息，即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父系家庭制度中女儿的身份和地位需要重新作出评价。按照传统父系家族代际传承的规则，赡养关系是以男性血统为中心的，同时意味着一种资格和身份，对应着家族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名分和权利，而女儿始终被排除在这些制度规则之外，因而女儿的赡养行为被视为非正式的、基于亲情的。随着人口流动带来女性经济地位和家庭权力的上升，“女儿的工具性意义在上升”，在实践中女儿和儿子共同参与了赡养行为，但是“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则和秩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唐灿等，2009）。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小家庭的自主性及其内部的平等化趋向，并不意味着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其核心制度依然保持着“文化韧性”，在分配人们的社会身份和财产继承权利方面“继续其强制性地位”。因此，在中国农村，“两种家的结构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小家庭的普遍性和家庭范围内的平等化和自主性；另一方面是父系家族文化结构和继替规则在更大范围（社区共同体和乡规民约）中的延续”，而女儿赡养是“农民利用家庭的‘现代’资源补充传统体制缺失的生动例证”（唐灿等，2009），因此市场化的结果似乎并未能消除传统的父系体制。

　　显然，关于市场化是否带来父权制的衰落的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或者说，答案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有学者提出要建构一种所谓“后父权制”的模式（沈奕斐，2009），来解释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复杂状况，认为“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不是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在和不同年龄段、不同辈分的男性、女性的关联度中产生的”，因而主张从性别和年龄／辈分这两个维度来讨论中国的父权制和性别平等问题。通过对上海普通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考察，作者的结论是：“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父亲的权力衰弱了，男性的权力并没有；媳妇的权力上升了，整体女性的权力没有；年轻女性获得权力来自于年老女性的权力让渡而并非男性”，因此我们看到的性别平等，实际上是“年轻女性的权力上升”，所谓“性别平等”实质上是“代际不平等的倒置”（沈奕斐，2009）。

　　毫无疑问，有关全球化与性别的诸多问题的争论还会延续。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热点问题之外，还有诸如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艾滋病问题等与社会公正、公民权利以及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中的性别问题。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本辑挑选的13篇论文，虽然并不能囊括国内有关全球化与性别的所有优秀成果，但是基本上涉猎了上述这些主要议题。其中2篇论及市场化与父权制的问题，3篇论及打工妹以及劳工与性别，2篇论及性别话语与认同的建构，2篇论及性别与分层，4篇论及身体与性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公共政策。需要提醒的是，这些主题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而是彼此交叠与融合。这说明全球化与性别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预示了这个领域未来研究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