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党和国家特别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
关键词：生育观念
一、生育观念的涵义及研究过程的介绍
生育观念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象的认识，是关于生育的意愿、价值、知识、行为等观点、看法和认识的综合，内容包括生育的需求、动机、意愿、偏好。生育观念构成生育文化的观念层面。[1]生育观念、生育动机、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生育观念整体体系，从人们生育数量（包含不生育即零生育的状况），何时生育子女等生育意愿和生育性别偏好（偏好男性还是女性，无偏好或是儿女双全）可以推断出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某种生育行为，选择某种生育行为的目的何在及其基本动因是什么，这就构成了人们的生育动机（包括生育原因和目的及生育效用）。生育动机又是个人或群体生育行为的外部或内部归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育需求以及影响人们产生某种生育行为背后的利益导向。人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共同决定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芭蕉乡地处恩施市西南，系湖北省十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也是恩施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总人口6.4万，其中侗族人口2.4万，占总人口得34%。国土面积303平方公里。本次调查活动中，调查小组主要采取了结构式访谈法到芭蕉侗族乡进行深入调查，主要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为对当地民众生育观念的调查。此部分调查主要以芭蕉侗族乡20—60岁的公民为调查对象，在调查过程中，调查小组成员随机抽取了芭蕉侗族乡50名群众（26名男性，24名女性）作为访谈对象，对他们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背景（民族，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组成情况－总人数，年龄结构，主要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以及主要收入形式－务农，外出打工……）第二部分的调查即对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相关调查。调查小组成员通过设计诸如宣传计划生育知识的手段及其效果；计划生育部门对外出人口的计划生育采取的控制措施；对怀孕妇女的服务；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全乡）比例，当地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全乡）的家庭比例，超生户（全乡）比例，溺、弃女婴等问题对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相关调查。
二、调查结果分析
(一)生男生女都一样，生育男孩不再是唯一的生育目标，大多数家庭以生育2个孩子为生育边际
在50名调查对象中有47人希望生育子女数为2人，占总数的94%，2人希望只生育一孩，占总数的4%，1人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的孩子，占总数的2%。这表明了，在芭蕉侗族乡，90%的人都倾向于生育2个孩子，以往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得到改变。这表明在当地农民看来，他们的理想生育子女的数目是2个。但是，调查小组从芭蕉乡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处得到的资料显示“生育二孩”的比例远远没有这样大，调查小组成员以“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全乡）家庭比例”这一指标来对人们生育子女数目进行量化，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了如下数据：2006年－2008年，本来应该办理800个左右的二孩生育证，但实际上只办理了2/3左右的证件，有近1/3的二孩生育证被放弃了。即在这一时间段里，至少人们暂时放弃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3.3％，这与从芭蕉乡村民处得到的资料数据分析后有一定的差距。这点可以证明芭蕉乡的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已经改变。
在关于生育性别偏好方面，笔者以希望生育男孩，生育女孩，无生育偏好和儿女双全四个选项为调查指标问及被调查人员时，选择各种答案的人数分别为3人、1人、27人和18人，比例分别占到6%、2%、54%和38%。这就表明，芭蕉侗族乡一半以上的乡民对生育时性别偏好没有要求，只有6%的乡民希望生育男孩，这体现了在当地居民的生育观念中“重男轻女”思想已经基本上被“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取代了。生育男孩的追求已经不是很强烈。生育女孩、无性别偏好和儿女双全三项指标的总比例为94%，这表明了在被调查者中94%的人的思想观念中都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这说明在当地，女婴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在对调查结果的分析中，调查小组分析比较了不同年龄段的性别偏好，其中希望生育男孩者都为年龄在55—60岁之间的调查对象，希望生育女孩者的调查对象仅有一人，年龄为25岁，这反映了生育性别偏好在历史时间纵轴上的发展变化，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不重视生育性别偏好这一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新型生育观念的形成过程。国家正常男女性别比应为男：女－100：104～107，男多女少。这与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人们追求男孩性别偏好有很大关系。但是芭蕉地区的男女性别结构却正好相反。芭蕉侗族乡是男少女多，男女性别比例为男：女－97～99：100。这一数据也表明了芭蕉地区“男性生育偏好”这一现象不是特别明显。
(二)人们重视对生育质量的追求
“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扶育是生活的供给”。〔2〕人们生育观念的形成不仅促进了生育行为这一事实行为的产生，并且产生了后来对新育生命的扶育过程。并且这种扶育可以分为社会性扶育和生育性扶育。〔3〕人们生育好或者抚育好子女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延续以及一种社会期望的转移。调查结果显示，在50名被调查者中，有43位调查者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上大学，能获得更多的知识，用某位被调查者的话说：“即使是打工，有文凭、有知识也会更好一些。”比例占86%，通过对50—60岁的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他们在初育时，希望生育子女只是为了增加家庭的劳动力，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因为子女学习，为子女请家教的家长有7位，占12%，在所有调查者中，有36位调查者的子女正在上学，他们均表示，现在对子女的投资（包括抚养费用和教育费用）是家里一笔重大的开支，以前，孩子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费用是一笔巨大开支，现在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本来负担应该要轻一些。但是，人们现在都倾向于送子女上大学或者进职业技术学校，现在高等教育的费用很沉重，所以，对这些家里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子女的教育费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些被调查对象都表示，“现在大学的教育费用太高，家庭承担不起”。在整个年收入中，与生产成本，人情事务（即农村走亲戚），同时占重大比例，有两位被调查者家里有大学生正在上学，其中一位被调查者家里的大学生是一名女生，这些结果都表明了在芭蕉侗族乡，人们对于生育子女更加重视质量，即主要体现在他们希望能送自己的子女上大学，能提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并且他们可以为此增加子女的抚养与教育投资成本。有位调查者说：“养多不如养好”可以体现出这一生育观念。
（三）生育动机和生育需求的变化
在调查中，当问及“子女成年后希望子女为自己做些什么”时，有10人希望子女可以为自己养老，而另外80%的人，则认为子女对他们来说，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寄托，他们认为当他们年老以后，他们基本的生活能自理，他们希望子女能经常回家看看他们，他们并不赞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这表明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目的不仅仅是满足年老后生活有保障的安全需要或是物质需要，更是一种情感需要。并且由此还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养老方面的认识，他们认为女儿和儿子同样可以承担家庭养老功能，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
（四）关于超生现象
当调查小组对计生办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时，以“当地是否有超生现象？比例占多少？对超生家庭实行何种惩罚？”了解当地超生情况。工作人员说当地极少有超生的现象，拒绝提供详细的数据，但表示“绝对没有超标”。那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初婚需在政策内办理结婚证和一孩生育服务证后才能生育第一个孩子。对于需要生育二孩的育玲群众，也要在达到生育间隔期即4年的基础上办理二孩生育证后才能生育二孩。对于在政策外生育的，应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费用标准为，对于违规生育一生育，初婚男女必须达到国家法定年龄即男22周岁，女达到20周岁后才能结婚。有违规生育的现象，收取1000元的社会抚养费；对于违规生育二孩的现象，在生育间隔期内每违规每一年按上年恩施市人均纯收入收取社会抚养费。传统超生现象的原因是家庭为了增加家庭劳动力，特别是家庭男性劳动力从而出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但是现在女性劳动力对家庭的贡献程度提高，并且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劳动力解放出来，因而超生现象得到改善。
三、引起生育观念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
芭蕉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人民现在的生育观念形成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前，恩施芭蕉侗族乡地区主要种植玉米、稻谷等经济作物，这对一个家庭中男性劳动力的数量、身体素质及体力劳动都有很高的要求，男性劳动力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程度很大，基本上一个家庭男性劳动力所占比重与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因此，人们在家庭中更加重视男性，“重男轻女”思想由此产生，在生育时选择生育男性的生育观念就形成了并得到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芭蕉侗族乡大力发展茶叶种植，并以茶叶种植带动了当地茶叶加工厂的迅速增多，如今，该乡共发展茶叶6万亩，现有大小茶叶加工企业共91家，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收入状况，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生产方式得到改进，科技投入不断增多，这从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芭蕉侗族乡的剩余劳动力，也使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程度增加，这就从经济方面根本上促进了人们自觉改变“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同时，芭蕉地区劳动力的解放，使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在芭蕉侗族乡，茶叶收入与外出务工者的收入构成了人们最主要的家庭经济收入方式。芭蕉乡计划委员会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现在芭蕉爱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了，但是他们各家的茶园并没有因此而荒废，家里的老人可以承担这些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在同样多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并且把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了，并向城市地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方式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渠道化，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经济收入，从个人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使得女性劳动力有同样的机会为其所在家庭的经济收入作出贡献，从而使人们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思想。
（二）政治因素。
主要表现在国家计划生育与人口政策方面。在调查过程中，70%以上的调查对象表明，当他们在选择生育子女数量时，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正在严格执行，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控制人口数量，即使他们想更多地生育子女，国家政策也不允许。虽然早期的生育观念转变的动力是国家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后来的人们能够自觉地实现生育观念的转变.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的影响，还表现在国家对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的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包括对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双女户家庭和独生子女户家庭的奖励。另外，国家政策颁布的对溺、弃婴儿和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鉴别或预测性别以终止妊娠女婴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法规，对抵制人们不健康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作用。在芭蕉乡一经发现有上述行为，由当地计生部门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交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另外，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采取结婚登记和对领取一、二孩生育证的夫妇进行登记的手段，联合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主要利用户籍制度）对外出人口进行计划生育行为监控。调查小组在计生委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因为外出人口要在当地为新出生的孩子进行户口登记，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能够自觉地回到当地生育并进行登记。
（三）文化因素。
传统生育观念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是在封建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大家族”等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形成的。而在今天的芭蕉地区，人们因为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男女平等的思想普遍形成，并且妇女地位日益提升。妇女地位提升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芭蕉地区茶叶经济发展很快，对于男性劳动力的要求不是很高，相反很多方面女性劳动力“细心”等性格更具有优势，女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同样很大。另一方面，女性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女性拥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公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并且女性日益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因而在现代社会中，“生男生女都一样”，“男女平等”的新型生育观念才得以形成。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具有儒家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质和文化基因外，其生育观还受到本民族的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芭蕉侗族乡人们的生育观念因此也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风俗以及地区之间差异的影响。
（四）社会因素。
社会条件的不断改善对人们形成新型生育观念也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第一，表现在医疗卫生条件方面，芭蕉侗族乡乡成立了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服务站，对怀孕妇女长期进行免费检查，并且经常对该地的妇女进行身体检查，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使得孩子的出生率有了保障，人们不必太担心养育孩子的风险，使他们自觉打消了通过多生育子女来保证一定的子女数量的思想，从而传统的多子观念得到很好的改善；第二，芭蕉地区外出人口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受现代都市生育观念影响，抛弃了传统的一些生育观念；第三，教育因素影响，芭蕉侗族乡的人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调查结果显示，受过教育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调查对象更乐意少生育或者更倾向于“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第四，养育成本对人们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在被问及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时，都表明了现在这个社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费用太高，“养不起孩子”，因而他们坚持多生不如养好，坚持提高质量。
（五）宣传因素。
芭蕉侗族乡对国家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的宣传是影响当地居民生育观念的又一重要因素。在芭蕉侗族乡，当地计生部门通过会议、宣传资料到户、干部走访、政策性标语、宣传车（或宣传栏）五种方式对当地人们进行国家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宣传，其中干部走访分为乡、村、户三级，即政策通过乡里的干部传输到各村的干部，各村的干部再到农户家里进行宣传的方式.政策性宣传标语主要表现在芭蕉乡计生办与中国联通联合在318国道和恩航线道路两旁的一些标语。并且在计生办办公偻外面的墙壁上，笔者就看到有“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优质服务水平服务全乡育玲群众"两条标语。并且在这五种宣传方式中政策性宣传资料到户是效果最好的宣传方式。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宣传，当地村民已能及时了解到国家的生育政策，这对促进新型生育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六）成本－收益分析
1.现代社会中的很多家庭在进行生育行为选择时都作了理性思考并最终作出了理性行为选择，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人们很大程度上坚持了理性人的假设。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一对夫妇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往往从个人家庭理性出发，只考虑多育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而不顾及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和成本。首先，生育孩子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标准进行分类。第一类可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从母亲怀孕至将子女抚养成为成年人口支出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交往等的费用，即直接花费在孩子身上的货币支出；间接成本是指父母因为生育子女耗费的时间损失，主要是母亲因妊娠和哺乳期间损失的工资收入、父母因照料子女耗费时间而丧失的获取更有利的工作岗位、升迁以及接受教育等机会所减少的收入，这是一种间接形式的货币支出；社会成本是指个人家庭多育子女会增加对环境资源的压力，造成耕地和水资源的短缺、环境恶化；造成学校、医院、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过度拥挤；过度生育还会造成劳动就业困难，人均财富占有量下降等等，这些成本虽与家庭生育孩子的多少有关，但都由社会来承担，故称之为社会成本。〔4〕第二类可以分为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生育孩子的收益和效用分为4种：劳动收入效用；养老保障效用；精神享乐效用；稳定婚姻家庭效用。〔5〕人们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作比较后才选择自己的生育行为。
2.根据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孩子的直接成本(即父母生育抚养孩子的全部花费)加上间接成本(父母为生养孩子所损失的受教育和获得收入的机会)之和减去孩子为家庭提供的货币收入和服务现价为孩子的“净成本”。若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值，即父母投入的抚养费大于孩子提供的收益，则对孩子的需求就会降低；反之，净成本为负值，则对孩子的需求会升高。〔6〕因此人们在考虑是否生育时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
四、对策探讨
（一）充分推动芭蕉侗族乡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提高。应在大力增进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任何时期，以及任何地区，经济因素都对人们的各种行为取向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很多时候还是决定性的因素。芭蕉乡主产水稻，玉米，土豆等，但是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不能满足芭蕉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算勉强能够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需要，农民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追求更好的生活。现今，芭蕉地区的“茶”产业发展很快，目前为止，该乡共发展茶叶6万亩，现有大小茶叶加工企业共91家，2004年，全乡已引进资金1500万元，其中有华龙集团、宜红公司、粮援茶厂、芭蕉富硒茶叶有限公司、芭山茶叶有限公司等6家龙头企业，年创利税近千万元。人们收入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芭蕉地区应该充分发挥以“茶”为支柱产业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茶叶“产－供－销”一条龙的茶叶生产线，不仅应该注重茶叶的发展，还应当根据芭蕉乡村的实际发展芭蕉乡的其他副业，当前芭蕉乡还发展了家具厂，造瓦厂等。这有利于吸收芭蕉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根本上改变芭蕉乡人们的生育观念。
（二）结合芭蕉乡自身实际，落实国家各项计划生育以及人口政策，做好政策导向作用。
落实好对当地独生子女户、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在芭蕉乡，当地计生部门结合当地自身情况，对自愿放弃家庭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独生子女户、双女户家庭的奖励政策主要体现在把他们集中起来，宣传茶叶新品种，传授种植茶叶新技术等方法对他们进行奖励。并对当地双女户、独女户中的丧偶、天灾人祸以及经济困难户根据家庭贫困程度实行200元、300元、500元不等的现金扶助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当地农民的生育观念有一个政策导向作用，从奖励和扶助两方面进行利益导向，让那些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有一定的生活保障。
(三)加快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严重不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不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存在问题。农民参与社保的意识薄弱，因此，应在自愿自治的原则下，扩大社保范围，使人民自愿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现在，农村地区依然是以“养儿防老”的依靠儿女的家庭养老保险模式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而没有形成依靠社会的社会养老保险意识。调查小组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被调查对象都有要求生育孩子的观念，在他们看来，起码要生育一个孩子，这一方面是满足人民情感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们需要在老年有一个依靠的深层次原因，虽然不一定是给他们提供技能攻击支持，但心理总有种依靠。如果人们对孩子的依靠程度太重的话，不仅束缚了孩子发展的空间，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因此，作为国家来说，应加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提高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保障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使农村地区的老人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老有所养”。并建立健全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确保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同时提高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使得农民自愿加入到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加快芭蕉地区敬老院的建设，不断提高五保水平。
（四）做好当地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频率加快，其中流动人口主要包括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芭蕉地区外出务人员很多，且多为育龄群众，在这种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有一定能够的难度。因此对该地的计划生育政策还主要表现在对该地外出务工育龄群体的计划生育的管理。在这种人口流动极快的时候，应该采用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双重管理的办法对人口的生育情况进行管理。首先，应该在流出地及时为那些暂时不在此地常住的人员办理流动人口证，并与已婚夫妇签订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落实芭蕉乡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报表，并且加强村委会干部对其所在村的居民的流动情况以及生育情况进行密切关注，充分发挥好村干部作为联系乡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育龄群众之间的纽带作用。同时，应针对流动人口建立网上信息平台，使得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地的计划生育部门能及时了解育龄群众的计划生育状况。并且通过网上平台公布外出妇女有无妇科病，或者是否参加了流出地的“三查”活动。通过这种网络平台的方式，可以使流出地和留入地及时为对方提供这些外出育龄夫妇的生育情况，以达到对他们进行更好地监督管理。
（五）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真正做到为育龄群众服务。
虽然调查小组在调查过程中看到芭蕉地区工作人员采取了很多措施提高了为人们服务的措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并应当进一步完善对人们的服务。在芭蕉地区，计划生育知识更新很慢。在调查小组成员第一次到芭蕉地区进行调查时在他们的计划生育知识宣传橱窗里提供了生育二孩的条件以及办理程序等内容，在调查小组最后一次去调查时仍然是那些内容，这表明在芭蕉地区计划生育知识更新很慢这不利于当地育龄群众了解更多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知识。因而，应该及时更新宣传的材料，加强计划生育相关知识的宣传。芭蕉乡计划生育体系的工作人员包括计划生育委员会3位工作人员，以及各村的近20位村干部。这近20位村干部却要为当地6.4万人提供服务，这不利于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要更好地为当地群众服务，必须要求提高芭蕉乡计划生育系统的执政能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在工作人员较少的情况下做到“精简高效”，提高为育龄群众服务的水平。
（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充分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
在调查中，有80％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上大学。调查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大学这一理想愿望只是一个工具性手段，孩子上大学的最终目标是找到一个好工作。通过这种教育途径改变孩子原有的“农村人”的身份观念，所以很多家长即使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上大学。但是，现在中国的社会中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如果农村的家长省吃俭用一辈子辛辛苦苦送子女上学依旧不能看到子女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就会产生心里上的落差。他们会认为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在他们看来，孩子上不上大学对于找工作已经没有多的的区别，用“成本－效用”理论可以分析为，如果孩子不上大学和上大学都可以差不多的工作，即效用无差别，那么就可以不送孩子上大学，这样可以节约一部分投资成本，并且孩子会早点外出打工，多几年经验后找到好工作的极几率会更大，这就表现在机会成本的问题，并且孩子这几年多少可以挣一点钱。这些都加起来，足以构成家长们不送自己的子女上学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无用论”会在他们这里抬头。并且在孩子教育投入减少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多生，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受到挑战。一旦这样状况形成的话，将从根本上不利于农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村生育观念也会退化，人口会更加增多，并出现不可扭转的趋势，农村最终也不会发展，社会必将倒退。。
五、小结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农村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农村的生育观念也受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村的生育结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查小组成员对芭蕉侗族乡农民的生育观念进行了调查，在他们身上显示出传统因素（如传统文化，小农经济……）和现代因素（如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社会保障体系成立……）在人们生育观念中相互碰撞并在一定程度的冲击下相对融合，即在生育文化冲突和生育文化适应的条件下形成了芭蕉侗族乡现在人们的生育观念。
中国农村范围很广，农民众多，各地的生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异质性和特殊性。但是，即使是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各有各的个性，但这些地方仍然是中国农村的一部分，以生育观念形成的系列生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因而该课题的进行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本次调查活动主要以芭蕉侗族乡居民和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调查对象，了解芭蕉乡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对当地人们的生育观念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当地育龄群众采用的一些计划生育策略，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就业水平、完善落实国家的各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
但是，本次调查活动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具体数据收集不够。调查小组成员在调查过程中得到的数据资料中有少部分都是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口头提供的，权威性有一定的欠缺。该课题调查小组成员在芭蕉侗族乡计划生育委员会收集资料时，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很多内部资料需要保密，不便于向外界透露，所以有些资料并没有得到确切的数据。第二，对居民的调查是随机抽取的50名被调查对象，人数比较少，并且调查小组成员都为在校大学生，芭蕉侗族乡距离学校又较远，不能长时间地在当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因此代表性不是特别强，并且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三，理论支撑不够。本份调查报告主要以描述并分析当地的生育观念为主，理论水平有待更进一步发展。
总之，经过此次调查，调查小组成员对“生育观念”这一概念有了更深层次此的理性认识，并对芭蕉侗族乡人们的生育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基本上完成了该课题的基本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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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艺鸿，湖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