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当代社会理论中，女性主义的理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的社会理论构成一定冲击并拓展了社会研究的视野。而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内部，其争论的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女性主义理论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理论之间的碰撞。这些相互争论的理论当中，卢宾关于性问题的理论是很有启发的，通过探讨的的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理论，我们可以一窥女性主义理论的内容，获得更多启发。

性与性别的问题无疑是女性主义理论讨论的重点，然而很多女性主义的理论在性与性别问题的讨论中混淆了这两个概念。葛尔·罗宾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对于性与性别关系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开创性。我们在本文中将尝试以她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的笔记》为例，对她的一些观点进行阐释性的解读。

文章讨论的是性问题，涉及性的社会控制及其变化，性的社会态度以及女性主义在性问题研究上的局限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些讨论背后所涉及的是人的自由问题。而性问题的研究，包括卢宾所提倡的建立性激进理论的设想所表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对个人的控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变化的问题。

性问题自然是重要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先秦古训表明性与人的物质需求是并行的。然而，同为人之基本需求，社会对于它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社会所提倡是农耕，视农桑为立国之本，几乎每一个社会都提倡民以食为天的理念，而对于性问题，却予以严格控制，把它局限与生殖领域，形成所谓唯生殖目的论，而且这种态度在古今中外所体现的大致相同。自二战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新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所谓性的解放并发展成各种社会运动，与此相伴的是关于性问题的社会理论的产生。卢宾认为，性带有政治性，“性的领域具有内在的政治学模式、不公正模式以及压迫模式。”在她在早期的一篇文章《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她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这样一个重要概念，指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与阶级、种族、民族等并列而社会分析范畴而不是从属于其中某一概念，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对社会性别理论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正是由于性/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范畴使对于社会关系的分析明朗起来，促进了社会性别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这些理论涉及各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对于性的讨论是经常遭到禁止的，但这样的问题又并非不能公开谈论的。人们为此发明了各种技术，其中之一就是性的学术化。而在我看来。性的学术化并不是讨论性，或者至少不的纯粹地讨论性问题，而是通过对性问题的讨论发现其他的东西。一般而言，有三种性的存在状态，即性的生理存在、心理存在和社会存在。而对性的社会存在状态的研究便成为性社会学的内容。卢宾在这篇文章的中阐述即属于性的社会学理论的阐发。

本文所讨论的是所谓性政治问题，其实所涉及的问题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在人的身心欲望与社会对这种欲望的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假如我们稍微思考一下韦伯与弗洛伊德的理论，自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对欲望的控制是很有关联的。其中对于性的欲望的控制自然也是一个构成部分。因此，在卢宾的性政治理论激进笔记中，我所看到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性问题的表现，一方面文明的发展要压抑人的性欲望，另一方面，社会的繁衍需要一定的性行为，而在这两端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便构成性政治的研究内容。

社会对于个体欲望的控制所借助的是各种技术手段，包括立法、道德、宗教等。卢宾在文章中提出，以往对于性问题的研究所缺乏的是对性所包含的斗争的研究，即性政治理论的缺乏，她提出创建一套性激进理论的任务。

性的战争

性的战争一节是对性关系控制的历史考察。主要阐述的是美国的性战争，即国家对性的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相互争斗的历史。卢宾认为，性的战争与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并行的，它同样反映社会关系的特征与变化。在性的各种控制中，表现的一个特征是使性与青少年分离。这里反映的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即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唯生殖目的论。在西方对性的控制比东方要严格的多，尤其是本文所重点考察的同性恋问题，通常会被列为犯罪行为。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种行为却是很平常的，并且还得到允许，这是中西社会的一种差别。西方社会对于性的反常现象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同性恋行为，各种法律往往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卢宾的的看法是，很多性的法律其实是有问题的，一个问题是性法律通常表现的是一种一概而论的对所谓越轨性行为的打击，而不能区分强迫的性行为与虽为非法但属自愿的性行为。因此，她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都公民基本性自由权利的侵犯，甚至是违背宪法的体现。

性的思想

在这一节中，卢宾提出了关于性激进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理论的任务在于识别、描述和揭露性的不公正和性的压迫。其方式是采用概念工具和批判语言。她还清算了在性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理论倾向，即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论。本质主义即性问题上的生物决定论，认为“性是自然的力量，先于社会生活日存在并造就制度”（P12）而社会建构论则攻击本质主义，认为由人的身体出发解释社会制度的性质和多样性是讲不通的。卢宾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调和，认为“如果仅仅从胜利实体上而不是社会结构上思考种族或性别的政治学问题，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看法。头脑供养，如果把性仅仅看作是生理现象或个人心理学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对它进行政治分析。”也就是说，性是有生理基础的，但这不足以成为解释性的社会现象的唯一依据。她在前一篇文章中就明确主张应该把性/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这些分析范畴并列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察领域，研究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关系。

卢宾在这一节中清理了五种性的意识形态体系，即对性的否定、对性的错误度量、等级划分、性问题上的多米诺效应以及缺席现象。她分别对这几种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认为它们都是有偏差的。对性的否定态度根植于西方的宗教传统，把性视为原罪的一部分，即“性在被证实无罪之前总是被假定为有罪。”

卢宾的提出了她对性的分层体系，认为性的控制所形成的是性关系的金字塔体系，按照社会对性行为的容忍程度，她给出了两个图示，说明性的等级划分。各种理论关于性问题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其实是争论可允许的行为与禁止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的问题。

卢宾认为，这种分类体系体现的是性道德偏向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远离真正的伦理。以此为标准对社会的人群进行了划分。卢宾认为，在性的问题上，需要建立一种多元的性伦理学，而这种多元的性伦理学承认性的差异。她主张，承认差异的存在，具体到性的社会关系上，遵循一个唯一的标准是顽固不化的。她直接表明“我们应当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是异性恋的、结婚的或香草型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应当反对另一种观点，即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是同性恋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或怪异的，虽然前一组观点得到了远比后一组更具强迫性的权力的支持。”

在构建性激进理论时，她重视性学和性的研究，把它们作为性激进理论的依据，认为“性学和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心平气和的态度，以及一种把性差异当作某种客观存在，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应当加以灭绝的东西这样一种发育良好的能力。这些领域能够为激进的性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的基础，它们比心理分析以及资料极其丰富的女权主义第一原则这两者加起来更加有用。”

性的转变

卢宾指出，性的转变自19世纪以来出现了新的类型，并产生了属于性的新类型的个人个初级社群，“它们被意识形态和社会等级制的运作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于是，新的分层体系形成，她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性政治应当对这一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对它的社会关系，对解释其意义的社会形态，对她特有的冲突模式，做出重新定义个概括。”（P25）她称这种变化为“性的现代化”。性的现代化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性关系的反映。接下来，她分析了几种性现象的现代化类型：

（1）一个性关系类型转变的例子是同性恋性关系。她指出，一个重要变化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与前工业社会相比，同性恋被突出出来。“在现代西方工业生活中，同性恋已经获得了与一个种族群体相类似的制度结构。”卢宾认为，“把同性性欲重新安置在这种种族式的社区中，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工业化导致的人口迁移的结果。”因而，这种演变所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即由分散的乡村社会到流动的、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人们的性选择在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中有所扩大，这意味着人们的可能会获得部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权利。而这种演变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则是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和类型，即同性恋社区和性移民现象。

（2）卖淫也如同同性恋一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对这种性现象进行了与以往不同的控制。“对这两个群体的法律迫害被复杂的意识形态合理化了。”同时，对性控制的反抗也已经走向了联合，即各种性群体和性移民开始联合起来对抗国家对他们的控制，与是新的斗争形成，而性的激进理论的构建因而也成为必要。

性的分层的研究

对于性现象进行控制工具的是性法律。卢宾批评性法律对性现象的一概而论的处理，把这看作是性分层和性迫害的最强有力的工具。除此之外，对于性的规范还包括医疗职业、大众意识形态和法外的社会实践。

卢宾认为，性商业的非法化或性行业隐含的犯罪性质使它变得边缘化，从而形成了各种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先有各种社会问题，于是政府出台法律予以控制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是通常的因果逻辑。而卢宾则持反对意见，她认为，是各种性控制包括性法律等的社会设置制造了违法现象，同时又装作似乎是在打击违法现象的样子。反之，如果没有关于性的种种严厉控制，性的社会表现似乎会是另外一番情景。她写道“如果性商业是合法的，性工作者会更容易组织起来，争取更高的报酬，更好的条件，争取较多的控制权和较少的坏名声。”（P31）

关于女权主义的局限性的讨论

卢宾指出，性问题与阶级、种族以及其他身份标准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性压迫机制超越了其他的社会不平等模式。”“性的压迫机制不能被缩减为，也不能被理解为阶级、种族、民族或性别的压迫机制。”在这里，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区分出性与性别。

女权主义是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女权主义与性问题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但大多数女权主义理论都把性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视性关系中的性别关系。卢宾肯定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女权主义的概念工具是为了发现和分析以性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在它与性分层相互重叠的方面，女权主义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当问题的性别因素降低而性因素增加时，女权主义分析就变得错误百出，离题万里。女权主义思想根本缺乏能够充分观察性的社会组织的角度。女权主义思想的有效尺度使它难以观察或评估性领域的主要的权力关系。”

卢宾认为女权主义话语创造了一种极为保守的性道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女权主义理论混淆了性和性别的概念。把性与性别等同，因而使对于性问题的研究显的有些模糊。在她的上一篇文章《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中的提出的性/社会性别概念的基础上，她在本文中提出，应该进一步把性与性别这这两个概念区分开，“与我的《妇女交易》中的观点相反，我现在认为，必须将性别与性区别开来，以便更精确地表达它们不同的社会存在。”

关于性问题的再讨论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性问题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性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关系运作发展的逻辑。美国学者关于性问题的各种理论是重要的，通过对这些；理论的解读可以对美国社会中的性与性别关系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联系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解读是进行中西对比的必要步骤，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性与性别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承载的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应该指出的是，卢宾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材料几乎全部为美国的经验，她所主张的性激进理论是基于她自身的本土经验出发的，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是一种对比参考的作用。

卢宾的关于构建性激进理论的观点具有很大启发，它于是性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然而，对于性问题的社会考察在很多女性主义者那里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忽略的从结构功能上对性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在我看来，这很可能与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的误解和批判有关，认为那是一种保守的理论，它对于社会的结构用一种非常保守的、静态的观点来考察，这与大多数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性或性别关系的革命似乎是不相容的。实际上，结构功能的理论在解释社会结构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仿佛一个十分便捷的工具一样，假如我们以结构功能的视角来理解一下性的社会关系，自然就会很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会有种种关于性的社会控制。费孝通在《生育制度》所采用的结构功能方法来解释我们在本文开始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对于物质需求与性欲需求的不同态度是有道理的。当然，这样的解释确实不能帮助理解一个发展变化中的社会中的性关系变化，但对于我们理解性的社会问题还是有所助益的。与他社会问题一样，性的社会存在所体现的依然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重要的一点表现为个人自我选择的需要与社会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对个人的控制之间的关系。很多女权主义理论关于性问题的观点显得过于局限于个人自由的实现方面，而忽视社会结构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我看来，卢宾关于性的激进理论对于这一点也有所忽视。

参考文献

1、李银河文集：《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2、王政、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8

3、江晓原：《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 2003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作者单位：江苏如东掘港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