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家庭有5种基本功能：生产功能、消费功能、人口再生产功能、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功能、满足家庭成员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功能。在今天，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下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家庭的许多基本社会功能出现萎缩、下降或被取代：社会化大生产在城市中已基本取代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在农村，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行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流动，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各式各样的教育机构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家庭抚养和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转移至社会和市场，家庭在抚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常常更多地表现为挣钱买教育；单身和“丁克”家庭的逐渐扩大，非婚同居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育龄的不断推迟，表明家庭人口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年青一代所忽视和淡化；与核心家庭同步大量产生的空巢家庭和老龄鳏寡孤独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割裂了传统的大家庭中老人与子女在赡养方面的日常生活和感情与责任链条；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和各种娱乐设施，极大地丰富和转移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人们已经不再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娱享生活之乐，服务经济的发展也使家务劳动大大减少。

总之，一方面家庭生活日益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人们传统的家

庭责任意识也在淡化。当前中国城乡社会的家庭变迁，越来越多地朝着“伴侣式”家庭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共同消费，相互予取情感和生理满足的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变化的基本趋向是，公众更乐于社会越来越多地分担家庭旧有的功能，而不是相反。这种家庭婚姻功能的衰落，与西方一些国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有某种类似之处——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物质文明过程中，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精神和心理上的代价，包括家庭，也在这一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享乐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牺牲品，如高离婚率、

低结婚率，以及选择不育、少年母亲、单亲家庭、艾滋病等大量出现。家庭关系的演变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许多至今尚未能治愈。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模式多样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是60年来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与此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

统计数字说明，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并不简单的是核心家庭替代大家庭，从一种模式演变为另一种模式的过程。事实上，从户规模分布来看，2002年，3人户比例最高，占到31.69%，其次是4人户和2人户，分别为23.06%和18.41%。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两代户类型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为59.25%，应该说，核心家庭确已成为主流的家庭模式。但是，1人户和2人户在近年来呈现出增长势头，2002年1人户和2人户共占到家庭户总数的26.11%，而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2人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25.34%，两年中增加了0.77个百分点。

2002年2月和2003年8月，零点调查公司分别进行了6城市和4城市的调查，结

果表明，家庭模式选择目前呈现一降三升格局，即与1997年的同题调查结果相比，选择核心家庭的人数比例下降了11.3%，而选择丁克家庭、独身和直系家庭（夫妻加老人、老人与孙辈一起生活）的人数比例分别上升了1.1%、3.9%和6.1%，而其中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比例也首次超过了10%，达到10.51%。据零点调查公司推测，在中国，丁克家庭的数量可能已达到60万户，并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3个明显特征：年轻化、高学历和高收入。丁克家庭在中国大城市里正在成为有众多人口选择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婚姻观念变化，婚姻制度重要性下降

在一夫一妻制下，婚姻构成了家庭的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权利也以婚姻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婚姻与家庭具有同一性。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背景下，婚姻更成为保障性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但是从中国社会近年来婚育和性行为的变化来看，婚姻制度的上述制度功能正在经受更注重个人价值，更注重生活享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严峻挑战。

结婚率下降

中国的城乡社会的结婚率自1981年达到最高峰——20.8‰之后，即开始逐渐回落，从1987年至今，中国的结婚率呈连续下降之势。至2002年，全国共结婚786万对，结婚率为12.2‰，已超过30余年来的历史最低纪录——12.4‰（1978年）。

结婚率的变化与人口结构、婚姻家庭观念以及适婚人群量的变化等都有关联。据“五普”数据，2000年35岁以上男性未婚人口有969万人，35-64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7%，未婚比例达4%。2002年，城镇未婚人口占相同人口比重为18.99%，而乡村未婚人口比为19.85%，乡村未婚人口无论从比重还是绝对量上都大于城镇。性别比不平衡，婚姻市场拥挤可能是对结婚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

除被动不婚外，选择性独身也可能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原因。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对6城市、2700多人的调查显示，近8成的受访者认为，“独身的人会增加”，并且文化程度越高、所在城市规模越大对此持肯定性态度的比例越高。选择性独身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都市渐渐蔓延。有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15岁以上未婚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9.50%，与1990年相比，15-19岁的低龄人口组未婚比例在增长。另据“五普”资料，在各个年龄组别中，20-24和25-29年龄组是未婚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的，也就是说，晚婚也是导致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离婚率不断上升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据民政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到2003 年底，全国共离婚133 万对，粗离婚率达到2.1‰。

离婚率的增长，特别是大城市离婚率的迅速攀升，挑战了婚姻所特有的双系抚育功能，使得社会学家心目中最适合子女抚养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如单亲家庭的贫困化、单亲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以及再婚家庭的和谐等等。

婚姻对性关系的约束力削弱

婚姻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了只有在婚姻条件下的异性性交往才是合理和合法的，如没有这一规范，就可能出现大量的非婚的、不生育子女的性活动，或出现非婚生子女，致使家庭和社会繁衍后代的能力受到破坏，或导致其他社会问题。但是近年来，由于非婚性关系的出现和发展，婚姻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力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性行为不再借助于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这种形式的约束。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重婚、同性恋等等都是这些非婚性关系的表现形式。

有计划生育专家指出，随着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性观念的急剧变化，非婚同居、非法结婚、非婚生育等等的人数直线上升。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甚至一些成年人)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生存方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得到社会道德观念的宽容和默许。但是对有关于此的研究，至今尚未见全面、真实和可靠的数据。我们只能更多地通过一些相对局部和零散的数据，通过观念层面，去了解和把握这种行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

据“网易”2005年前后的调查显示，经历过“一夜情”的比例在大都市男女中正在上升，产生途径有34.7% 为网友，24.4%是在网上聊天室中结识的，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女中，“一夜情”的发生比例还在不断上升。有媒体将这种“一夜情”称作为“快餐式”的两性关系。婚姻专家大都对“一夜情”持批评态度，有人评论说，对于一个人出发点正常的情感

渴望来说，希望通过一夜情来达到补充情感空缺反而是饮鸩止渴。

无论是“一夜情”还是非婚同居，婚前或婚外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和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虽然我国人工流产的总数在日趋减少，但是未婚流产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近年来应该都在将近500万例。考虑到还有在非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手术的难以统计上来，实际情况应该比这要严重得多。另有学者调查表明，城市未婚青年与异性交往的亲密程度很高，有50%多可能发生性关系，而在初次性行为中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也有50% 多。（转自《北京青年报》2003.7.11）还有许多报道表明，在城市中，未婚先孕有愈加低龄化的趋向。另据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对上海市未婚流动人口的调查，有近50% 的未婚女青年坦言曾经有过未婚先孕、未婚人流的经历，原因是缺乏避

孕知识。另一些调查也证明，在流动人口中因缺乏避孕知识而未婚先孕的情况比较普遍。有关专家认为，非婚性行为所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还不仅止于未婚先孕和人工流产，虽缺乏统计，但是未婚生育应有一定数量；更严重的是，不负责任的性交往已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渠道，非婚性行为的发展将可能增加艾滋病感染的几率，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轻老重幼的亲子关系

计划生育背景下，对独生子女成才普遍报有较高期待的双重压力下，家庭在抚育子女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财力空前加大，责任愈发沉重。相对而言轻老重幼的亲子关系格局应是当今家庭关系的部分现状。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中国城乡社会和家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家庭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功利化。家庭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因此家庭不仅在知识、技能方面，而且在道德、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等方面都担负着对下一代进行教化的职责。但是目前中国父母过多地注重升学教育，对子女教育的大量投资绝大多数都用于应试教育或“出人头地”的目的。花越来越多的钱购买“优质教育”，一方面助长了愈演愈烈的教育商业化趋向，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子女道德、素质教育的忽视，这是当今家庭教育的一个基本现状。全国妇联有关婚姻家庭的调查显示，“出人头地”是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最大期望，亲子间48%的冲突发生在学习方面。另外，零点调查公司的近期调查表明，7成城市市民最关系和担忧的问题已从“物价上涨”变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学习成绩又被排在第一位。有孩子抱怨：“家长只爱分数不爱我”“总是达不到父母要数”。还有许多研究证明，城市家庭对子女的合群性和创造性素养忽视，过多参与孩子问题的解决，导致子女的社会化程度低，与周围环境相处有障碍，亲子之间矛盾和冲突频频发生。

此外，青少年的物质化和自我中心倾向突出。过多的关注和过多的投资，必然带来子女的物质化和自我中心问题。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1999年的调查显示，京津沪超过85%的家庭，孩子的平均月消费超过家庭收入的1/3；家庭收入超过4000元的父母，72%为孩子买名牌服装。还有根据统计数字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个4～6岁的孩子，他有12%的家庭消费支配权；孩子到了7～12岁，他有34%的家庭消费支配权；到13～18岁的时候，占45%的家庭消费支配权。我国的城市家庭户均人口大约是3.26个人，大约2.26个成人，每个成人只有20%多的消费支配权，比不上孩子们。孩子不仅仅能确定跟他有关的食品、零食、文具、娱乐活动的消费取向，同时还能影响到其他商品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