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作为学术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普遍流行并进入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文化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等众多领域,“后”字几乎被看成是思想“前沿”、“新潮”乃至某种彻底“解放”的标志。它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对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人类既往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制造出一场效应强劲的颠覆狂潮。那么,后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理论魅力究竟何在?女性主义对它采取了怎样一种学术态度,并在何种理论契合点上实现了自身的后现代转向?作为一种反射力异常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当代女性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怎样一种影响?对此,笔者试图从哲学层面予以剖析。
一
尽管“后现代主义”已经迅速流行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热点与研究旨趣,但却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某种统一或确定内涵的“后现代主义”。关于它的描述阐说、分析评判总是如此地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甚至相互矛盾、充满歧义。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无论后现代主义的特性多么复杂,它仍然存在着某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有其最基本的思想及文化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①与此同时,后现代式的怀疑并未跌入虚无主义的穷途末路——它的怀疑既是摧毁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它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②因此,后现代张扬的怀疑风格沉淀着决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这恰恰正是后现代主义最为迷人的理论魅力。
然而,将“怀疑批判”定格为后现代主义的最大魅力明显太过粗糙。事实上,自康德哲学以来,启蒙运动以降，“怀疑批判”已然成为了众多哲学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因此,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实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早就车轻路熟的惯用招式。只不过,凭借“无畏扩张怀疑批判对象”、“大胆革新怀疑批判方法”、“多元分散怀疑批判立场”的深厚内力,后现代主义正使这一惯用招式爆发出令人惊叹的颠覆力,并由此奠定了自身魅力的深层根基:首先,后现代主义无畏扩张了它的怀疑批判对象,通过“自我怀疑却好奇、不相信却求索、友善却冷嘲”③的探寻视角,迅速点燃了人类弹劾与超越现代性的勇气与激情。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对一切传统规范与既定原则都普遍持有怀疑批判的冲动。在后现代主义逆向思维的问题视角下,一手培植起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启蒙精神在使世界清醒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神话。其对社会的总体性设计不仅造成了对个体的操纵与压制,同时也助长了现代人的狂妄,更引发了严重的自然危机、生态危机以至人的生存危机。带有普遍真理性的“正义”、“自由”等理念并没有导致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世界反而充满了无数的矛盾、战争和冲突……在后现代视野中的现代性图景尽管令人沮丧悲观,但却以一种醍醐灌顶的方式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现代性的固化迷恋。人们已然确信,现代性对人类文明冲击所引发的诸样病症已经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叙事危机、表征危机以及合法化危机。要消除这些现代性危机,后现代主义即算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至少也是效力强劲的对症良方——因为后现代的怀疑批判不但是敏锐先觉、肆无忌惮的,同时更是真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它并非恣意颠覆社会,而是希望通过非固化的怀疑批判探寻一条拯救现代性或者说重写现代性的现实途径。这样,后现代主义与许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强烈色彩,但却正在铺天盖地地泛涉流行,甚至被真诚敬仰起来。
其次,后现代主义大胆革新了怀疑批判方法,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思路肢解或消解了有关“现代”的一些确凿无疑的特征,以扬弃的认知方式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否定。其怀疑批判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以及尼采激进的视角主义。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由能指与所指任意构成的符号结构。由于任何客体都能成为一种符号,从而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分析不同社会关系和制度形式的模型。尼采的激进的视角主义既拒绝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傲慢,又拒斥了超验实在的宗教概念,认为“事实恰恰是那不存在的东西,存在的只是解释。我们不可能确立任何‘原原本本’的事实”④,所以传统的标准和规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而通过后现代大师德里达、福柯等人的继承与发扬,后结构主义的怀疑批判方法进一步发展为解构主义、考古学/系谱学以及话语分析:解构主义显露了现代社会所建立的一切思想体系均具有语境性,揭示了表面两分的词语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由于能指并不产生确定的能指,而是产生新的能指,是一种无穷的游戏,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并非铁板钉钉,而是依从于其他的能指,词语间的对立也不是自然的对立,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对立;考古学/系谱学意在发掘和探究各种知识形式的建构过程，“试图揭示出客观化的理性形式(及其真理与知识体系)作为历史性的偶然而非永恒的力量是如何形成的”⑤。在考古学/系谱学的分析下,后现代“主体已死”的观念自然衍生,如空气般熟悉的现代理性概念被消解,启蒙哲学高大明朗的英雄形象逐渐坍塌;话语分析不再把话语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和文本,而是一种具有历史、社会和制度独特性的陈述、术语、范畴和信仰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意味着什么东西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这样,尽管话语表面上看是一种无行为人的隐蔽控制系统,但却在社会中拥有一种真实的权力,并会对个人在情感和思想的层面上产生压制。这种压制不仅体现在言词之中,同时又包含在社会的和机构之中,并在各种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的话语场中,被赋予了客观真理的权威,取得了飞扬跋扈的合法性功能。因此,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在一般似乎并不含有政治、首选意味的知识、学术话语背后,发现了它们与权力之实实在在的关系”⑥,并进而提出了一种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建设性的权力观与局部抗争策略。
最后,信奉差异、信奉歧义、信奉多元性、信奉微观性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多元分散怀疑批判立场,反对“总体性”与“元叙事”所造成的一切形式的普遍主义和教条主义,从而使自身呈现出典型的“去中心化”面孔。它坚持一种“多元化”的怀疑批判立场,在积极捍卫知识的地方性与独特性的同时,相信不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追求分析差异以及异质的生活方式,强调微观或局部性抗争的政治诉求,认为必须驱除现代社会的“中心化”。他们希望用一种更开放、更重视差异、允许欲望、身份、体制秩序不断流动的“去中心”理论取代现代主义意欲建立的以“解放人性”为目标的乌托邦式希望,呼吁“少数派知识,无法纳入普遍通约性的少数话语,应享有存在的权力,应享有公正的位置,它们不应被漠视、被出卖、被利用、被异化、被压制”⑦。于是,带着狂野气质与彪悍游牧风格、看似一脸坏像的后现代主义,借助它堪称革命化的怀疑批判方法,终于用一种震撼人心的奔突节奏带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翻天覆地的变革。
二
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最初采取了排斥与拒绝的态度。她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游离于历史和政治之外,是以白人男性精英的话语为规范的,缺乏社会性别角度”⑧。但是,不久之后,女性主义便发觉,后现代主义以更多无常和更少恒定、更多狭隘和更少普适性、更多相对性和更少绝对性的叙述方式开拓了人类批判与认知的视角和纬度,其对陈规旧律的怀疑姿态、对创新的开放性态度与对事物认识的多元性视角为自身重新审视和观照历史与现状提供了新的认知图式与新的话语资源。在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锋碰撞、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一股带有鲜明“后”字风范的思潮——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开始风靡,并无可阻挡地引领着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潮流。
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诞生并不是女性主义随意套用或单纯移植各类后现代学术概念的简单结果。它是女性主义从女性立场经验出发,并以女性独特的思维表述方式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男权制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批判,通过建构一套关注差异、强调多元的女性话语体系来颠覆男权主义秩序,并根除传统女性主义中父权思维影响的复杂产物。因此,尽管“后”字的标签很容易让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产生某种遗传复制的臆想,但事实上,后现代女性主义既不是女性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狂热“视野融合”的结果,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在女性主义学术领域内的线性扩张延伸的产物,它是女性主义通过积极援引、有效契合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对立与权力话语理论而实现的思想精致发展与理论优效创新。
首先,后现代女性主义具有后现代主义强调矛盾、变化、断裂,消解中心性与统一性的反本质旨趣,意识到所有以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理论只能使女性主义被边缘化。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后现代女性主义抨击,甚至颠覆了传统女性主义所赖以存在的一统的、凝固不变的、没有内在矛盾甚至带有宿命意味的“女性主体”概念。它指责传统女性主义把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抹煞妇女基于阶级、种族、民族以及地理等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深刻差异,恰恰是男权化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虚妄结论。由于女性的主体意识必然是复杂的、碎化的、多元的、充满内在矛盾而又不断变化的,所以女性的动员整合以及集体行动其实无法依靠传统女性主义的思路来进行,而只能通过凸显女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化的身份”来完成。因为“‘社会性别化的身份’既承认妇女之间的差异和多元性,又坚持性别在女性主体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女权主义多元化的主体概念在‘对中心的和离开中心的(女性)主体的矛盾的认识中含有其在集体和个人的主体里对女性反抗(父权)的主体能动性进行理论化的巨大潜力’”⑨。
其次,如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亦旗帜鲜明地反对二元认识论,并进一步指出以男性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二元认识论把世界划分为代表理性、主体、文化、心灵的男性世界与代表情感、客体、自然、肉体的女性世界,且赋予前者以高于后者的价值,正是启蒙理性二分法认知模式的逻辑核心,是等级制和父权制顽固存在的思维基础。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渴望彻底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渴望在“太初之始,万物无名”的状态下诠释所有声音的意义,认为只有解构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建构以多元差异为特征、且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女性世界才能彻底摧毁男性中心主义,在两性社会地位真实平等基础上获得社会结构有序运行与良性发展的新动力。与此同时,由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到妇女解放在基本关系模式为统治的社会里根本无法实现,所以要求改变社会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重建社会的基础价值和文化,发展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伦理观,以相互依赖的关系模式取代现代社会的等级制关系模式。这样,基于此种认识,后现代女性主义实际已经远远超越了性别理论的层次,而进入到更深刻的哲学理论层次。
第三,对于后现代主义新颖精辟的权力话语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鼓舞与灵感泉涌。在后现代主义关于“权力不会被静态占有而是处于动态运作之中,不是只能自上而下而是可以同时自下而上流动,不是只能集中而是只会分散,不是只靠镇压而是主要通过生产的方式来实施”的雄辩论证中,父权之于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再是无法战胜的金刚怪兽。她们了解到父权制强大的奥秘在于它可以“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的禁止,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⑩。所以,女性可以通过分散、动态的多元抵抗,在自我意识和主体能动性提升的基础上借助“社会性别角色表演理论”——通过反复表演所在社会有关社会性别的历史性话语实践,戏剧化表征女性性别身份的各类符号意义行为,建构一种差异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期待的、动态不拘的另类性别身份来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性变革,改变女性过往在主流话语场中缺席或缄默的存在状态。
然而,对于后现代主义系列堪称革命化的理论主张,女性主义在深刻认同并积极拓展的同时,亦陷入了惶恐不安的矛盾情境。因为就理论性质而言,后现代主义归属于思辨抽象的哲学认识论。与女性主义更多带有政治行动的意识形态性特征相较,呈现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式的分离。因此如果女性主义一味追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风格与叙事动机,一意醉心于各种后现代观点符号的游戏与运作,沉溺于“经院式”的暧昧难明叙述,便将不可避免地削弱自身的理论号召力与实践可行力,坠入至精神花园里孤芳自赏。并且,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威力在于解构现存的宏大叙述,无意建立任何理论体系,所以不少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主义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之后的前景十分困惑,甚至认为这种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最后会拆解女权主义的政治基础,结果导致女性主义运动的瘫痪”[11]。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某些带有双刃性质的理论,一方面激发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灵感与行动勇气,另一方面又使之陷入进退两难、欲罢无能的囚徒困境。因此,只要女性主义尚未放弃解放妇女的根本宗旨,面对后现代主义时就不能一味地投怀送抱,陷入昏天暗地的不平等单恋。它应当坚持女性的特殊立场,注重女性的独特经验,以发展的思维对待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在全方位清算现代社会固有的父权特征与性别压迫内涵的同时,深入反思质疑现代女性主义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的认识论,并对其所致力建立的有关妇女的宏大理论叙述的合法性进行前提性拷问。通过引入差异/延异、多元、解构、去中心、兼容并包等后现代理念,推广更具进步意义的,没有性别歧视、阶级傲慢、种族偏见、文化贬斥的女性主义价值取向,使自身的理论发展以相对独立的姿态进入后现代魅力无限的话语时空。
三
作为一种泛射力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潮流与动感社会生活之拥众所引发的辐射与带动使它们像一个文化幽灵,在我们这个物质化的现代父权社会中自由地摇来荡去。一些女性,尤其是“80后”、“90后”的青年女性,对后现代“花样翻新、整合断裂、解构重塑”的叙事风格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反应——她们开始纷纷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打破沉默与单调,无情地将现代主义的逻辑来个巨大颠覆,把代表欲望、本能与享受的反规范倾向张扬至人生的向度中。她们更注重自己的心中之物,视目不见所谓传统的废墟与意识形态的训导。她们刻意地与主流文化保持着一段美感的距离,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如下的新规则:新知胜过经验,行动优于思想;敢于挑战权威是一种美德,务实、效率与灵活应变是能力的证明,经验与传统在这个日渐创新的时代愈发贬值。这样,当中国大多数女性还在为现代主义事业奋斗的时候,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侵入,许多女性的思想和行为中已有了(尽管并不纯粹)今天能称之为后现代的东西。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真实的现实”——它们逐渐深入到女性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引导着她们朝着行动策略的方向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价值观念与表述方式本身对比前代人来说已发生了重要变迁的后现代女性生存方式。
而从抽象层面讲,女性的后现代生存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女性主体意识与主体能动性长足提升基础之上,鼓励“叛逆”和“另类”,推崇多元和差异,带有抵制、抗争哲学思想与自我、不羁浪漫情怀的整合性生存方式。该方式的特征如下:
1.自主式生存。后现代女性非常在意自己的主体意识不受任何外部强制控制与干扰,期待自我做主的人生旅途与“我愿意”式的自由选择。“我有,我可以”、“我选择,我喜欢”决定了这是个自我意识的时代,一切来自“他者”的控制企图乃至“善意”谋荐都会激起她们反抗或类似反抗的情绪。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许不再如同过往那般张扬于变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运动之中,但却正通过曾经毫不起眼而又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实践勃发于社会各微观、分散的文化话语系统,在集体以及个人的主体行动中清晰地呈现出女性反抗父权的主体能动性,标榜自我的“蔻”样个性。
2.伙伴式生存。后现代女性尽管也有些自命不凡,喜欢在自身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流行角色中加入一些恃才傲物的成分,但也极端厌恶自我中心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与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一脉相承的大男子主义。她们相信,城市没有中心,人群没有中心,思想与行动也没有中心。换句话说,或许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可能成为中心,人群中的你、我、他也可能成为中心,思想与行动的任何一脉在不同的背景下也可能成为当下的中心。因此,在原本没有中心的世界里,女性不要试图去当中心,应当懂得倾听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并善于向他人学习。与此同时,后现代女性追求的自我不是纯粹绝对的独立自我,而是在承认个体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前提下,通过倡导“主体间性”和“共同体中的自我”,用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模式取代现代社会等级制的压迫关系模式。
3.创意式生存。对于后现代女性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而也就是最好的艺术品。于是,她们积极地创造着具有反传统和反顺从品格的“自我形象”,不满现代女性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过渡迷恋,对父权逻辑的消极依赖,对父权统治的熟视无睹。她们标举颠覆父权的“可能性”,认为即便是“不可能”也应该被肯定——因为正是“不可能”开辟了可能性并使之成为可能。因此,后现代女性不愿意过人云亦云、缺乏创意的生活,她们不愿“脚踏实地”,喜欢“天马行空”,想要什么就追求什么。她们多半是思想解放的先锋,冲刺在刀光剑影的每个战壕,精神亢奋,思想激进,疾恶如仇,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去找另一条路”[12]。
4.诗意式生存。后现代女性不愿意整天为追逐心中某个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不愿沉沦为各种各样的“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经济动物”“消费动物”,希望用一种诗意存在的后现代浪漫抵抗猖獗的消费主义。她们以一种博爱的胸怀像山一样思考,像树一样感受,拒绝参加风靡全球的现代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进军自然的大合唱,而且大唱反调。她们不向生存事实屈服,欣赏“人性丰赡的人”,理性但不机械,诗意但不矫情。她们希望过一种不是纵欲、也不是禁欲,而是理性节欲的自然简朴生活,因此是天然的生态主义者。她们相信“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够做的顺应自然的事情的多少成正比”[13],倡导用一种关爱伦理看待周围所有的生命与非生命,寻求一个“既是可持续的、又是可生活的社会”。
5.差异式生存。后现代女性主要的空间形象是旅行、运动、变化和跨越各种边界,即反对固定的身份,赞美那些为了生存而在不同的人群中游弋穿梭,与任何人没有感情牵连的人。她们认为,现代社会将女性无限多的角色可能性完全简化为一个“母亲”或“妻子”的特征不仅不是对女性价值的承认,而且正是一种侮辱。后现代女性深喑“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的道理,明白两性之间差异的绝对性,并将这种差异性的范围扩展到不但包括女性和男性之间所存在的一切生理和心理的差别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别,而且包括这些差异之外女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之间在阶级、国家、种族等方面的差别。她们开始以性别差异为基础,于差异中求平等,于平等中彰显个性和独立,一方面与他人、社群、自然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努力寻求与他人不同的生活风格,勇敢地“活出生命”,活出风格,活出优雅,活出美。
6.抵抗式生存。后现代女性不迷信现代父权社会所刻意树立起来的那些经典或权威,不满她们要么是“身处其中的局外人”,要么是“边缘化的局内人”的生存现状,热烈地欢迎新事物的到来,并自觉地将新事物中旺盛的生命力内化为自身蓬勃的战斗品质。她们强烈地主张偶然性、即兴性与不求深度的表层生活,希望可以抹灭崇高、蔑视权威、消解神圣。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颠覆使后现代女性惬意地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宣泄,潜意识的释放快感。她们正创造着一种抵抗的生活艺术,“以向‘禁忌’开展和根除‘变态’的名义,选定了最为肤浅也最易借鉴的生活风格:自由散漫的态度,装饰性或风暴式的装扮,开放性的姿态与动作等等,并系统地将那些有教养的秉性运用于尚待合法化的文化(电影、连环漫画、地下读物),运用于日常生活(街头艺术),私人领域(性、化妆、抚育子女、闲暇等),运用于存在本身(与自然、爱、死亡的联系)。”[14]通过对传统观念的反驳,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嘲讽,对固有模式的颠覆以及对多种存在的整合,后现代女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完成了对后现代主义抵抗文化特征的经典诠释。
7.游戏式生存。后现代女性声色犬马,直面生活,什么都可以拿来开心,什么快乐玩什么,毫无拘束的坦荡人生伴随着一种游戏的心态。她们不是不关心严肃的问题,但在人多的场合,她们宁愿选择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世界已经这么沉重,何必雪上加霜?”她们虽也有个人的偶像,但这种崇拜只是好玩而已,没有公认的庄重性质。她们不会认真,也不可能认真。她们以折衷的立场融合了不同的美学模式,瓦解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区隔,并且偏好游戏与反讽的态度,由此没有现代主义那种严肃的道德感。她们以行动质疑旧的世界,但并没把它彻底抛弃,只是对其进行重新思考或重新书写,所以看似“躲避崇高”,但却从未真正远行。她们的生活观绝非如同爵士乐般即兴而轻佻,只是意欲用一种嘲弄甚至恶作剧的“游戏”方式来消除人们对现代社会中各种如同日常生活指南般的“总体性”与“元叙事”或“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崇奉与膜拜。
8.时尚化生存。深得后现代强调平面化与即时性体验深层符码精髓的后现代女性,在时尚面前是敏感的一群。她们造新逐异,一往无前地为快乐与刺激而生存。虽然不那么崇尚时尚,但也从不拒绝时尚:“对于时尚,她们有着自己的辩证法,即在承认它的商品性的一面时,也承认我们在潜意识中对它的追求。追求时尚也许是不自然的,但却是真实的,而真实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二元对立,追求真实的人与追求自然的人都是后现代女性所崇尚的有真正自我的人。”[15]并且,后现代女性拒绝意义与深度隐喻的价值观、生活观甚至开始成为了时尚文化的一部分。它让人们深信:“根本不存在什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别,深度模式应被消解,现代主义的精神追求应被放弃。生活应该表面化,舒适化,轻松化‘,跟着感觉走,拉住你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16]
毫无疑问,在这群拥有新的品格、新的素质、新的观念、新的语言和新的行为的后现代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她们青春的力量与新奇的魅力。更为可贵的是,她们无畏地站到了时代浪尖的最前面、直面坦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尽管她们常被人指责为感性胜过理性,激情超过稳重,但却真正勇于冲破一切的天罗地网,一往无前地与一切反动邪恶不义力量坚决分裂,以改革与变化的动荡来冲击现代父权社会最腐朽的保守堡垒。她们唾弃本本主义,拒绝封建教条的缠绕与干扰,欢迎任何出于公益的新的救亡与启蒙,力图从根本上改造父权世界。她们追求新生活的指向是——富裕、民主、正义、平等、健康与和平的环境,非种族主义与非性别歧视宽容的社会氛围,有保障有自由并具备广泛选择的生活。因此,尽管后现代女性“不够现实”的生存方式或许确实带有过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却具有一种启示特征和推陈出新的断裂感,并在实践上为女性合法终结父权社会的旧传统创造出一片新的活动空间!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②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③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9页。
④⑤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62页。
⑥郑乐平:《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⑦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⑧⑨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0-31页。
⑩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11]JaneFax,“PostmodernandGenderRelationsinFeministTheory”,Postfeminism,ed..L.Nicholson(NewYok/London:Routledge,1990),pp.39-62.
[12][美]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13]艾伦•杜宁:《多少才算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页。
[14][16]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3、30-40页。
[15]柏棣：《满足欲望,自我选择———西方的“生活方式”女性主义》，《妇女研究》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潘萍，女，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妇女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何良安，男，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