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论文中，我希望从大家介绍一个我从哲学角度提出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西方过去几年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以此作为一种理论，说明社会不应该更多的考虑机会的平等以及分配的公正问题，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经济的有效性上，以及经济的增长潜力上。由于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哲学上的论点，所以我也会经常的提及我的论文。在这样一个主题下，如果不靠论文简单的进行讨论，似乎比较困难。
有些人提出公平性的问题并不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想法从西方角度来看似乎还是比较新的，因为过去在政治领域进行的讨论并不是这样的，大概在40年前哈耶克（音）在他的一本《法律和自由》的文章中，曾经提出了社会公正的问题，并认为社会公正的考虑，应该成为政府建立和采取政策的考虑。对于那些希望改善社会公正政府的努力来讲，他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社会来讲，不应该促使政治上的这些政府把社会公正作为实施决策的最基础的考虑。这样的理论已经不是那么的流行了，因为它在西方整个政治讨论当中，已经不再是流行的理论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30年代的时候对哈耶克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并积极宣传了一些政策，所以这种理论之后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澳大利亚总理现在就非常支持这个理论，不久之前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份杂志上写了一篇论文，对这个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过，他的这篇论文并不是大家多称赞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时，更多的标准是一个效率的问题，一般来讲人们不再更多的看待这种公正，而是看待成本的有效性了。
所以，这里有两个推定，为了公平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干涉有害于市场的效率；这种想法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模型的基础上。有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学者做出了上述的推定，并且围绕着自由市场的模型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的模型是效率最高的。但是在这个模型中做的推定本身是很抽象的，没有考虑到信息上的差异还有市场上人们所有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以及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公平性的影响，他们只是在构建模型的时候，推定市场模式本身和体制都是非常完整的，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任何一种产品和货物来讲都有一个对应的市场。大家都知道实际的情况并不如此，因为未来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还有一种，他们假定市场在提供产品的时候都已经充分考虑了成本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型构建当中，他们并不认为有任何外债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人们忽视了污染所产生的环境的成本时，他们就会推定钢铁的生产成本是非常低的。从而也不会在钢铁的定价当中考虑环保的成本，这就是一个实例，不过这里我不会向大家详细解释这个论点的提出，我只是在此强调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抽象的设想，其中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换句话说，并不能完全忽视公正的问题，而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成本和产出的效率上。大多数人所得到的教育都说公正不能够超越效率而衡量政策的有效性，这样就会使市场产生不公平，导致效率的丧失。
我们再看看哈耶克以及其他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相反的一些理论。他在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不应该完完全全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而对政策进行调整，或者是对自由市场进行改变。这一方面有影响力的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哈耶克，他在书中《立法的自由》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影响力非常大。诺耶克（音）也曾经写过无政府主义和理想主义，在美国也大有市场。哈耶克的立场是这样的，社会公正只是一种幻想，并且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因为那些试图实现公平和公正的政府会在这个过程中犯错误，或者是出于无知导致不好的后果，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哈耶克之所以反对把公正作为一个考虑因素主要有两项：第一，他认为要抱怨一个市场结果的不公平性，就像抱怨某一个人会非常不幸运的遭受雷击一样，没有任何道理，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坏运气，天上的雷电一下子击到了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事物，这是人们不可以理解和分析的。哈耶克认为市场体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控制得了的，市场的结果也并不是大家可以规划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推定它是有效率的，而不能更多看一个人刻意的行为将产生更多的市场因果。哈耶克说，如果我对某人射击这是一个罪行，这是非常不对的，有人也会说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自由市场的结果如果导致某个人因为没有收入而饿死，这并不是某个人刻意的结果，所以没有公平、不公平可言。哈耶克的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对社会上各种弱势群体负有责任，并且导致了他们生活进一步的恶化。如果我们回到刚才说到的雷击这一比喻，某个社会中的人们通过经济活动所取得的结果，并不会像天空中突然产生雷电遭受雷击那样简单，而是有一种体制性的设计，它会受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安排产生影响，人们可以对此有所作为。哈耶克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社会可以对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充分的了解到对雷击遭受到的危险，并且在他们建筑有效的过程中进行一些避雷针，这种社会上做出的集体安排可以对人们进行保护，使他们免受雷击的影响，并且可以使风险获得更为均衡的分配，从而降低某个个体受到雷击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他的生活由此受到不利的影响。哈耶克在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偶然和个人的机会和社会上所采取规则之间没有进行考虑，从而也将公平和不公平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对于某个成果的公平性进行研究时，并没有某个单一标准可以普遍被加以应用，从而做出判断。当然我们确确实实要了解，某个孩子在出生时的状态，公平还是不公平确实是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我们很难对这个孩子的境遇做出评估。因为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什么都没有做，并不知道今后社会会在他身上付出更多的资源还是更少的资源，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换句话说公正的单一的标准是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的。但是他忽视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对某个个体结果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可以抛去个体来看整体的安排，并且可以研究社会和整体所采取的措施。
下面我介绍一下Nozick他坚持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论的理论。他认为公正最应该支持的价值观就是自由，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体系中，人们不应该对公平性进行讨论，因为所有的协议都是人们在自由的状态下所达成的这种共识，因为人们不应该在做出这种公平交易的共识之后，再对结果做出抱怨。他的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推定某个特别公平的措施累加的成果本身也是公平的，换句话说由于每一笔交易都是公平的，最终社会上的结果也是公平和公正的，因为这里面每一个合同都是由相关参与方公平、自由达成的协议，因此在经过一系列的交易和贸易以后，最后的结果应该也是公正和合理的，我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构成的谬论。换句话说，一系列公平措施的组合并不一定能够证明最终的结果是公正的。
我们看看这种代际产生的影响，在我们的自由市场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一个公平的立场上，还有几个不同代人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些父母很有钱，有些父母很穷，这完全是由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一些自然因素造成的。造成孩子们的机会来说，到底是贫穷家庭和富人家庭的孩子他们面临的机会不同，穷人家的孩子，他们自己有错吗？他们会苦苦挣扎，使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教育，得到工作机会等等，这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这也是不公正的情况。
Nozick认为，每个个人公平公正的对某些情况提出一些所求，通过一些社会合作的产生的产品，Nozick把这个问题也分成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我们社会合作的有利点和不利点，这样一种情况也把我们社会合作带来的比喻，分成了各种不同的比例。我们的饶斯（音）对此也做了一些评论，在他的评论中采用的基本原则是我们可以看看，人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社会准则，什么样是公平的，或者说不要牵扯到某些社会群体的牺牲来满足于其他社会利益。根据这样一个观点，他指出我们应该有一个机会的平等，这恐怕是一个必要的原则，能够致力于我们的社会的公正，或者是公正的社会。如果机会平等，大家在社会中应该有公平的机会，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够获得一些地位，或者是有利的地位，在社会中他们能够更好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上存在了各种不公平的情况，不应该付出这种损失。饶斯也解释了，什么样是社会的公正和公平，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公平公正的情况，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因为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保证人们的机会获得平等，也无法保证我们社会治理，应该用一种公平办法来治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成员能够对社会法律措施产生基本同样的影响，这里我不详细介绍了，我只是观察到这样一种情况。饶斯这种观点是一种理想中平等社会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我们的澳大利亚社会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当我们看待公正问题时，我们必须要很好的搞清楚，我们社会出现的一种不公正情况，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待和处理。在这样的基础上，很清楚，我们像澳大利亚这样的社会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推动机会的平等，包括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方面，同时也不要预期我们会获得完全的机会平等的情况，我们也达不到那样的境地。近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实际上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比如在教育、医疗健康等平等机会方面，减少了一种收入转移的努力，从更加富有的人转到比较贫穷的人，而不是从穷人那里减少他们的转移，而是虽然时间的推移减少转移的数量，同时有些支付还到了富人那里，这样大家都支持，对教育总的支持，不光是对穷人的教育支持，同时也给富人家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他们能够更多的进入私立学校，他们有很多有特权的教育机会；在我们的健康医疗体系也是这样，对他们的补贴也增加了，而穷人方面的补贴减少了，大大增加了给富人的医疗补贴，他们也加速了这样一种进程，可以获得医疗救助和高水平的医疗，这也是出现的情况。
我这篇论文的结论是我们的总理根据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提到了平等问题，应该完全放在澳大利亚政治讨论的重要日程上，更加重视这个问题。谢谢！
作者简介：Ian Hunt，富林德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声明：本文根据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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