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本文以现代化进程为分析的背景，就调适民族关系的前提、原则和基础展开了分析，并在探析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适民族关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现代化；民族关系；调适；对策
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员离开偏远的民族地区走入现代化城市。他们不仅活跃了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活，而且增进了各民族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这也使我国的民族关系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如何恰当、有效地调适民族关系，更好的发展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已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新特点出发，通过强调调适民族关系的原则和基础，分析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最后尝试性地提出调适民族关系的有关对策建议。
一、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前提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现代化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i]这个过程对于社会的影响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发展这一单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自然禀赋的利用、环境资源的开发，[ii] 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进而影响到各种各样的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使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点。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和特点即为现阶段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前提。
（一）涉及的主体范围的广泛性
吉登斯曾经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国家”“都是嵌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之中”的，[iii]同样，“如果一个民族不进行任何程度的开放，不与其他民族进行任何形式的交往，而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之中，那么不仅谈不上民族的任何发展，而且必将逐步走上自我消亡”，所以，“民族关系可以被视为相关民族发展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能量来源之一”。[iv] 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各种文化和社会间的交流与接触，[v]这一进程为充分实现民族关系的功能创造了外在的制度条件，它会极大地激发社会成员的经济冲动，而这又会带来劳动力的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这种流动在民族地区就表现为族际流动。如果说民族之间的互动在以前还是较为少见的传统关系取向的话，那么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如今，已经是一种具有频繁的互动属性的动态的现代关系取向，原有的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隔离而形成的地理单元被打破，山川地貌等自然因素在族际交流和互动中的阻碍作用会越来越小，这可以表现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可以表现为各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很少有哪个民族社会成员不会积极介入其中。这样，社会成员之间的直接交流的机会和频率自然会不断地增加。因而，民族关系所要涉及的主体范围就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不仅如此，当我们从更大的范围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分析族际民族互动及其关系的调整时，多民族国家及政府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分析的视野当中。由于不同民族获得“社会酬赏”（access to societal rewards）[vi]的程度和能力是不均等的，再加上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国内各个不同民族在事实上表现出相互关系的不平等，而当处于较低等级的民族试图改变其现状的愿望要求和行为态度受阻时，冲突就难以避免。所以，在民族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国家就会充当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认为，国家在民族关系中的积极介入和对民族关系的调整作用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内容上的利益性和发展过程的敏感性
民族关系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主导和基础就是经济关系。所以，我们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内容上的利益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的民族关系不具有利益性的内容，只是为了说明如今的民族关系其利益的归因更为突出、更为彰显。从全局意义上看，现代化进程本来就是社会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重新配置和合理调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说到就是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
与此相关，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发展过程更具敏感性。在此进程中，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交往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都会成为国家不可忽视的矛盾。在各民族自我意识不断强化和明晰的过程中，民族间围绕社会地位和相应社会价值获取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摩擦会逐渐增多，频繁的族际互动和因此而产生的不同参照会使民族成员在忽视民族间相似性的同时更为看重作为民族本身的差异，而在主观理解中不断深化的差异必然会刺激民族自身的防卫意识和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所包含的内部认同意识和外部分界意识导致各民族成员在态度和行为上具有‘内外有别’的特点”[vii]有可能会借助于非常细微的事件引发民族关系的不和谐。
（三）发展的不平衡性（阶段性）和浓烈的地域色彩
民族关系的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指，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同，不同的民族区域内部的民族关系互不相同，换言之，不同的民族关系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同的一种表现。比如，在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民族关系主要体现为民族社会成员在建设热潮中的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在新旧思想碰撞时会产生矛盾。逐渐地，那些较早适应了这种形势的民族可能会借助于外在的政策环境提前获得经济上的提升，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指民族关系的缓和或激化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性，比如伴随着相应的社会政策的出台，收益方民族内部或相应收益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会相对趋于缓解和和睦，但必须密切关注这种和睦可能隐藏的紧张取向，因为任何政策对利益调整的后果要通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再比如说，当一些重大的举措出台时，国家有重大的政治活动和重大的节日来临时，往往会成为民族关系紧张的前奏。
民族关系的地域色彩是其民族性的必然表现。任何社会关系都只能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当中，民族关系的地域性特性是就其发生的地点或区域而言的，结合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背景，民族关系的状况总是和特定民族区域的资源条件、开发状况、利用程度和利益的分配比例等问题紧密相关的。据此，民族关系的地域色彩会异日浓烈。有必要说明的是，民族关系的地域性特点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在信息资源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认识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民族关系问题的紧迫性和关联性
正是民族关系问题的以上特性，决定了在西部民族地区，相对于其他的社会关系而言，处理和解决好民族关系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如果我们在多元一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质，来肯定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依托于中国这一政治实体，是包含着56种传统民族成份的，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统一和整体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必然要内在的包含着各种传统民族关系的协调，恰如民族概念的层次性，体现到人们观念上的认同感也将继续是多层次性质的。”[viii] 它不仅关系到我国民族平等关系的形成、关系到多民族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关系到各民族之间一体化的社会联系的形成，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这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关系问题的关联性源于它很难简单地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法去进行分类。事实上，民族关系问题是所有这些方面纠结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是民族社会问题的引发因素，即使是所谓“纯粹”的民族关系问题，那也一定含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心理问题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单就民族关系问题而言，它必然性的以政治权利偏向于某一方、经济发展或资源分配不均、阶层结构倾斜、语言文化政策不公正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为背景，另外还有对现状的不满、对过去不幸事件的回忆和长期的不满情绪的蓄积等历史背景。
本文认为，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关系的新特点是调适民族关系的前提。为有效调适民族关系，还必须明确调适的原则和基础，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二、现代化进程中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原则和基础
（一）现代化进程中调适城市民族关系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有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学家把‘现代化’看作是社会变革这一巨大进程中的一个特例”，[ix]以此观之，现代化就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进程，民族关系的调整必须着力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民族关系的现状和趋势直接影响着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和速度，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以推动社会现代化发展为目标。
第二，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准心，能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从而能够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和一体化，形成生动活泼、稳定有序、顺畅和睦的社会态势和局面。
第三，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发展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要调适城市民族关系就必须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以此来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服务。
第四，民族关系的调适必须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和尺度。调适民族关系就是要在“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x]的民族格局下，和睦相处、同心同德，形成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繁荣富强的民族关系。
（二）调适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基础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虽说民族关系凸显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但是在民族关系的调适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广泛的政策法规基础和实践基础。
首先，从政策法规层面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确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并逐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规体系。这其中主要包括：宪法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专门的基本法律和其他基本法中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条款；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专门法律和其他法律中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条款；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行政法规或其他法规中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条款；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法规和条款；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和条款等。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那一天，中国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xi]新型的民族关系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来。
其次，从实践层面看。在我国，民族关系的调适具有更加广泛的实践基础。从远古时代，我国大陆上的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上就开始互通有无，友好往来，尽管偶尔也有冲突和征战，但各民族友好交流，合作发展的主流传统从来没有被湮没过。到了近代，各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解放后，各少数民族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进行生产合作与国家建设，为新中国的成长共同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更是逐渐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睦相处，相互协助、交流与学习，共同发展各自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总之，我国56个民族在几千年相互依存和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xv]这就构成了调适民族关系已有的实践基础。
三、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结合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成功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影响的程度也会越来越深。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越来越大，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少数民族间发生摩擦、冲突和矛盾的机会增多，范围扩大，这些都是现代化进程中影响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出于对改善生存现状的强烈追求，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会涌入城市，这在促进社会发展和增强不同民族间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小视的负面影响。首先，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后，仍然保持着浓厚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与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于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而与当地文化进行接触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和碰撞。其次，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违法犯罪事件给城市治安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不仅影响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经商人员违反市场管理条例和市政管理条例的现象问题和一些行业和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而引发的城市民族关系问题[xvi]等都不同程度地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入城市而增多。
在民族关系问题中，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问题始终处于非常敏感的位置，他们不仅处于引发民族关系问题的最活跃、最敏感的位置，而且波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xvii]因此，在处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问题的民族工作中，如何加强管理，强化他们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是事关调适民族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日益增强的民族意识问题。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xviii] 少数民族成员在不断地与其他民族直接交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民族及其存在于各方面的差异，他们极有可能产生失落和不平衡的心理，他们更加关注本民族的利益，更加迫切要求加快本民族的经济发展，更加关心本民族形象的维护和合法权益的保护。民族意识的增强，虽有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进步，但若引导不当就会出现过分强调民族特点、民族利益、忽视或损伤全局利益的民族主义倾向，影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例如，1990年在沈阳发生的因媒体报道朝鲜族老干部花甲祝寿活动作为铺张浪费的典型进行批评所引发的事件。[xix]
因此，民族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使民族关系得以完善和发展，也能使民族关系出现裂痕和倒退。[xx]如何正确引导城市民族人员的民族意识和全面指导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
（三）民族利益冲突问题。在现代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直接交往的频率逐渐增多，这会增大各民族在各种利益问题上直接摩擦的概率。在目前社会资源禀赋和经济利益条件下，各民族成员之间因经济利益、民族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等的不同而引发纠纷和冲突在所难免。而且，城市各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也越来越突显出来。[xxi]城市各民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是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不同民族之间互动导致的结果是造成彼此在经济上的优裕或剥夺。[xxii]如果就城市化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胜劣汰来讲，这种利益冲突无可厚非，但如果国家在利益分配上多少伴随着分布的不均衡或者国家权力运行的失误，进而造成民族失落感甚至民族心理的相对剥夺感，导致民族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类矛盾和冲突也有可能突破原有的规模和范围，造成大的波动。[xxiii]因此，民族利益及其格局就成为决定和影响民族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何调适城市各民族间利益冲突，尊重和维护城市各民族正当的、合法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和权利，更好的促进城市化发展，也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四）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实践来看，只要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我国的民族关系就会顺利发展。否则，我国的民族关系就会出现问题，甚至矛盾、冲突。目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中的少数行业和个别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知之不多，也很难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贯彻落实，在具体的工作中对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忽视也会引起不必要的民族摩擦、冲突现象。例如，一些媒体报道中因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违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严重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引起城市少数民族的不满，甚至造成局部地区的突发事件。再如，1989年在上海出版的《性风俗》一书，严重地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民族宗教感情，引起各地穆斯林群众的强烈反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1994年，四川成都发表的《脑筋急转弯》，波及到全国，使一些城市和地方发生了穆斯林群众示威游行的事件。[xxiv]所以，如何贯彻和执行好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直接关乎城市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四、现代化进程中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对策与建议
只有对民族关系进行正确有效的调适，才能使其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进程。社会调适作为研究社会的一个重要范式，指的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彼此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过程。民族关系的调适就是不断地调整和改善不适应其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思维定势以及工作方法等，使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环境中得以良性发展的过程。我们认为，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调适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某些部门工作人员和领导对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民族关系及带来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加之社会上许多人对有关的民族知识和民族政策的不了解，造成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因此，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规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这方面的侧重点不一定非要放在各少数民族一端，现在看来，根据实际情况，对重点单位（如治安、工商等）、重点人员进行宣传教育，把相关各级部门拉入到宣传教育的范围实有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对原有民族知识宣传教育的察遗补漏，也会使该宣传教育活动事半功倍。与之相辅的是，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活动，如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会、树立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等；二是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有计划的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知识的宣传。总之，尽量要做到的是，要用身份的合法性来理解民族，[xxv]不仅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尽可能地了解、学习到国家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而且要提高各民族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系民族团结的共识。
第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明确承认和强调民族地区民族利益的客观性。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管是作为集合体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下的每一个具体而又单一的“少数民族”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顺次类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利益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然后才能谈及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我们曾撰文指出，经济发展是少数民族社会的永恒主题，应当确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xxvi]这至少应该是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维持不变的东西”[xxvii]之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趋向完善的条件下，调适我国民族关系需要考虑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薄弱、市场发展程度低、只靠市场调节远远不够的特征，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必须受到高度关注，要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双重挤压困境”，坚持走经济与社会协调相配、和谐发展的道路，[xxviii]必须从调适好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政策上的便利与照顾，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三，建立健全调适我国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得法律法规成为调适民族关系的根本手段。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要通过制定、配套各种法律法规，不断扩大民族关系的法律调整范围。[xxix]面对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成员之间交往机会和交往频率不断增加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不断明显的趋势，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健全各种法律规范，妥善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法律法规，把调适民族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有效地调适城市民族关系提供法律依据。[xxx] 同时，涉及少数民族权利和义务相关内容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等都可以用来调适民族关系，指导民族关系的发展。
第四，坚持和加强民族关系的政策调适。在蒂特马斯（R.M.Timuss）看来，“‘政策’一词有着行动取向和问题取向的意思”，我们应该相信能够通过政策促成某些变化。[xxxi]民族关系的政策调适就是要利用相关政策来调适国家与各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调适各种利益的分配。如果按照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进行分配，国内各民族通过共同分享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利益而意识到本民族同样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民族关系就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xxxii]除此，关注相关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也是其中的应有之意。民族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发展不平衡性和关联性的实际问题，及时调整民族政策。在民族政策落实过程中，如果产生与地方政策或具体客观条件相冲突的情况，应依据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调整相应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使之不但适合于当前的社会整体发展，而且适合于各民族不断发展的要求。
第五，认真做好少数民族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民族问题，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议题”，[xxxiii]在我国社会政策当中也始终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议题。由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的敏感性和紧迫性，民族工作需要管理与服务并重，积极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服务与帮助，认真解决新进城的少数民族人员的心理和生活上的问题。同时。对影响民族稳定和团结的因素要认真排查；对遇到可能影响民族关系的问题时要做到把“矛盾冲突发生在基层，解决在基层”的方针。
总之，民族关系的调适作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的推动现代化进程更快更好的发展！
[项目基金]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6JZD0024）、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SH016）和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项目“民族关系与西北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研究”及科研骨干培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i]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ii] 如有的学者指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会出现土地征用的问题、资源开发的问题、重大项目的利益分成问题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民族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等。参见段超：《对西部大开发中影响民族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iii] 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则、赵力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0页。
[iv] 李红杰：《试论民族关系的功能》，《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v] [美]史蒂文·瓦戈著，王晓黎等译：《社会变迁》（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vi] “社会酬赏”是美国学者密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用于说明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关系的最有用的四个变量之一，是 “衡量社会平等程度的维度” ，意指“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相比较，在经济、政治、制度等领域内争取获得利益的条件”。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vii] 岳天明：《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viii]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ix]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x]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142页。
[xi] 参见《人民日报》，
[xii] 《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xiii]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xiv] 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xv]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xvi] 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
[xvii] 郑信哲：《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满族民族》，2001年第1期。
[xviii]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xix] 卢守亭、南文渊、李守宏：《浅谈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满族民族》，2005年第3期。
[xx] 李忠斌：《论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结构与功能》，《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32页。
[xxi] 雷振扬：《民族利益与民族关系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xxii]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xxiii] 岳天明：《试论民族社会问题及其特殊性》，《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xxiv] 赵新国：《略论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满族研究》，2005年第2期。
[xxv]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3页。
[xxvi] 岳天明：《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及其民族意义追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xxvii]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xxviii] 岳天明：《社会发展观的演变及其民族意义追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xxix] 岳天明：《西部开发背景下民族关系的新特点及其法律规范》，待发表。
[xxx] 朱绍华：《城市化进程中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对策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xxxi] [英]蒂特马斯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10讲》，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1—12页。
[xxxii] 宁骚：《当代世界国际民族关系的类型与成因分析》，《民族团结》，1999年第7期。
[xxxiii]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 兰州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