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农村的土特产，土特产势必定位其“原汁原味”。如何开发保护农村民俗，其核心是保持农村民俗的“原汁原味”。

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土著人民土生土长，属于任何当地前进文化的基石。如今，大兴文化产业，开发保护民俗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名牌，开发保护民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因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一味“见钱眼开”，大力发掘民俗又创造民俗使其枯竭而走进死胡同。正如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主席吴一文先生所提倡，我们“反对伪民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让其民俗成为“空谷幽兰”，又让其在市场经济下，使土著人民对其民俗的抛离，在下一代的无人传承中消亡。正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警醒，我们“清明不只是扫墓祭拜，这一天里还有插柳、蹴鞠、放风筝的风俗，当这些民俗消失殆尽时，清明节的内涵也将随之消亡。”

就是说，民俗在目前市场运作大背景下，存在任意拔高、剥离或丢弃、冷漠的现象。

文化商拔高民俗，剥离民俗，力求迎合观众的弗洛伊德式需求，仅求“财源滚滚”，这是民俗的当代拔苗助长。现在，文化旅游如火如荼，文化商对此投入的兴致空前热情，可以说与日俱增。这本是好心之事的文化商却做了坏事。他们多采取竭泽而渔的手段对民俗进行开发，一般是：

民俗女性化的开发，这是其一。所谓民俗女性化，指的是文化商在开发民俗中，为了迎合游客的低俗心理，对其民俗性暗示的捕风捉影，放大其不存在的肉体感官满足。如民族婚礼的洞房仪式，在参与式旅游中暗藏“色文化”商机。或者对其民俗的“一陋再陋”，给观众一种“我弱，我穷，我愚”的弱势文化甚至乞丐文化展示。类似吴一文先生所描述的“到黔东南某村调查苗族吃鼓藏活动，当各家各户杀牛祭祖后，一些‘摄影家’们便按自己的想法， ‘策划’了一幕无中生有的画面，将各家的牛头摆在一起拍照。后来发表的照片说明上写着：‘这是当地苗族吃鼓藏活动中最传统的项目之一’”一样。如果一味追求女性化开发，对于定位的民俗将给观众带来视觉疲劳，也会产生自我歧视，将会得不偿失。

其二，民俗反时性的开发。提起反时性，不是文化商故意对民俗时间的挑衅，而是对民俗准确时间的“等不得”，或集中文化展示的拉时错位，拼凑旅游性的人为“文化盛宴”；或者满足游客现时展演的多时越位，导致时间概念错误，造成“文化残疾”。如苗族水鼓舞的准确时间是农历六月第一卯日后的第一丑日，但为了文化节，却在农历六月六这一天“一起会面”；还有，为了宣传推介，特意组织村里模拟表演，如某报社竟有“4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的苗族村民在寨边水田里跳《水鼓舞》。当日，大稿午村举办一年一度的“水鼓舞节”，苗族同胞用水、鼓、舞相结合的原生态民间舞蹈，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村寨平安。”的谎廖报道。民俗时间的不准确，将会给当地民俗一个不完整的文化诠释，容易产生错位、缺位、越位的文化偏见。当游客在这一天看到人为的展示，则会确定“今天”的“发现”，而今天又不是民俗的“今天”，并且，文化旅游是一种参与式文化观察，游客极易形成“眼见为实”的文化偏见，又无论如何不准确的“今天”怎样打造包装民俗，是无法与准确的“今天”所包含的文化量相比。特别是仪式性民俗，反反复复的生硬表演，定使其民俗的神圣性内容变得“行尸走肉”。反时性开发，会对游客产生文化偏见，对当地民俗文化造成一定的流失，甚至使文化真实的不真实，进而误导游客、流失游客、损害游客。

文化商急功近利的开发行为导致民俗的扭曲、变形、走样，以致定型“伪民俗”，成为无源之水，致使真假民俗难辨，进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是外在因素对民俗的摧残，以致支离破碎。另外，内在的根本因素在社会转型中更让人扼腕痛惜，那就是土著民对民俗传承人的缺失。

土著民是民俗的原始载体，在社会转型前，中国形如平镜，没有撼动过代代相传的民俗。现在，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急剧转型中，下一代土著民对当地民俗的断裂，导致地域民俗的消亡。主要原因有：

一是土著民对当地民俗的自我歧视。现在改革大潮席卷全国，人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感受“现代化”的生活。民俗是传统的，现代化是现代的，当今人们把传统与现代绝裂开来，本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却视为水火不容的矛盾体，只一味对现代化的追求，而对传统的一概蔑视和否定。作为调查者，走进村里询问时，我们会意外地发现土著民有着惊人的相同回答:

问：你们这里有什么民俗吗？

答：有。

问：有什么？

答：不好意思讲。

问：为什么？

答：过时了，没用了。

话语里传达出土著民对当地民俗的全盘否定，誓与传统一刀两断，做一个活脱脱的“现代人”。这是土著民的认识误区，以致当地民俗被土著民“活活打死”。

一是土著民权衡民俗价值在现代中的贬值。市场经济的特性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往往用“钱”的多少来衡量。一方面，民俗对当地人普遍存在无票兑现的困局，只剩下自娱自乐的精神解脱，即使形成文化节，受益者也不过寥寥几人，很难成为土著民的经济支柱。另一方面，打工潮的背井离乡，长时间对民俗的淡忘，以致无暇顾及而抛弃。比如现在一些地方举行文化节，就出现土著民参与性越来越少的现象，都在忙于挣钱。目前，多数村里仅有老人、年青人又长年累月在外打工的情况下，民俗越来越被土著民主观地认为一文不值。

农村民俗在内外夹击下，变得弱不禁风、岌岌可危。针对如此情形，我们需要及时抢救农村民俗。

民俗是地域性的，是土著民的“集体符号记忆”，对当地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而且，民俗是当地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多得的生态文化，同时，民俗的集体符号记忆性凝聚着当地的人民，使土著民更加团结。

因此，我们要合理开发民俗，更要保护民俗。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明民俗存在地缘的交集性。一般来讲， 我们应该运用重叠原则去开发保护发源地的民俗，即发展民俗中心区。

例如，侗族大歌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侗族大歌在近几年来的“被发现”，以黎平县为主的侗族大歌，现在竟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其他一些县也在挤占宣传，变相争夺侗族大歌的发源地，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这是不利于民俗的长期发展，属于文化自残。我们应增强民俗中心区的文化力，以辐射周边地区，进而创造文化品牌，让她强劲有力地走向世界。

又如，在剑河县革东镇一带地区，大年初二起就有夜晚讨糍粑的民俗。而这一地区，方家糍粑节对当地土著民有着凝心力的作用，由于她是讨糍粑的发源地，存在文化力内核。当地政府应该有义务地着力为方家糍粑节树立文化旗帜，不断向外推介，以对民俗中心区——方家村——的适当开发保护。

上述两例的不同情境说明，发展民俗中心区是对民俗“原汁原味”的开发保护。我们在发展民俗中心区时，既要防止文化商的女性化和反时性开发，又要加强土著民对民俗的重新定位，并想方设法让土著民在民俗中成为民俗传承保护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