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指以经济的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发展与联系为动力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经济范畴，它是以经济为核心，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生态等许多范畴。全球化必然会全方位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全球性的社会风险，对我国社会稳定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全球化与全球化社会风险
全球化从其表现形态来看，是全球的经济行为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更紧密地从经济结构的深层次上连接起来。它涵盖资源、财政金融、劳动市场、生产、销售、商品市场、消费模式、交通通讯、信息、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族文化、科技教育、价值观念、民主政治等一切领域。这种全方位的全球化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情况下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其内部根本矛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向社会主义实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渗透，为自己创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资本扩张的过程。[1] 全球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的概念，既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同质化，要求不同的国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必然会全方位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2]
全球化具有双重化的效应：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改善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又使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性的社会风险。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根据贝克的观点，与传统工业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风险的普遍性。风险社会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反映的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发生的问题，也不只是某些人群的个别感受，它是人类在走向现代化和迈向全球化中所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反映。因此，新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风险一旦发生，其作用范围将跨越地理的界限，在世界某一角落发生的风险很快就可以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全球化背景下各类资源的加速流动以及各国家、人群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加强，也造成了风险的普及性。二是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超出了感知的层面，在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的冲突点与始发点没有明显的联系，有时人们甚至生活在远离源头的地方，却同样未能幸免。跟传统社会不同，在当代的风险社会中，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社会风险一方面后果巨大，往往是灾难性的，不可挽回的，但另一方面爆发的时间可能是一瞬之间，不可精确预测。三是风险的扩散性和破坏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如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非典。这些教训让我充分认识了风险扩散性的威力。[3]
与此同时，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也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问题做出了回应。在《现代性之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对全球社会风险进行了阐述，并将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风险。并指出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已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风险所取代，这也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分野。[4] 这种人为风险的本质特征，首先是不可计算性。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来源于人为制造风险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来源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其次，表现为自反性，即“生产力”的“副作用”，人类在制造好处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制造了“坏处”。再次表现为公共性，即人为制造风险的影响超个体性、超地区的风险，是一种全球性的风险。
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方面非稳定因素在增长，全球化是与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方式的转变等结伴而行的。这就必然要全面地牵动整个社会关系，造成经济关系重组和利益的失衡，而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重组或调整关系的到位，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长期发展过程中，种种非稳定因素会滋长起来。
1．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
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着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的交互作用和影响。社会转型期国有企业不景气，待业、失业人员增加，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差距拉大，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流动，以及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经济决策上的某些失误都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另外，外资企业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员工的等级观念、收入差距方面都大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作用下，社会不平等扩大、就业机会和工资的减少，经济受到冲击、环境遭到破坏、社区日趋瓦解，致使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急剧增长。我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广大贫困人口和民众，另一极则是新富阶层和官僚权贵。阶层之间的流动逐渐减少，相互隔绝，产生了富人对穷人的歧视心理，穷人对富人的仇富仇外心理，滋生出多种社会矛盾。
2．思想文化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变化，而对外开放，全球化过程加快，必然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全球化加剧了各异质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间的冲突,给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交融一方面使各异质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同时随着各个国家、地区、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接触增多，交往频繁，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增强，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明显地凸现出来，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发生着猛烈的碰撞，由此引起了文化上的冲突。而这一影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这必然影响我国的部分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导致原有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想联系纽带及控制机制的弱化，从而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
3．利益群体的分化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的封建主义的流毒还存在，而我们在走向世界过程中，人们的角色又在不断变换，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内心世界矛盾和冲突加剧，如果得不到调适，使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解，就可能导致思想消极，产生厌世心理，这就会为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以及邪教组织滋生提供了适当的土壤，所有这一切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5]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地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
4．弱势群体边缘化和贫困化趋势
在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边缘化和贫困化趋势的加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这些弱势群体不仅难以改变自己被“弱化”的命运，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利用，甚至连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都可能被相距遥远的“他人”所占有。贫困对社会造成的后果无疑是破坏性的，它会对教育的成效、健康和就业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所进行的资源重组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社会分化程度进一步拉大，这一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凸现，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生弱势群体是发生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将可能使传统的弱势群体这一动态群体产生新的变化。
5．导致对外依赖性
虽然全球化表达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与彼此融合的状况，但是，这种相互依存并不是均衡的，它实际上体现了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的权力地位关系，而这种权力与地位的非均衡分布势必会带来不平等的结局。由于全球竞争和资源非均衡分布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突出和显化，全球不平等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全球化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领域宽广、合作的方式多样，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性已经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涉及各方相互依存程度的“平衡性”问题却更加突出。过多地对外依赖会造成平衡性的严重丧失，而当不平衡达到极端时，相互依存则将会失去双向性，从而转化为单向的依赖，这将使一方的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严重影响。对于加入全球化体系中的我国来说，在不对等的全球相互依存中，容易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6]
三、应对全球化风险的策略
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建立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7]
1．构建灵敏的社会预警机制。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种种不安定的因素或对目标值的偏离、不协调乃至矛盾冲突等状况。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发出预警信号并采取应急的保障措施,是提高社会管理质量的重要保证。社会预警是指依据对社会发展稳定状况的判断,按照社会系统整合关系的模型分析,对社会系统运行的质量和后果进行评价、预测和报警,将不稳定事件化解于未然。社会预警机制是全方面的,不仅仅指利益方面的冲突的预警,也应有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治安、社会问题、政治危机、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内容。它的最高原则是将危机(自然的和人文的)消解在萌芽状态,即在社会不稳定要素尚未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之前,就能够予以识别、及时跟踪预报、提出应对方案。
必须成立主持社会风险监控、预警研究与应用的专门机构,对每一层级的危机预防管理机构实行综合管理。如公安、消防、卫生、自然灾害预防应急等职能部门,利用电子政务环境下建立起来的计算机网络通信平台,通过完整的政令传播及信息交流体系,建立起同电子政务危机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危机管理系统,从而切实有效地对危机的预防和治理过程进行高效的管理和控制。在当前情况下,整体构建综合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是重要的问题。可以整合已有的各类预警救助系统,增加功能,嫁接平台,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预警和及时处置。
2．建立健全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和谐的核心在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和谐。利益整合机制就是协调不同利益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一致利益追求的整体。
首先，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以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统筹兼顾方方面利益，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合理补偿，让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多数群众所共享。要使利益冲突不至于瓦解整个社会秩序，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调解机制，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等方式，把社会冲突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其次，要建立诉求表达机制。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政府系统之外创建一个通过独立的政策制定来表达不同社会群体意见的机制；巩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成果，坚持并不断完善党代表常任制和民主恳谈机制。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关键在于规范和拓展利益表达渠道。一是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合法的主渠道。二是要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使多元化社会中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正当、规范的渠道上通下达，供决策者参考、汲取，从而推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
第三，要建立矛盾调处机制。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开拓社会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信息网络， 完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制定社会管理的监测指标，坚持社会形势分析例会制度，评价和监测社会发展进程，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时预警，及时防范。
3．建立完善的信息处理机制。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政府必须建立准确、全面、适时的信息处理机制。及时收集、沟通和共享信息，能够缓解危机的蔓延，降低危机的损害，对出现的风险、灾难和危机，信息沟通和交流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防止信息的误传和谣言的传播。同时，政府与民众的及时沟通还可以起到稳定民心、警示、教育、监督等多种作用。在危机的冲击下，政府必须尽快协调处理各方利益关系，引导社会各阶层、各类群体配合政府处置危机，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机制。主要是完善信息的上报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严格限定险情发生地的当地政府在接到危机后向上一级政府通报的具体时限，对瞒报、缓报、谎报、漏报的单位和个人要有相关的惩罚措施，接到下级报告的相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风险和危机出现时，及时与社会面对面地沟通，及时通报真实信息，提出战胜危机的措施，以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共同应对风险和危机。
4．构建全面的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就是社会对其成员思想和行为的规定,影响并通过社会力量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除了运用好社会的经济控制外,还须通过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习俗、社会舆论等控制方式实现社会的扶正去邪。社会控制系统中的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是彼此关联、互相补充、不可或缺的。当前要充分利用社会控制机制，通过经济和政治控制、思想道德控制、社会文化控制和社会民风民俗控制保证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1]热合木江·沙吾提，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实事求是，2003；3
[2]刘建宏，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10
[3]吴志敏，风险社会视角下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天府新论，2007：6
[4]童星，张海波，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王孝春，全球化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理论探讨，2003：6
[6]文军，论全球化的社会后果及其对我国弱势群体的影响，唯实，2003：8
[7]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汇报》，
作者简介：于景辉,东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