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家乡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村搞新农村建设，被树立成典型，据说村落风貌大变样了，好了许多。坏消息是家人希望我下次回家带一个摄像机。
我问：“为什么带摄像机？”
“想让你把田珉甘的场景拍下来，田土都已经被挖得不成样子了。本地当官的都被那些有钱的收买了，向本地政府反映都不管用！”
田珉甘是我们村第八、第九两个生产小组在河下游的一片田地，有400来亩。在我小的时候，马路近河的一面绿树葱葱，另一面则是与山脚相接的广袤田野，一年种植两季水稻。但是，早在数年前这样的景观即已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主要由于挖沙机在这一带出现。挖沙机最开始只是一台，后来发展成四五台；最初它们还是在河道里挖，后来发展到在河边荒地上挖。随着原来河岸的百年老树因被挖沙机动摇了根基而纷纷倒掉，每年汛期一过，经河水一淹，道路河岸对面的良田即有不少被抛荒。挖沙机于是攻向了新抛荒的田土，所过之处留下的是一个个大水坑和一堆堆的鹅卵石。为了更好地“开发”这片田土，让挖沙机保持运转，机主干脆向田土的承包人购买权利：田6000元一亩，土3000元一亩。在这样的围攻下，田随时有沦为土而遭贬值的命运（种植水稻的为 “田”，需要良好的灌溉和肥力；种植蔬菜的为“土”，可以不用太多的灌溉）。边缘地带的田土承包人于是开始被迫卖地。经由这样的恶性循环，此地大概已丧失100来亩田土，其余的也正在进入抛荒和被挖的序列。
“X二代”：二代对一代的复制
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先富的目的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今贫富差距日渐增大，共同富裕的目标在穷人眼里越来越模糊。特别是现在“富二代”以“飙车”、“拼爹”、“集体世袭”等极端面目呈现于世，在媒体中引起广泛关注，令许多人担忧，引发了不少对“X二代”（包括“贫二代”）现象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X二代”现象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X”，形容词作使动用法，“X二代”意味着使二代“X”，表示一代对二代的影响和二代对一代的复制，这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垂直流动出了问题：个人从贫穷变富裕越来越难。其二，“X二代”可以理解为“二代”群体之间的分隔与沟通问题，当年马加爵事件造成轰动，如今飙车案“七十码”形成冲击，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牵动了人们的心。
长时段问题 短时间遭遇
抽象地说，先富之路走到“X二代”，社会垂直流动越来越难。设想两支队伍去登珠穆朗玛峰，欧美国家的队伍花两三百年时间，而我们只用了30年时间。人家走走停停，过一段时间整顿一下队伍。落后的说：前面的尊重一下落后者的权益，歇会儿！休息够了，又有人出来说：还得走！于是上路。我们的队伍但求红旗插上峰顶，争先者已然与大部队越来越脱离，落后者更是力不从心，日渐感觉事不关己，游离于队伍之外，等待救济。
“长时段问题，短时间遭遇”使得我们的社会队伍拉得过长，先行者渐渐与落后者断裂并沟通困难。加之“一山有四季”，各段队伍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先行者已是“后现代”，落后者还在“前现代”。
赢（输）在起点：贫富“二代”的不同际遇
除上述大背景之外，“X一代”对各自孩子的用心程度和供给能力不一样则是“X二代”现象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这是一个“赢在起点”的时代。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大多数家庭对“多生孩子”的追求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对孩子的质量要求”所替代。如同富人不惜金钱和精力追求医疗条件的差别性待遇一样，对孩子教育的差别性待遇追求也是如此。现在许多城市里有“学区房”：家长在这里买房，孩子就可以在附近的中小学上学。有些房地产商开发房产的同时引进著名中小学，以抬高房价，造成教育资源的区隔。即便是贫富子弟同校，富人家长仍然可以通过与班主任、
在家文化及关系传统颇深的中国，“富一代”会主动为“二代”们建构公平竞争的制度和环境吗？我看难！这就好比企业主难以达成集体协议提高工人工资一样。他们不去让自己的子女顶别人的身份捞取入学机会、将规则搞得更不平等，就是“守规矩”了！
盘根错节的钱权往来，血脉相连的代际情感、家族情结，如果没有正义的政府干预，恐怕只能导致先富者进行代际复制，“贫二代”少有机会。
先富倡导下形成的市场力量有一股没有差别也要创造差别的劲头。有经济学家考察除夕之夜卖橘子的生意人，得出的结论认为：没有价格歧视（针对不同买者卖不同价格），就挣不了钱。是的，要挣尽可能多的钱，就要找出价尽可能高的主顾，同样的橘子卖给富人通常比卖给穷人价格要高。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围着富人转总比围着穷人转好——虽然富人更挑剔，但我们可以在细微处着手，这样，社会的注意力和精力就可能浪费在一些无聊的人物和事务之上，而对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却缺乏必要的关注。在先富之路逐步开始创造贵族的时候，用钱砸出差别性待遇来，标示自己身份同周遭人不同，在“一代”身上可能不明显，在“二代”身上却迅速膨胀起来。
向“共同富裕”迈进
我们还是需要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邓小平1989年曾经说过，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
按照某些标准，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将国家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之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能够产生和容忍如此之大的不平等，在笔者看来，与大量产品及服务出口不无关系。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有巨额的出口，中国早就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确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缓解生产相对过剩，但是这种经济会累积风险：它总是倾向于压低工人工资以增强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而也就总是有动力拉大社会差距，在全国形成普遍的高端产品市场和低端产品市场（因为有这个市场的存在，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还能够维持）急剧分化和断裂的现象，加大有朝一日生产相对过程的经济危机的激烈程度。
有经济学家用骑自行车来比喻中国社会转型：骑的速度（经济发展速度）快，就能稳；一停，就容易倒。问题是一国的社会发展并非铁板一块，自行车前轱辘和后轱辘断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今，已走到“X二代”来了。潜藏的危机越来越大，步子不能停，整队更重要。这样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中国社会发展。那么，避免危机的出路在何方？
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工作，诸如倡导科学发展观、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通过新劳动法、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随着现代电子货币的发展，政府给个人提供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的渠道也更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作者简介：王水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