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包含广泛的理论体系，家庭现代化理论只是运用其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的关于家庭的部分。其主要内容是说明，家庭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是有某些既定特征的，以它的出现为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家庭结构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现代化理论测量家庭现代化的主要指标之一。
“大家庭神话”——现代化理论的结构特征假说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关于家庭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存在一种从大家庭到较小家庭的变化趋势，工业化过程普遍被认为是带来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两分法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家庭社会学的主流话语。
19世纪的法国学者勒普莱（FrédéricLePlay）被认为是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神话”的奠基者。勒普莱在对16世纪以来的家庭历史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家庭内拥有广大而复杂的成员群为特征的传统家庭正向着小规模的现代家庭过渡。他将小家庭描述为工业化的产物，是工业化造成的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结果。勒普莱极其重视家庭结构的探讨，力求论证任何社会的基本特征都受制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类型。
勒普莱的家庭理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在其他一些学者中也能够找到回声。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作者对基于家庭团体的共同体制度，对源于亲属、邻舍间的亲密的、传统的、持久的，建立在非正式关系之上的相互帮助和紧密联系的温情怀念。在许多学者眼中，前工业化时期大家庭紧密而温暖的亲属关系与工业化后小家庭冷漠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广泛对立形成比照。
也有另外一些注重家庭结构的学者把家庭结构从大到小的变化更多地视为一种进步。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就认为，核心家庭结构和独立于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是大多数现代美国家庭的特点。这种特点增强了家庭与工业制度的相容性，是一种进步。按照帕森斯的理论，前现代和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妨碍个人的主动性，妨碍地理上的流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它们是“传统主义”和低效的显现，在大多数依靠获致性身份而不是亲属关系取得职业成就的社会中，这是与时代不符的存在。
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形成了一个固定而鲜明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而父系制度下扩大的亲属群体则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在现代化理论的表述中，形成了一种价值定式，家庭结构的大或者小，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一种便捷的测量工具。家庭结构成为家庭社会学分析和研究的主要范畴。
从历史学和统计学角度挑战规模结构分析
20世纪70年代，由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统计学家发起的大规模的人口与社会结构调查破除了关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大家庭“神话”。一些重要的研究结果显示，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到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型和扩大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还有研究表明，美国独立前，核心家庭同样在家庭形态上占有主导地位。关于工业化前后家庭和家户结构稳定性的看法，导致了历史学家的结论，家庭和家户结构可能不是重要的变量。社会科学家们的观点趋于统一，承认西方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家开始探讨家庭现代与否的其他本质特征。
工业化社会中的城市家庭是否如帕森斯所说的那样，是孤立的、削弱了与扩大亲属群体的联系？美国学者苏斯曼的研究也向帕森斯的假设提出了挑战。苏斯曼发现，工业社会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这种纽带和亲属间相互援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
利特瓦克的研究将当代美国家庭松散的、非正式的亲属关系结构定义为“改良的扩大家庭”。他证实，这种家庭在19世纪的美国社区也存在。随着城市化的到来，虽然个人对其亲属直接经济控制的程度，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控制逐步下降，但是亲属间的联系和相互援助模式依然不变。
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威廉·古德很早之前就发现，关于工业化前扩大家庭的说法只是一种“虚构”，“并不存在什么‘核心家庭制度’，这种制度是指重要的家庭关系只存在于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间”。因此，古德一直很谨慎地使用和区别“核心家庭”和“夫妇式家庭”这两种概念。在古德看来，家庭形式不能准确反映家庭的变迁，家庭关系的转变才是判定家庭变迁的主要内容。
从结构到关系——现代家庭理论的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之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私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家庭与亲属群体的关系、家庭与社区的关系这些总括为家庭关系的变化才是当代家庭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变化构成现代家庭有别于前工业化家庭的核心内容。
伴随着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和父辈权威制度的衰落，家庭重心经历了从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变化，这已广为人知。与此同时，核心家庭还经历了从“公共家庭”向“私有家庭”的重要过渡。
法国学者艾利斯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童年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历史》中开始引用了“公共家庭”和“私有家庭”的概念。他认为，家庭的概念是从17世纪才出现的，虽然他承认在那个时代以前就存在着家庭这种样式，但是关键的差别在于，现在具有的家庭观念是过去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隐私观念。虽然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核心家庭的隔离可能在早期被学者过分夸大了，但是在对当代家庭内部关系主要特征的认识上，学者们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这就是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或者被表述为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分离，以及相应的对家庭内部情感和事务的专注与平等主义。
美国著名家庭史学家哈雷雯在比较了前工业化家庭与现代家庭的不同特征后介绍说，前工业化的家庭包括各种功能，是一个工作坊、教堂、感化院、学校和庇护所。他还指出，与工业化相适应，夫妇式家庭能最大限度满足工业与技术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夫妇式家庭的排外性和其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观念，被认为是新的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强调夫妻关系的爱情基础，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以及重视孩子的教育等观念。
长久以来，亲属关系也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理解和认识家庭及社会变迁的重要指标，学者们通常以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群体的互动程度来区分前现代和现代家庭的行为与特点。无论在滕尼斯、涂尔干，或者在帕森斯和古德的经典论著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将扩大的亲属关系群体的密切互动与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模式联系起来的观点。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城市中现代家庭亲属关系网络的活跃性实际上被学者们大大低估了，家庭体系中亲属义务的弱化被严重夸大。迄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种研究证明，核心家庭“与居住单位之外的亲属群体的联系比迄今想象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帕森斯和古德时代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作用。
学者们对20世纪中叶欧洲家庭的研究表明，许多国家出现了相同的家庭体系，其特点是，虽然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亲族网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消失,它还担负着大量社会功能，核心家庭纳入作用灵活的夫妻双方的亲族网中，并结为一体。
苏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对纽黑文的城市家庭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她的研究结论是，必须在相互联系的亲属结构中重新认识城市的核心家庭。亲属关系结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苏斯曼关于互惠的亲属关系的观点后来被阿莫斯运用“互惠理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和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和动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亲属显然被动员起来作为依靠。
哈雷雯在对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和新罕布什尔移民工人的亲属模式这一著名的研究中发现，与其说亲属关系“压制个人”和妨碍流动，倒不如说亲属关系充当了个人和家庭从前工业环境到工业环境的传输工具。工人在亲属群体中迁移并且带着亲属援助的传统模式。他们使这些模式适应工业制度并且发展出与农村中的那些习惯做法有着相当不同的新功能。哈雷雯分析认为，这些“前现代模式的残余”实际上可能代表了移民工人对新环境的现代回应。这种与亲属群体密切互动的家庭关系被哈雷雯重新定义为，是一种对新经济机会作出反应的传统生产模式。但是她同时强调，这些关系与他们在农村时的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更多的经验研究也显示，传统的习惯以及传统的人际关系不仅使劳动者更能适应工业化过程，而且直接地支持了这一过程。事实上，这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明显，这也是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德在1982年再版并作出重新修订的《家庭》一书中对于前20年中社会学家对于美国亲属关系的新发现予以肯定，并部分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承认，在工业化和亲属模式的瓦解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机械的联系。对于工业化前后城市家庭与亲属群体相似但又不相同的联系模式，古德回应道，虽然存在亲戚关系网活跃并毫无消失的迹象，但这种亲属间的互动并不仅仅是农村旧习俗的残余，因为它们并不构成共同群体。在现代条件下，亲属网失去了对夫妇式家庭的控制和支配权力，它只是一种互助的源泉。当社会经济环境还不能像多种亲属联营方式那样提供更好的选择机会时，各种亲属模式就不大容易瓦解。他还断言，在现代生活中，亲戚关系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这是因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