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更是具有直接意义,它不仅关乎我们建设环境社会学的问题,而且关乎建设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学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一门成熟的环境社会学,需要有理论自觉;我们要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更是需要理论自觉。

从很多方面看,中国环境社会学在最近的几年中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例如,最近三年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环境社会学者发表论文数量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根据2009 年5 月对中国期刊网的电子期刊的不完全检索,发表于1980 - 1989 年的文献只有6 篇,发表于1990 - 1999年的文献有30 篇,2000 年以后发表的文献有152 篇。其中,2006 年以来发表的文献50 篇,占整个检索出的文献的26. 6 % ,占2000 年以来发表文献的32. 9 %。但是,整体上看,这种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扩张,是一种初步的发展。就发展的质量而言还有很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不足就是理论基础还是非常薄弱,现有的理论研究还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在此意义上,环境社会学仍然是一门建构中的学科。正如郑杭生教授就整个中国社会学所指出的那样① ,我们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面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

郑杭生教授正是在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时明确提出理论自觉问题的②。他认为理论自觉关乎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要建设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就必须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能只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列、一个验证。与此同时,讨论理论自觉也是全球化时代和快速社会转型的双重迫切需要,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走向学术中心之一的前景相一致。

正如郑杭生教授自己所言,其理论自觉问题的提出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是把费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思想落实到社会学领域中来,在社会学领域自觉继承和发展“文化自觉”思想。从1997 年开始,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晚年学术生涯中不断提到“文化自觉”③ ,认为“文化自觉”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思想界的一种应有反应,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应有“自知之明”。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联系到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我非常赞同前辈们关于“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提法。特别是,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更是具有直接意义,它不仅关乎我们建设环境社会学的问题,而且关乎建设什么样的环境社会学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一门成熟的环境社会学,需要有理论自觉;我们要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更是需要理论自觉。具体而言,笔者理解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有着以下意涵:

首先,就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撑,就不能展现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及其存在的理由。回顾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R. 邓拉普(Riley Dunlap) 等人对于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就不可能催生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社会学,也不可能使得后来的环境社会学者的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共识,由此推动环境社会学社区的发展,而不至于分崩离析。联系到目前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我们的很多研究只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环境问题,甚至,一些研究还看不出什么自觉的理论视角。与此同时,对于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目前还是很不充分。在最近3 年出版的论著中,有关理论方面的探讨大概只是占到1/5 的比例,这与一个学科建设初期的需要是不太相称的。在此意义上讲,笔者所谓的理论自觉首先是指应重视开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在开展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中保持理论的敏感性,注重揭示经验背后的理论意义。

其次,笔者所谓的理论自觉,是指环境社会学者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研究者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要在研究立场上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区分开来。环境议题目前是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议题,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介入。如果我们开展环境研究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学立场和视角,我们的研究与法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甚至包括一些自然科学) 的环境研究又如何区分开来呢? 我们的研究有何独特贡献与价值呢?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要注意到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理论,把环境研究与一般社会学研究完全等同起来。如果这样,也会模糊环境研究的特殊性,削弱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地位。毕竟,环境社会学者在价值观、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与传统社会学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自觉到这种差异,不仅可以维护和发展环境社会学学科,促进环境社会学者内部的认同,而且也可以展现环境社会学的独特价值,更好地为作为母学科的社会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再次,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是指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理论自身的逻辑保持自觉,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环境环境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至少9 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范式:人类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建构理论、批判真实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环境正义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生态学④。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研究不够系统,很多人并没有全面地掌握这些理论;二是一些人把这些理论视为当然合理的,直接拿来就用,存在着去背景化的风险。因此,我们理论自觉的任务是多重的:一是要弄清楚已有的理论,真正吃透它们;二是小心地运用理论,避免生搬硬套;三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觉推动理论创新。

事实上,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那就是它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历史、社会有密切联系。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问题意识都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是对18、19 世纪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学术回应。当然,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问题,但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具有很多与西方相比的差异性。这样一来,简单地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模式,就很难真正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不光是社会学,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的问题,都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自觉。具体到环境问题研究而言,虽然环境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不同文化与社会中,导致环境衰退的具体社会原因不会完全一样,环境衰退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完全相同,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也有可能存在差异。特别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地域很广,资源匮乏,由此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针对中国环境问题开展社会学研究时,要对直接运用西方理论保持小心。这种直接运用不仅可能无法解释某些现象,甚至可能遮蔽对于一些现象的理论解释,妨碍理论创新。

第四,笔者所说的理论自觉还意味着研究者在开展中国环境问题研究时,要自觉学习、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沿袭数千年的老传统和社会主义体制下形成的新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些传统的准确认识,是研究中国环境问题获得真知,并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据笔者观察,尽管这些传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些传统的认识还有很大不足。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一些学者对于传统很陌生,缺乏自觉,但对于外来的各种学说以及当下炮制的各种理论却很熟悉,甚至熟悉到无反思地运用的地步。再加上一些学者疏于实地观察和研究,惯于书斋学问,更是妨碍了真知的获得。因此,克服“身在庐山中”的局限,养成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也是达成理论自觉的重要路径。

第五,与社会学这个母学科一样,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应包含着创建中国特色环境社会学的自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是否有可能? 如果从以下几个方面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一是目前世界上的环境社会学并不是单数,而是复数⑤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社会学也有不同,例如,欧洲的和北美的不一样,北美的和日本的也不一样。二是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中,环境问题的呈现、致因、影响以及解决也不完全相同,所以环境问题研究的发现也会存在差别。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这种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这既为“中国特色”的创造提供了动力,也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既是主观需要,更是顺其自然。如果环境社会学者能够自觉到这一点并为之积极努力,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就有可能尽早形成。

最终,环境社会学者的理论自觉应是一种集体意识,而不是哪个人的主张或意识。单靠个人的努力,理论自觉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人有可能努力吃透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但是同时要求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又了然于胸,恐怕是不现实的。因此,达成理论自觉的使命需要学界合理分工、协同努力,通过各自的研究为奠定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创造环境社会学的中国特色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①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5 期。

②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载《光明日报》2009 年10 月20 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5 期。

③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3 期;《弘扬优秀传统,实现“文化自觉”》(《炎黄春秋》1998 年第7 期)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 年第11 期)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炎黄春秋》1999 年第3 期)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1 期) ;《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民俗研究》2000 年第3 期)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 年第7 期) ;《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文史哲》2003 年第3 期)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 年第2 期) ;《“全球化”新的挑战: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做出贡献?》(《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 年第2 期) 。

④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2 页。

⑤Mol , Arthur P. J . 2006 ,“From Environmental Sociologies 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 ———A Comparison of U. S. and Europea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19 (1) .

作者简介：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环境社会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