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农民流动的原因、规律的研究

(一)农民流动原因及规律的宏观理论

从逻辑上讲,对农民流动一般规律的研究应该参考对一般人口流动规律研究的理论,因为农民流动只是一般人口流动的特例。因此,首先介绍人口学上的人口迁移的一般理论。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 Ravenstien)。他于188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人口迁移之规律”的论文中,提出了七条规律,主要是:①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的;②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③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④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⑤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⑦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

在研究人口流动的原因方面,人口学上最重要的宏观理论是“推拉理论”。首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巴格内(D.J.Bagne)。巴格内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在巴格内之后,迈德尔(G.Mydal)、索瓦尼(Sovani)、贝斯(Base)、

特里瓦撒(Trewartha)都作了一些修正。国际劳工局也在一些研究报告中验证了巴格内的理论。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在巴格内理论基础上,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人口迁移原因作出全面归纳的学者还有赫尔(D.M.Heer)。他将其分为五方面:①经济原因。人口的迁移大部分是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国家的迁移;②政治原因。如政治避难引起的迁居;③气候与地理原因。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会成为人们迁居的原因;④婚姻会导致人们的迁居;⑤住房也是美国国内迁居的原因。

以上概述的是人口流动的一般理论,下面主要谈与农民流动的有关的宏观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这实际上是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民流动的定量研究。他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分为两大部门: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在自给农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着劳动过剩,相对资本主义部门按照现行工资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这样,资本主义部门在自身利润增大的情况下,仍可保持不变的工资率(当然要比农业工资高),同时用于投资的利润会越来越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多,一直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实际工资提高为止。

刘易斯模型虽然能够部分地揭示劳动力转移的一些规律,但并未能解释为何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会不顾城市事实上存在的失业而不断进行。托达罗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托达罗认为,农民向城市迁移是按城市与乡村预期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的差别进行的。“预期收入是按农村和城市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和一个新移民得到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来衡量的”。这也就意味着,并不象刘易斯模型提示的那样,只要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工资以及流动付出的成本之和,流动就会无休止地进行。实际上农民也要考虑城市就业的概率,通过对二者的综合考虑作出决定。如果农民在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以后,估计预期收入会高于农村,即使城市失业率很高,也可能会选择向城市流动。特别是移民中15~23岁的年轻人最多,他们考虑的是毕生的收入,这就更加增加了其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这样,托达罗就使刘易斯模型改进了一步。

(二)农民流动原因、规律的微观研究

首先是“迁移选择理论”。这种理论是作为前面提到的“推拉理论”的补充出现的。“推拉理论”只能解释不同地区间迁移状况的差异,却不能解释在同一个地区为什么有些人迁移了,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迁移。迁移选择理论就是解释迁移的选择性问题,即为什么它只选择了一部分人而没有选择另一部分人。

其实,E.S.李对于“拉力”和“推力”的分析中,就已提到了这种理论。李认为,对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正、反向因素,人们反应不同,克服中间障碍的能力也是不同的。由此便形成了对于流动人口的选择。一般来说,熟练劳动力比非熟练劳动力更易于动流;身体健康的比不健康的更易于流动;受过教育的比没有受过教育的更易于流动;头脑精明的比不精明的更易于流动;多数民族比少数民族更易于流动。

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大部分人赞同前述雷文斯坦的观点:流动人口主要是迁移到附近地区。美国社会学家齐普夫(G.K.Zipf)则提出一个量化的公式:M=P1·P2/D(M:人口迁移;P1:流出地人口,P2:流入地人口;D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距离)。即人口迁移与流入及流出地人口数成正比,与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后来,有研究证明了此假设。如博格(D.J.Bogue)与汤普林(W.P.Thompson)的文章“人口迁移与距离”就是如此。但黑格斯坦德(J.Hagerstand)认为,影响流动的因素不只距离一个,齐普夫的假设过份简单化。

斯托佛(S.Stouffer)在本世纪40年代则认为,工作机会的因素比距离更重要。他认为,流动人口数与流入地的工作机会成正比,与对工作机会的干涉成反比。工作机会的测量标准是城市空房率,空房率越高,说明工作机会越少。到1960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一个城市的工作机会是有限的,这就会带来对工作机会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罗斯于1958年在“迁移的距离与移民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研究了流动距离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他提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流动的距离更远,社会经济地位更高。几年后,斯塔布(H.Stub)在“达塔石移民的职业特征”一文中,验证了罗斯的假设,用实证材料证明了,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比其它职业地位较低的群体流动的距离更远。伯福德(R.L.Burford)在研究中,将距离的概念进一步修正,认为心理距离比地理上的距离更为重要。人们宁愿去文化上、传统上更为一致而较远的城市,也不愿意去自认为陌生的较近的城市。

格林伍德(M.Greenwood)在《家庭亲友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人口迁移影响》一书中指出,同一地区先流出的人口及其流向对于后流出的人口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后流出的人口与先流出人口有亲属关系时,更是如此。这点很近似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伊斯特尔、博斯普(Easter Bosrup)研究了流动人口性别与流动的关系,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地区中,男性流动居多;相反,在以男性劳力作为农业生产中主要劳动力的农业地区中,早期人口流动,以男性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比例逐渐提高,有些地区大大超过了男性。

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了上述成果的不足,提出流动的性别构成还受到社会等级制度、城市劳动需求结构、宗教、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家庭对个体迁移的影响。传统观念认为,没有成家的人比已成家的人有更高的迁移率。但是,美国1960年的普查资料却宣称,成家的人比没有成家的人迁移率更高。

有的研究者发现,家庭人数越多,迁移倾向越大。在加纳,研究者发现男性迁移农民有一个兄弟的,迁移率为33%,随着兄弟个数增多,迁移率也在增加,当有五个兄弟时,迁移率达到50%。其中原因可能有:①连锁迁移的影响;②兄弟多的家庭移出一些人对家庭造成的限制较少;③人数多的家庭较之人数少的家庭更贫困。但在中国台湾的研究者则发现,移出者以核心家庭最多,扩大家庭其次,主干家庭最少。这种种结果的矛盾,可能来源于不同国家、社会、地区的经济、文化传统的差异。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农民的循环流动的状况及原因。罗斯的研究说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成年男子曾离开农村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人群中,48%又回到家乡居住,并且目前仍在家乡。多数离开的人也很有可能最终永久地返回,59%的男性迁移农民和53%的女人表示他们的亲属希望如此。

在发展中国家迁移农民之所以又返回家乡,罗斯认为,主要是由于在发达国家的任何地方个人的种种需要基本上都能得到满足,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能如此,因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在家里得到,如社会安全感、熟悉的食物、语言以及友情等。这被罗斯称为传统收益,相反在城里则可挣到钱,罗斯称为现金收益。由于农民想要同时达到这两种目标,所以就只能奔走于城乡之间。

米切尔(Clyde Mitchell)在研究南、中部非洲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时,认为,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循环流动,与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上由于家庭地位的变化及在农村和城市所承受的不同压力有关。如在18岁时,一个人在农村工作,会感受到经济压力,如筹措结婚费用、支付弟妹学费等,这样,他就会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到20岁左右,他又感到帮助父母的义务并且可能希望结婚,这样他又可能返回农村。返回农村结婚后,大约25岁左右,他又可能感受到来自岳父母、妻子和小家庭的压力,迫使他再到城市工作……,这样由于不同阶段压力的不同,农民就会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流动。这种解释实际上和罗斯的看法相近。同时,纳尔逊(Nelson)指出,土地使用权在循环迁移中作用很大。在土地使用权和个人紧密相连,或在许多潜在移民已无容身之地的地方,就不可能让个人往返于两地,并且在他外出时仍保留有收入的土地资源。他认为,循环迁移在拉丁美洲比在亚、非洲要少,这与不同大洲的人们与土地的关系不同有关。

二、农民流动对流入地、流出地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农民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

大部分早期研究主要侧重农民流动的正负效果。这些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理由是,通过人的流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到非常有活力的城市生产部门,人口压力的缓解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空间上的最佳分布,从而提高产。这种观点以“新古典发展模型”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口流动的正功能不在于缓解农村的人口压力,而在于流动人口在外部积累的大量资金汇回农村,有利于增加农业的投入,农业产出和再分配也因而提高。

这两种观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对于第一种观点,它的前提假设是: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城里却大量短缺劳动力。而事实上现在并非如此。首先,城市里并非大量短缺劳动力,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更多的是劳动力剩余地区而非短缺地区。其次,农村的所谓剩余劳动力是季节性的,而且农村社会中许多劳动力从事的是满足家庭需要的如

修房、担水、看孩子,很难归入经济学里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劳动”中,以致有许多人高估了农村劳动剩余的状况。因此,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很可能是一种误解、错觉。

对于第二种观点,有人认为:汇回农村的资金也不一定增加农业投入,更多地用于举行婚礼等炫耀性消费。而且汇款数量难以查明,无法研究。但康奈尔(J.Conell)在1976年出版的《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村庄研究的证据》一书中,公布了移民汇款的一些调查,他发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移民汇款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在印度,移民向农村地区的汇款仅占农村地区总收入的0~8%。然而,在台湾,流出的移民向农村汇款的比例却很高,占农村总收入的76%。由此看来,移民汇款对农业投资的影响很难有统一结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在发达国家,人口流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锐减,同时年轻人比例减少,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甚至造成荒漠化村庄。在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造成人口构成的变化。农村地区输出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年轻、具有革新精神,受过较好教育,因此大量输出人口会使农村丧失中坚力量。关于这点,也有人提出反对的观点。如索瓦尼在1969年发表的《印度的人口问题》一书中提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动人口的影响很小,因为这些国家人口流动率很低,而且多是短期流动。从长期看,他们最终会流回原地,对全社会影响不大。

第四种观点也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负向的。但理由完全不同。持这种观点的人将农村当作浪漫和谐的净土,认为农民流动会导致城市因素的渗入,而城市因素本身就是结构性的,会导致农村道德上的“失范”。有人把这种观点称作意识形态偏见。

以上这四种观点都作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自己辩护,并互相指责、争吵。对于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有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变迁不能用笼统、简单的正向、负向等标准来衡量。而要既重视农民流动正功能,也要同时重视其负功能,不能简单执著于“好”或“坏”的看法,排斥其它看法。要用结构性的方式把来源地变迁同空间上的人口流动模式联系起来。现从以下方面考察这种结构论观点中有关人口流动对农村来源地影响的论述。

1.人口流动与汇款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斯克尔顿认为,汇款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在不同地区、人口流动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人口流动早期,农民流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支付一些传统仪式所需费用(如彩礼)。这些花费虽不是生产性投资,但却加强了村民们的社会联系,加强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但与此同时,汇款也有不利于这种关系的反向作用。汇款加大了农村中的贫富差距以及社区内的紧张关系。社区内为保持传统地位而产生的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流动人口的增加,在外流动时间增长,以此来维持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流动就由此而加强,最终会导致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另外,斯克尔顿也注意到在有的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在外会使其与流出地感情淡漠,汇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相反。

2.人口流动与农业产量

劳动力的外流是否会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美国经济学家李普顿以非洲社会为证据,说明人口外流确实导致了农业产量下降,但此种观点并未获广泛承认,也有人以印度西爪哇为例提出反驳。

斯克尔顿认为,事实上,人口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因各地区的农业潜力而异的。在农业资源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增加,会导致人均产量急剧下降,因而农民不能不流出本地区,因此,农业产量本身是人口流动的原因而非结果。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富裕农民离开本地区腾出的空缺,会被条件较差的农村来的农民所填补,所以并不会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

3.人口流动与性别构成

有许多早期研究者都认为,农民流动主要是男性偏向的,但随着社会发展,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呈现出复杂趋势。首先,不同的农业类型,流动人口的性别不同。博斯拉普认为,农业类型可分为“女性主导型”和“男性主导型”。在前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男性流动居多,这就导致农村的性别构成以女性人口为主。后一种类型情况比较复杂,在早期是以男性为主,但由于这种类型更有利于女性流动,因此,近些年来,女性流动比例逐渐提高,在有些地区大大超过了男性,这就导致性别结构的变化。此外,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对流动的性别构成也有影响。如某些地区旅游、娱乐、餐饮等产业的发展就大大有利于女性的流动,因而导致此地区农村性别结构的变化。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还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有些研究表明,在秘鲁、流动人口中女性更多地来自于大城市周围。显然,在这些郊区农村,男性人口比例大,相反,在离城市较远的地区,则女性化趋势加强。此外,社会等级、宗教等对人口流动的性别选择也有影响。这就说明没有一个普遍的能概括人口流动对农村性别构成影响的理论,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回流人口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有论者认为,人口流动对农村来源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回流人口来实现的。这些回流人口对新的信息的传播,他们本人对“先进”生活方式的模仿,他们对所处的“落后地区的“落后”观念的批评,都会成为一种推动革新的力量。但他们对当地最显著的影响,则推动了传统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自己在城市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和与城市建立的关系,在乡村办企业或使农业产业商品化。一般认为,这种企业作用比较微小。二是其“示范效应”。他们向村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推动其他人从事商品经济。

5.回流人口与政治变迁

社会学家在巴布亚新儿内亚所作的个案研究证实,回流人口也导致农村社区领导系统特征的变化。一些精明的回流人口利用外面世界给予他们的资金、信息以及新的价值观提高了自身地位,逐渐成为新一代地方领导人。这批领导人显然比他们的前辈更“先进”,这就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结构,从而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发现,回流人口在农村地区激进的政治变迁中常常扮演重要角色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一些回流人口带着新的知识、信息回到家乡,热望于作一番成就,却受到各方面的抵抗,他们转而采用更具暴力特征的手段来发泄他们对当地的不满;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人在城市受到挫折回到农村,此时这种不满就不仅仅是针对当地,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长期在外流动比短期循环流动更易产生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因为此时流动农民的目标已不仅限于社区目标,而是希望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在外地工作时间越长,对家乡的感情就越淡漠,不再关心家乡的落后状况。

6.回流人口与文化变迁

回流人口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除此之外,还会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影响到社区教育。这种影响虽然是比较隐蔽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学家在秘鲁的个案研究发现,在秘鲁的高原地区,一种名为“卡戈”(Cargo)的宗教活动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日渐消失了。人们开始是在这种宗教活动所聚敛的财物的支持下流动的。随着短期循环流动向长距离、长周期流动的发展,一些潜在的宗教职位的接班人长期在外,使得繁琐的宗教活动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回流人口引入的新的仪式更使原有的宗教仪式简单化,世俗化。

此外,社会学家在秘鲁库斯科(Cuzco)的个案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还促进了教育的兴起。因为,学校教育是流动人口摆脱目前处境,加入城市生活的有利途径。但社会学家在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地区则发现,农民流动使当地剩余人口明显高龄,正式学校几乎不存在,人们的阅读与书写水平相当有限。

(二)农民流动对流入地社会的影响

农民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观点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所依赖的规模经济只有在城市条件下或农业中有较少劳动力、较多资本情况下才可实现,因此,农民流动引起的城市化就成为物质增长的先决条件。国家越发达,农民流动就越多,人口流动率可以成为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标志,农民流动越多越对社会有好处。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如果农民流动是盲目的,那么势必导致城市的许多问题。如贫民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交通拥挤问题,住房短缺问题,教育设施不足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等等。因此,农民流动对社会没有多少好处。例如甘古里(B.N.Ganguli)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与发展》一书中研究了作为移民结果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他认为,在印度的许多大城市中,由于农村人口大

量涌入城市,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原来的农村失业人口就转变为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而且这种转变是以人力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由于城市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流入城市的移民生活便处于不安定和困苦之中。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西方学术界有关农民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论述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有关研究大部分是个案性的、经验性的、实证性的,很少提高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或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农民流动的规律的认识缺乏普适性,对农民流动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经验层面上,未能系统地研究农民流动对社会“结构”层面的影响。

同时,西方学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在许多方面并不能“解释性地理解”其它落后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的直接研究,这就更使得西方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只能作为我们研究上的参考,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对西方学者的某些概念、理论和方法在考虑到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文化传统的情况下,适当进行“创造性转换”,还是可以利用的,也有的可以直接借用,特别是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时,必须采取的态度。

原载：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