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阶级认同可划分为两个方面,即政治阶级认同和社会分层认同,这两个方面认同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在考察阶级认同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政治阶级认同的形成与户籍制度及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认同的“主观中产阶级”与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民众的“底层认同”在不断扩大,“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改革前的“阶级政治”观念阻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阶级认同现状和趋势,从主观上降低了收入满意度、社会公平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必要加以政策调整。
关键词:社会转型;阶级认同;社会分层;社会稳定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是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在这三十多年中,伴随整个社会的转型,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最主要的构成之一,它的改变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团结和冲突。而在阶级结构中,阶级认同又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只有经过阶级认同的转换,客观的阶级才会转变为一个行动的阶级,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才会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1]。而从根本上改变历史面貌的社会力量,是行动的阶级而不是客观的阶级,是自为的阶级而不是自在的阶级。为此,本文将以“中国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所获取的数据为基础,描述和分析当前中国阶级认同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并预测阶级认同的演变对中国社会稳定可能发生的影响。
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现在可用的数据有2003、2005和2006年度数据。在这三个年度的调查(下文将这三次调查分别称为“CGSS 2003”、“CGSS2005”和“CGSS 2006”)中,CGSS 2006有两个调查题目涉及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阶级认同。其中一个题目首先问到:“阶级是一个日常用语,指社会上的人可以因财产、权力、工作或其他方面的情况而划分出不同的人群,如果这样看阶级的话,您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阶级?”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在“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等四个“阶级”中选择自己所属的阶级。另一个题目是:“有人说,我们这个社会大致可以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您同意这种说法吗?”然后要求被调查者分别根据“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选择自己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还是“下层”。与此类似的题目在CGSS 2003和CGSS 2005也曾进行过调查。除了上述题目之外,历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还有其他一些与阶级认同有关的题目。
本文将以这些题目的调查结果为基础来讨论中国的阶级认同问题。阶级分析本是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阶级”一词被附加了太多的政治含义,以致淹没了该概念所具有的科学性质。为了避免引起政治上的误解,一些学者主张用“阶层”而不用“阶级”,或者两者连用,称“阶级阶层”。尽管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有其合理性,但为了与长期以来的学术文献保持一致,同时为简便起见,本文仍然使用“阶级”一词,而不使用“阶层”或“阶级阶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而不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阶级”一词。尽管“阶级分析”在中国长期被泛政治化地理解为一种鼓动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其作为科学分析范式的属性是不容抹杀的。因此,这里使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等概念,并不等于唯恐天下不乱,希望重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相反,科学地使用阶级分析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形势做出更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社会学分析,有效地防止社会动乱,促进社会稳定及和谐。①
一、“政治阶级认同”
在迄今为止的历次CGSS中,只有CGSS 2006有一个题目直接使用了“阶级”一词来了解城乡居民的阶级认同。其他题目都是用居民关于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来测量阶级认同。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关于自身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与阶级认同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阶级”这个词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国家政治含义,因此,这里倒是可以通过比较社会经济地位认同与“阶级认同”之间的差异来观察国家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对居民阶级认同的影响。为了避免混淆,下面将把“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简称为“社会分层认同”,而把狭义的、受改革开放前“阶级政治”话语影响而形成的“阶级认同”简称为“政治阶级认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阶级认同既包括“社会分层认同”,也包括“政治阶级认同”。
1.“政治阶级认同”的现状
在CGSS 2006中,当被问到自己属于哪个“阶级”时,如表1左侧部分所示,分别有45.8%和41.5%的人自认为属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合计高达87.3%。而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只有6.95%,自认为属于“企业家阶级”的更只有0.84%。表1右侧是1972—2006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USGSS)历年累积数据②显示的阶级认同情况。尽管两国综合社会调查所设置的阶级认同选项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个显著差异:两国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比例差不多,但美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比例显著高于中国,约为后者的7倍;中国从“中产阶级”中减少出来的人口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农民阶级”中。
中国这样一种阶级认同状况并不是社会职业状况的真实反映。CGSS 2006数据显示,真正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只占就业总人口的27.8%,职业意义上的工人也只占就业总人口的27.6%。在余下44.6%的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占9.3%,办事、服务人员占20.3%,个体户占11.6%,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占3.4%,私营企业主占0.04%。两相对比可知,国民关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认同明显偏高。在西方,专业技术人员、办事服务人员、个体户(小业主)和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经理管理人员)是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中国,这几部分人员虽然占就业人口的44.6%,相应的阶级认同却远远低于此数,二者严重不相称。
2.“政治阶级”认同的成因
这样一种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认同偏高、中产阶级认同偏低的状况,深刻地反映了1978年以前国家阶级政治话语的影响。当时,国家关于社会阶级状况的标准阐述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再加知识分子“一个阶层”;其中知识分子又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划分为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能被划入这两个阶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待遇。除此之外的其他阶级都属于政治上的另类,遭到广泛的歧视甚至敌视。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又是与户籍身份高度对应的,工人阶级一般都是城镇户口,农民阶级自然属于农村户口。这样一种阶级制度经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再加上一系列组织制度的强化,终于从国家意志内化为国民的阶级认同。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整个社会的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实上早就放弃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身份制度,但长期形成的阶级认同却顽固地保留下来,没有随着国家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变化而变化。
CGSS 2006数据显示,阶级认同与户籍身份之间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在农村户籍人口中,有84.8%的人自认属于“农民阶级”,而城镇户籍人口中,则有74.8%的人自认属于“工人阶级”。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农民阶级”认同方面,城乡合计时,职业农民中自认属于“农民阶级”的只有91.2%,如果细分到农村,这个数字则提高到94.2%。也就是说,户籍身份有助于职业农民更加清晰地确定自己的“农民阶级”身份,可以把职业与身份认同的吻合程度提高3个百分点。在“工人阶级”认同方面,户籍身份的作用更为明显:城乡合计时,职业工人中只有56.3%自认为属于“工人阶级”,如果细分到城镇,这个数字则迅速提高到82%,增加了25.7个百分点。再来看那些专业技术人员、办事服务人员、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和个体户,他们本来属于中产阶级,但是,如果户籍在城镇,则分别有68.6%、80.7%、65%和61.4%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反之,如果户籍在农村,则分别有67.6%、62.7%、50%和71.3%认为自己属于“农民阶级”。由此可见,户籍身份对于阶级认同的形成具有非常显著的塑造作用,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户籍身份来确定自己的阶级认同。
再来看阶级认同与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得到最广泛认同的阶级身份,但是,所谓“农民阶级”中,如果城乡合计,实际上只有55.7%是职业农民;如果城乡分开计算,在城镇地区只有21%,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只有59.4%是职业农民。也就是说,所谓那些认同于“农民阶级”的人,实际上大约有一半不是职业农民。在“工人阶级”中,城乡合计、城镇和农村分开计算,则分别只有36.4%、37.1%和29.3%是职业工人,也就是说,认同于“工人阶级”的人,实际上大约有2/3不是职业工人。相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来说,中产阶级与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差。如前所述,专业技术人员、办事服务人员、单位或部门负责人和个体户本来是中产阶级的骨干构成部分,但他们中2/3左右的人却是依据自己的户籍身份,分别认同于“农民阶级”或“工人阶级”。上述情况表明,阶级认同与职业之间的关联是比较弱的。与职业关联性最强的是“农民阶级”认同,其次是“工人阶级”,最差的是“中产阶级”。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当前的阶级认同深受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制度以及留存至今的户籍制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户籍身份对阶级认同具有显著的分割作用。农村户口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农民阶级”,同样,城镇户口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绝大部分人的阶级认同都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政治上的“领导阶级”集中,而中产阶级的队伍虽然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改革加深而逐渐壮大,但相应的阶级认同却没有形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向“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认同靠拢,而不是形成独立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阶级意识阻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和形成。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扩大“中间阶层”队伍,借此促进社会稳定,但从分析来看,仅仅扩大队伍是不够的,如果相应的“中产阶级认同”不形成,所谓“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就不能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社会分层认同”
本文所说的“社会分层认同”,指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对特定阶层产生的归属感。由于这种归属感是围绕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的,因此相对于政治阶级认同,这种认同的政治性要弱一些。政治阶级认同,由于已经高度政治化,行动潜能要高得多,而基于社会分层认同形成的人群,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下才会转变为具有行动潜能的政治阶级。
1.社会分层认同的现状与成因
历年CGSS都要求被调查者根据社会经济地位确定个人或家庭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还是下层。调查发现:第一,自认为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出奇的高。不管是关于个人地位的认同,还是关于家庭地位的认同,不管是城乡分计还是城乡合计,这个比例都在50%以上,最高的达到69.9%。这样一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情况,在其他社会调查中也得到印证[2]。第二,更堪忧的是,这个比例是逐年攀升的。从城镇居民关于家庭地位的认同来看,自认为属于“中下层”和“下层”的从2003年的50.8%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63.3%,增加了12.5%;从农村居民关于家庭的认同来看,这个比例从2005年的45.9%上升到2006年的69.7%,大幅攀升23.8%。如果城乡合计,这个比例也从52.5%上升到66.5%,增加了13.9%。第三,大幅增加的“中下层”和“下层”,主要是从“中层”而不是从“上层”或“中上层”转移出来的;转移出来的人也主要是“充实”到了“下层”,而不是“中下层”。换言之,如果按五个层次的认同来考虑,那么,这些年来急剧流失的是“中层”认同,急剧增加的是“下层”认同。这表明,在社会分层认同上,中国正在从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向一个底层逐渐增大、越往上越小的“圆锥型社会”转变。毫无疑问,“底层认同”的扩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来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分层认同状况呢?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导致分层认同逐年走低的原因在于收入水平在过去四年中不断降低;要么,即使收入水平没有降低,但如果老百姓关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体验是负面的,也有可能导致分层认同走低。在这两种观点的指导下,我们测量了2003、2005和2006年中以下三个指标变化(为了加强可比较性,这里只分析城镇人口):一是家庭年收入水平,包括工资、利息、奖金等一切收入。二是相对剥夺感,即让被调查者回答,感觉与三年前相比,当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回答“下降了”、“差不多”(包括“难以选择”)和“上升了”,依次将剥夺感记为10分、5分和0分。三是幸福感,让被调查者回答在过去一年中,自我感觉生活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幸福”还是“很不幸福”,上述五种回答依次记为10分、7.5分、5分、2.5分和0分。
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做不同分层之间的比较,在上述三个指标上,除“上层”由于样本量太小而可能存在统计偏差外①,基本趋势还是非常清晰的:从“下层”到“上层”,家庭年均收入逐层增加,剥夺感逐层降低,幸福感逐层增强。这样一种趋势是符合常识的。如果做不同年度的比较,则可以发现,从2003到2006年,除上层和中上层外,其他社会分层的年平均收入基本是上涨的,尤以中层的上涨幅度为最大;在剥夺感上,下层和中下层走势平稳,略有下降,而其他三个分层都是先降后升;在幸福感上,除上层外,其余各个分层的趋势都是平中见涨。年均收入逐年增加、幸福感平中见涨的情况显然与上面描述的中层认同逐年缩小,中下层和下层认同逐年扩大的趋势不符。中层的相对剥夺感先降后升的趋势虽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层认同的逐年流失,但也不够充分和有力。
那么,中层认同逐年缩小,中下层和下层认同逐年扩大的趋势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收入在逐年提高,幸福感平中见涨,与过去相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虽然不是那么强烈,但当前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仍然赶不上人们的期望,或者人们对于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感到悲观。这样一种基于对前景的热切期望而产生的剥夺感可能引起挫折感,从而导致自我认同降低。
2.“政治阶级认同”与“社会分层认同”
上面分别分析了政治阶级认同和社会分层认同这两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两种认同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表2显示的是CGSS 2006中政治阶级认同与社会分层认同之间的关系。其中,正体字表示政治阶级认同在不同社会分层认同中的分布,即同一个政治阶级认同中不同社会分层认同所占的比例;斜体字表示社会分层认同在政治阶级认同上的分布,即同一社会分层认同中不同政治阶级认同所占的比例。由于社会分层认同中“上层”的样本量太少(66人),同时为简便起见,本文将“上层”和“中上层”合并到一起,称为“上层”;将“下层”和“中下层”合并到一起,称为“下层”;原“中层”保持不变,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这样一个三层次的新的社会分层认同分类。
先来看社会分层认同在各政治阶级认同上的分布,即表中那些斜体数字。不难发现,不管是哪个社会分层,在政治阶级认同上都偏向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即使是那些自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的人,也各有30.7%和36.2%的人认同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高于认同中产阶级的26.3%。这样一种认同取向仍然体现了改革开放前的阶级政治体制和话语的影响。
再来看政治阶级认同在社会分层认同上的分布,即表中那些正体数字。这里专门讨论一下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不仅是当前研究的热点,而且是国家阶级阶层政策关注的焦点。所谓“中产阶级”(middle class),顾名思义,是指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上不下、处于中间的人。从统计上说,这体现为中产阶级与社会中层这种认同之间应呈现出高度重叠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表2中,应该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行与作为“中层”的列交汇处(即表中涂阴影的位置)的两个数字应该越大越好。从表2呈现的实际情况来看,“中产阶级”与“中层”交汇处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在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中,来自社会中层的比例最高,达到60.1%,明显高于来自上层的14.2%和来自下层的24.8%。但另一方面,在自认为属于社会中层的人中,又只有14.9%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自认为属于上层的人有26.3%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60.1%与14.9%这样两个反差强烈的数字表明,一方面,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中产阶级中,社会中层是主力军,在社会各分层中,那些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层的人率先摆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意识的影响,开始承认或意识到自己是有别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中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意识正在成长,这是60.1%这个数字背后的社会含义。但另一方面,具有独立阶级意识的人还只是社会中层中的少数派,更大量的社会中层人士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还游离于中产阶级之外,这是14.9%这个数字背后的社会含义。这样一种状况生动地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生阶级的特点。
三、阶级认同与社会和谐
如前所述,阶级认同的重要功能在于,它使原本处于具有特定特征的散沙状态的社会人群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具有集体行动潜能。阶级认同具有促进集体行动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它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作用一定是负面的。任何社会都需要集体行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并且,阶级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关键不在于消灭阶级认同,从而消灭集体行动,而在于形成什么样的阶级认同,进而促成什么样的集体行动。如前所述,阶级认同对内具有整合和团结作用,对外具有排斥和侵犯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社会和谐是一柄“双刃剑”:合适的阶级认同有利于整合和团结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保持足够的社会活力;反之,不合时宜的阶级认同则可能造成严重的对立,危害社会稳定与和谐。
1.社会分层认同与不公平感
由不公平感引起的相对剥夺感,常常是引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导火索。那么,当前中国各阶级认同的社会不公平感如何呢? CGSS 2005和CGSS 2006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呢?”我们用此题来测量城乡居民的社会不公平感。凡是回答“非常合理”的,不公平感记为0分,回答“合理”、“不合理”和“非常不合理”的分别记为1、2和3分。结果显示:第一,上、中、下三层关于目前收入现状合理性的评分都在1分(“合理”)与2分(“不合理”)之间,这表明三个人群对于自己目前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感。第二,自我认同越低,不公平感越强。其中,下层的评分达到1.9,已经非常接近“不合理”(2分)。第三,从年度比较来看, 2006年的收入不公平感比2005年有所减轻,各分层人群的不公平感评分都有所降低,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感得分由1.7降低到1.6。不过平均值在1分(即合理)以上,表明各社会分层,无论上、中、下,仍然都觉得自己目前的收入相对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来说不甚合理。
再来看对于将来的收入预期。2006年度中国综合调查涉及了这方面问题。当被问到今后三年中,您的收入会是“上升”(记为10分)、“差不多”(记为5分)和“下降”(记为0分)时,如表3最右列所示,均值为6.8,“下层”最低,也达到6.5,表明所有社会分层都预期自己的收入会上升。不过,社会分层认同越高,对前途的预期越高。
综合起来看,一方面,整个社会都对自己当前的收入状况不满,认为不甚合理,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都对自己的收入前景保持乐观。在失望的同时又抱有希望,这也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源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心理不可能保持太长时间,如果收入预期实现的期限拖得越来越长,会让人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因失望而引起的挫折感会越积越深,导致前面戴维斯所说的“革命性情绪”。
2.政治阶级认同与收入不公平感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政治阶级认同与不公平感、改革最大受益者等问题的关系。由于认同“企业家阶级”的人数太少,代表性不够,“不做选择”的个案对本文没有分析意义,因此将这两类个案删去,只讨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等三种认同。另外,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改革开放前盛行的政治符号,现在虽然人们仍在习惯性地使用,但由于每个认同中都包含了高度异质性的职业人群,其作为一种认同的现实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下面在分析时常常将这三种政治阶级认同与相应的职业人群进行对比。为方便起见,本文把根据自我认同划分的阶级称为“主观阶级”,根据职业划分的阶级称为“客观阶级”。表3不同政治阶级的收入不公平感和收入期望
如表3,不管是从“主观阶级”还是从“客观阶级”来考察,与前面讨论的社会分层认同一样,各个政治阶级都对目前自己的收入水平感到不公平,对不公平感的评分都在1分(即“合理”)以上,最不满意的是“工人阶级”;与此同时,各个政治阶级都对自己今后的收入增长表示乐观,得分都在5分(即“差不多”)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表现。如果根据客观标准划分的中产阶级来看,它的不公平感得分为1.5,收入预期得分为7.0,但从主观认同划分的中产阶级来看,它的不公平感则下降到1.2,收入预期则上升到7.8。也就是说,客观中产阶级的不公平感比主观中产阶级更强烈,对收入前景更悲观。这是不是因为客观中产阶级的现实收入水平更低或职业地位更低呢?方差分析表明,客观中产阶级与主观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个人年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用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ISEI)虽有显著差异,但反而是客观中产阶级的个人收入水平更高、职业地位更高。①换句话说,根据客观地位都可以划入中产阶级的一群人,其中一部分人虽然个人年收入和职业地位更低,但是由于在心理上把自己归类为“中产阶级”,收入不公平感反而低了,对未来的信心反而更强。这说明,“中产阶级”作为一种主观认同可以降低社会不公平感,同时提高对未来的信心。
3.政治阶级认同与“改革最大受益者”
关于“谁是改革最大受益者”,与前面不同社会分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样,“国家干部”仍然被认为是最大的受益者,超过38%的人都这样认为。比较一下主观阶级和客观阶级,可以发现,不管是客观的工人阶级与主观的工人阶级,还是客观的农民阶级与主观的农民阶级,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差异不是太大,但主观的中产阶级与客观的中产阶级在看法上则有显著差异:主观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把私营企业主或所谓“新兴资本家”看成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持这种看法的人占49.7%,与此同时,却只有20.6%的人把“国家干部”看成是最大受益者。但在客观中产阶级方面,却有高达36.6%的人把“国家干部”看成是最大受益者。
四、总结与政策建议
总结起来,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有以下发现:
第一,城乡居民的社会分层认同呈现出“向下偏移”的特征,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有50%以上的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更不利的是,最近几年来,“中层”认同不断流失,向“中下层”,特别是向“下层”认同转移。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来说,“中层认同”的流失,“底层认同”的扩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
第二,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的“阶级政治”,包括其意识形态话语和组织制度,对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阶级认同有深刻的影响,大量民众仍然根据自己的户籍和职业尽量把自己归属于“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尽管根据职业性质和地位、收入水平等特征,很多人事实上已经是“中产阶级”,与庞大的客观中产阶级相比,主观的中产阶级认同却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前的阶级政治话语和组织制度阻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发展,阻碍了主观中产阶级认同的扩大。
第三,从社会分层认同与社会稳定及和谐的关系来看,社会分层认同越低的人,对目前收入的满意度越低,不公平感越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越低。在政治阶级认同方面,相对于中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不公平感明显要高,收入预期明显要低。分析还发现,中产阶级认同作为一种主观因素,即使在客观地位方面处于下风,仍然可以显著地降低收入不公平感和增强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建议:首先,仅仅在经济政策上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是不够的,如果作为客观地位的“中间阶层”不能转变成具有主观性的中产阶级认同,它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效应仍然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鉴于长期主导我国阶级政策论述的“两阶级一阶层”话语妨碍了中产阶级认同的形成,国家应该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新论述我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政策。其次,透过社会不满情绪背后隐藏的政治危机,国家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只有改革成果让全体人民共享,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冯仕政(1974-),男,重庆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政治社会学、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93.
[2]
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