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建设之所以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其要旨在于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而在我国，强调社会建设自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社区建设的意蕴追求可以概括为：个体对公共友爱与精神家园的渴望和政府对社会秩序与有效管理的谋求。
关键词：社区；社会；社区建设
社区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19世纪社会思想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 [i]而在我国现时代，对它的在意和关注却是在“社区建设”实践大背景下的被动选择。如此就会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我国社会学界对于社区的研究总是与社区建设或社区服务联系在一起的。在世纪之交，我国政府明确指出：“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ii]这样的基调才真正推动了学术界对于社区建设和相关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以人类的整体视野来看，对于社区和社区研究的认识，人们大概经历了依靠和重视、消解和弱化与再认和重建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从这些不同的认识中也能够折射出人们对于社区建设的基本态度和理解。
村落、城镇和城市是人类共同经营社会生活时给大自然留下的主要印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人类的集体生活要先于与一定地域和聚落相联系的社区生活，相对固定居住习惯的养成和修造人工住所能力的拥有只为社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农业聚落的形成才是具有相对完整意义的社区生活的开始，城镇社区等都是在农业社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像孔德那样，如以“人类的统一性作为出发点” [iii]，“主张人类和社会具有一致性”， [iv]则对于“社区”的认识和研究则似乎没有多少可能。但在“历史的观点”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中，德国的斐迪南•滕尼斯坚持认为，整个生命就是由普遍向特殊的发展， [v]在社会领域中不存在绝对通用和普遍有效的抽象原则。因此，他才能于1881年提出有别于社会的 “社区”概念，并时隔六年完成其传世之作《共同体与社会》，以此为开端，出于对人类关系的类型和生存质量的考量，当社会越来越朝向进步时，社会学家们开始持续地考虑社区问题，并伴随着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有了社区社会学的兴起。 [vi]但难以阻止的工业化和与之耦合的价值观不断绞撕着传统社区宁静的天空，随着日常生活场所和条件的改变，人们的秉性也开始变得仓促匆忙和变化莫测，国家意志越来越摆脱传统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vii]社区也渐次被消解，其原有的“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之意味也被弱化。为重新唤起人们的彼此关爱和互相合作，20世纪初，在英法美等国，出现了“睦邻运动”， [viii] 其核心在于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的友善、培养社区成员的自治精神，这可以视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初始形式。所以，社区建设在西方已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二战”以后，经联合国倡导，社区建设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最终成为一项世界性运动。自20世纪中叶以来，复兴社区逐渐成了一股世界性的趋势，但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社区之间的不同在标准、价值和行为上已经降低到相当的程度，社区理论和研究也就衰落了。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社区社会学又到其复兴阶段，人们终于发现，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是理解现今社会的很好的钥匙，人们认识到，必须通过再认和重建社区，去努力发现、描述并理解在大众社会和当地社区之间的交互作用。社区建设因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欢迎和推广而得到迅速发展。
如今，回归社区已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而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视也汇成一股世界潮流。为什么“我们从未这样需要过社区” [ix]呢？问题的出发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缺失或现有社区的泯灭及新社区的胎死腹中，而问题的核心目的在于解决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笔者将这些问题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温情的缺失。滕尼斯对社会和社区作了区别，他指出农村地区的社区生活才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暂时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社区“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 [x]但如果说社区是在人类生活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形式的话，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则以牺牲该形式为基本代价。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残酷地表明，所谓发展就是更加严格而又全面地控制情感，这种温情和理性（即滕尼斯视野中的“本质的意志”和“选择的意志”）之间的彼此消长便充当了隔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那堵无形的墙。 [xi]城市化进程又加速了彼此陌生的人定居在偶尔相遇的聚居地，都市生活的“礼仪客套”虽能让每个人和谐相处，但这种温情的失落冷冰地将“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作为忧心忡忡的父母教育不幸的孩子的忠告，而它也成为成年人交往的关键戒律。 [xii]西方学者非常直白而深刻地指出：“要育养小孩且让大人们保有起码正常和愉快的心情，我们需要社区”。 [xiii]
第二，种族的骚乱。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学家一直偏爱于所谓的“同化模式”，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社会逐渐呈现不同群体相融合的趋势，然而，巨大的政治变迁在种族认同问题上重塑着认同的模子， [xiv]要界定一个普遍认可的核心文化越发困难， [xv]近几十年来美国和世界的民族冲突严重地冲击着这种同化偏好。笔者曾以多元文化教育为例指出过：美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是国家政权自觉适应民族权利要求的产物，而是“外在推动”的结果。 [xvi]西方学者约翰•雷克斯（John Rex）“种族关系语境” [xvii]概念的提出就表明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激烈的冲突、敌意和歧视为标志的，这一切远远超出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范围。这种以美国社会为典型代表的种族冲突和骚乱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建设和地方控制的关注。
第三，发展的乏力。简•雅各布斯以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此有很好的说明。 [xviii]如从理论层面来说，这是和社会发展观的演变直接相关的，在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观念下，引发了诸如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并危及到发展过程的继续进行。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很难实现。在注重社会发展的阶段，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中有关社会事业的方案越来越具有独立于经济方案的重要地位，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应有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合理手段在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但这两种发展类型，都以牺牲社区这一人类生活最悠久而且曾经最有力的结构形式为代价，社会作为唯一的主体已经越来越取代社区成为人们感情上的依托、忠诚的对象和利益的屏障。 [xix]其结果是，人们越重视自己内心的感受，而越忽视应该有的社会行动。 [xx]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始终认为，如果不加强地方社区、不鼓励人们在规划与维持其基础设施过程中积极参与，发展注定是乏力的，战略注定要失败。
以上对社区建设必然性的分析总体上是以世界工业化浪潮及其无法避免的多方面影响为背景的。而在我国，强调社会建设自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单位制社会，是一个具有逐层垂直隶属型的社会系统，该系统塑造了相对而言具有同质性的个体，“同质性又有助于形成‘一种固守的状态’”， [xxi] 这反过来又保护了具有隶属性、垂直性和大一统性质的传统社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纵横交错，呈现出网络型分布，这通过社会组织从由垂直式的等级结构向水平式的网络结构表现了出来。 [xxii]“网络组织使权力由垂直变成平行，个人因而得到极大的自由”。 [xxiii]网络结构要求各层级之间互不隶属，通过直接或间接连接而成的结构体系快捷方便地实现了原有单位制居民间的互动。“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使得社会不管在要素意义上还是在结构意义上都越来越大。逐渐地，社会从原有的大一统框架的国家体制中脱生出来，过去通过“单位”来实现社会整合和个体控制的旧方式随着单位组织的衰落而逐渐丧失原有的基础，新型社会管理机制亟需建立。此时，社区就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问题的聚汇处和矛盾冲突的引发地。如果说，早期人们强调社区建设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稳定的需要，那么，如今，社区建设更多地又被赋予了构建和谐社会基本途径的需要，私人产品的供销无序、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市场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不便利和不舒畅都成为社区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以此而论，社区及其建设问题也是相对弱小的社会如何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因为，“如果弱社会因不堪重负转而再求助政府，那么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就不得不重新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从而再度恢复到强国家、弱社会的老格局。” [xxiv]
如果上面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顺此可以对社区建设的意蕴追求作出分析。在笔者看来，该意蕴可以概括为：个体对公共友爱与精神家园的渴望和政府对社会秩序与有效管理的谋求。
笔者依据学界对于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阶段的划分 [xxv]进而认为，截至市场体制引入以前，乡村社区的认同要么是内生的，要么是国家力量对传统乡村社区的全面介入，因而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激进主义变革，但总体上表现为向传统社会有限度的回归；市场体系引入以来，乡村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以市场为主导的大众社会不断地消解着乡村社区回归传统的努力，中国的乡村社区也面临着新的转型。纵观乡村社区记忆经历的阶段，明显地具有社区记忆力从强到弱的特点，而且社区记忆力的逐渐丧失是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政治权力转向市场力量，所有这一切，为个体丧失公共友爱精神预设了可能的前提；如果说乡村社区具有社区记忆力衰退和丧失的轨迹的话，那么随着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和住房体制的改革，城市社区从一开始就缺乏明晰的社区记忆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愿的隔离区”， [xxvi]从而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疏远、孤立和紊乱，同样应验了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及的“社区衰落”——人们为了生意、利益而形同陌路，虚假的交流气氛使彼此该有的温情虚幻成游荡于空气中的浮物，过分地彰显了城市作为空间原则形式而具有的“社会”属性，社会被异化为一个遥远的目标， [xxvii]人们仰望着它、呼唤着它，渴望交换、渴望握手，渴望构建和美、温情的精神家园。 [xxviii]正如
以上是基于个体层面的分析，如果将视角延伸至国家一极，则对社会秩序和有效管理的谋求就成为社区建设的又一意蕴。社会生活本身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单位制社会里，国家可以把一切社会组织活动全部吸收到自己的任务之中，但当急速的社会变迁破坏了社会的和私人的应有联系时，单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则很难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用涂尔干的话说，就是作为一台笨重的机器，国家不可能找到适合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现象的特殊形式，不能够灵活并适应无数不同的特殊情况。于是，对于社会秩序和有效管理的意蕴追求只能通过国家之外的集体力量来实现，涂尔干将之归于建立在高度的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职业团体，其实质还在于该团体“具有一种集体意识”。 [xxx]这和社区与社区建设要培育社区意识的基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考虑到正是由于社区被认为是原单位功能的替代者，所以国家才积极建设社区，以弥补“单位制”瓦解后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功能缺陷 [xxxi]的话，则必然会彰显社区建设的意蕴，它渴望的是在“弱社会”消退背景下寻求新生活、新秩序和新管理模式的萌芽并促使其开花结果。
注释：
[i] Nesbit,R.：《社会学传统》，New York，1966。转引自单菁菁：《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ii]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iii] [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iv] [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v] 参阅[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一版前言”部分。
[vi] 徐琦等著：《社区社会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vii]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2页。
[viii] 参阅方明、王颖：《观察社会的视角——社区新论》，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ix] [美]简•雅各布斯著，姚大钧译：《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x]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
[xi]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第1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页。
[xii] 参阅[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三章。
[xiii] [美]简•雅各布斯著，姚大钧译：《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xiv] [美]哈罗德•伊罗生著，邓伯宸译：《群氓之族：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xv] [美]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xvi] 岳天明：《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中美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互动及其比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
[xvii]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著，文军等译，汪和建校：《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xviii] [美]简•雅各布斯著，姚大钧译：《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xix] 陈涛：《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
[xx] [美]理查德•桑内特著，李继宏译：《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xxi]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xxii] 岳天明、高永久：《民族社会文化冲突及其积极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xxiii] [美]约翰•奈斯比特著，梅艳译：《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0页。
[xxiv] 冯钢：《整合与链合——法人团体在当代社区发展中的地位》，《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xxv] 参阅徐晓军：《转型期中国社区记忆的变迁》，《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xxvi]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xxvii]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林荣远译：《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9页。
[xxviii] 简•雅各布斯认为，社区资源当中最非正式、最无形但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当属邻居、朋友、相识间的口头交谈关系。无疑，这在另一个向度上清晰地应征了社区建设的意蕴追求。
[xxix] 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学习与实践》，2008年第7期。
[xxx]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