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中国社会思想史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同一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特质。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由此就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理论视野。
关键词: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品格;社会秩序;理论视野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科研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一些深层次的制约性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突出问题是其学科性质及归类还有待讨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否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存在全然不同的认识。因此，必须从学理上阐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才能使其切实成为社会学的有机构成，切实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
一、身份复杂的社会思想
尽管我们将社会思想纳入了社会学的范畴，但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社会思想却成为一个内涵模糊、身份复杂的领域。从学界使用“社会思想”这一术语的语境来看，多少有一些各取所需的随意性。学理上的纷乱势必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在众说纷纭、各行其是的状态下进行所谓的社会思想研究，必然因缺乏共识基础而难以确立社会思想的自性。因此，必须厘定社会思想的范围、性质及其学科属性。
第一，社会思想是社会史视野中的“一切思想”吗?
由于受到侯外庐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启发，晁福林声称，社会思想研究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兴起。他认为，目前的思想史研究只能称为精英及思想家的先进思想史，没有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全貌。而社会思想涵盖社会上的一切思想，视野和范围要比精英思想广泛得多，包括:精英及思想家的高层次思想;精英及思想家的落后思想;一般成员的思想;社会上的落后以至反动思想。其中，“一般成员的思想”是社会思想的重心①。
晁的论证逻辑是:首先假定已有的思想史研究局限于精英思想，再假定精英思想不能反映某一时代的思想全貌，然后将社会思想视为某一时代社会上的一切思想;通过这一修辞策略，突出了社会思想之普遍化、一般化的合理性。问题是，一切思想不都是社会上的吗?有社会之外的思想吗?而且思想史研究从未限定于精英思想，其范围也不会比晁划定的社会思想的范围小。曾给晁启发的侯外庐指出，其《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①。可见，在侯外庐看来思想史要比社会思想宽泛。如此一来，社会思想比思想史宽泛的说法并不能成立，“社会上的一切思想”这种贪大求全的命题也没有实际意义。其实晁本人也未能贯彻自己的论断和承诺，他特别指出社会思想重点关注社会中一般成员的思想，但其《先秦社会思想研究》的相当篇幅很难说不是精英思想研究。而且从该书的结构来看，应是先有几篇主题驳杂的文章，后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名之曰社会思想。为了将各篇文章统一在社会思想的名目之下，结果使社会思想无所不包、大而无当。
晁起初似乎并未注意到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丰富成果，而是基于自己的自由联想作出了诸多论断。后来虽然发现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无法视而不见，但他辩解说，社会思想指“社会上的一切思想”，而不应理解为“关于社会的思想”，并强调“关于社会的思想，那是社会学学科应当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不应当是严格的思想史学科范围内的问题”。轻轻一笔就抹煞了社会学研究社会思想的权利，而且“关于社会的思想”既不是社会学的专利，也不是其主业。为了坚持己说，竟然乱点鸳鸯谱，实在匪夷所思。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②。著者无视社会思想的丰富成果，而是向壁虚构，最终所有论断难免付水东流。
第二，社会思想是哲学思想之外的“剩余拼盘”吗?
由前引侯外庐之言可知，社会思想还被视为思想史研究之下的一个分支，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一道构成思想史的内容。那么，思想史范畴中的社会思想所指为何，其在思想史研究中居于何种位置?特别是，社会思想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是分庭抗礼的平行关系吗?
在这一语境中，社会思想就成了大杂烩的别名。流风所及，当代一些学者也用社会思想来统括那些无法纳入主体的剩余内容。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一书研究前诸子时代的神话传说、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思想④。前面一些项目大都可在书中找到比较明确的对应内容，唯独社会思想一项无法与某一具体内容联系起来。大约那些无法纳入神话、伦理、宗教、礼仪范畴之内的思想观念就是社会思想了，因此该书所谓的社会思想实际上也是剩余拼盘。
除了中国学者将社会思想视为剩余拼盘外，西方也将社会思想当作大杂烩。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是一个包含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机构，跨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据甘阳的看法，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样的学术机构实在是不伦不类，因为这是一个既没有明确专业，又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机构。其师希尔斯戏称，其培育目标是“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⑤。在此，社会思想具有打通不同学科界限形成通识的取向，虽然剩余的意味不明显，但由于学科跨越性大，最终形成的组合还是拼盘。
第三，社会思想是社会学修辞中的“隐形替身”吗?
在社会学中，社会思想曾一度被用作社会学思想的同义语。科塞的Masters of SociologicalThought是一部出色的社会学思想史名作，被译为“社会思想名家”，似乎与英文原名不符，因而不少学者在引用该书的内容时，径直将书名改为“社会学思想名家”。然而最近该书再版，译者却固执地“一错到底”，仍然将“Sociological Thought”译为“社会思想”①。译者不拘泥于英文原名而采用意译的方式，显然别有深意。科塞书中所选的理论家都是如假包换的社会学家吗?
其思想和理论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学吗?实际上，被科塞视为同侪的雷蒙•阿隆，就对自己《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所涉学者的学科身份多少有些犹疑。他说:“这张名单所列的人物究竟是社会学家呢，还是哲学家?对此我不想加以讨论。”②不想讨论，并不等于不需讨论。如马克思现在虽然在欧美学者眼中俨然是社会学的三大源流之一，东欧和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马克思本人却不一定接受社会学家这个头衔。马克思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生活于同一时代，他多次攻击孔德，就是因为不认同孔德的思想，而且社会学一词甚至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出现过。因此，把马克思看作社会学家，乃是后来者强行“回溯性”追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学思想》一书是中国学者从马、恩、列著作中辑录的与社会学相关、相近的资料汇编。该书“编辑说明”称，马、恩、列不仅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家，而且是杰出的社会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③。此处的措辞饶有意味，有着丰富社会学思想的马、恩、列，不是社会学家而是社会思想家，论者遣词造句的用意显然在于避免言之凿凿，不愿明确坐实马、恩、列是社会学家。社会思想家创造了社会学思想，意味着社会思想等价于社会学思想，二者虽有一字之差，但异名而同实，由此社会思想成了社会学思想的代名词。
因此，无论是将“Sociological Thought”译为“社会思想”，还是将马、恩、列视为社会思想家，实际上背后都有论者对于社会学之真实特质和源流的看法的规制。其间微妙的改造和刻意的措辞，都在竭力避免或淡化名与实之间的参差错位，而尽力寻求一种折衷的替代方式。于是社会思想被用作社会学思想的隐形替身，可以以假乱真代替社会学思想。
二、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关系
社会学开展社会思想研究由来已久，波格达斯于1920年代初出版的《社会思想史》一书，前半部分讨论社会思想，后半部分则阐述社会学，把二者放置在同一个谱系中，表明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具有一种同构关系。学术史关系只是表明了社会思想之社会学品格的一个侧面，还须从二者的逻辑关系、内在理路、终极关怀等方面，说明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品格、社会思想史研究对于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意义。
1.社会学的现代性主题
自从孔德创造了“社会学”一词，一种区别于其母体———哲学的新知识类型开始逐渐生成。从孔德创立社会学的思想动机和社会背景来看，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以新的理论和方法解答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将孔德看作社会学的创始人，不仅仅标明一种合乎情理的知识产权，而且更准确地突出了社会学在时空语境中确立的历史文化特质，即社会学的产生源于现代社会的来临，现代性是社会学的逻辑起点。社会学关注的对象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恰与关注“过去”的历史学形成对比和互补。
现代性的来临刺激了社会学的产生，社会学的关怀中心是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经过众多社会学家的阐发，社会学的现代性特征已经成为基本共识。吉登斯指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①。斯马特也指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②。从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性主题是不同时代社会学一以贯之的研究中心。尽管社会学各发展阶段在理论观点上有很大不同，但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实践为尺度，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与目标取向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们始终没有摆脱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遵循的都是“现代性研究范式”③。
中国社会学的百年轨迹同样是以现代社会为中心，现代性方案也是中国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学开始在中国被译介、传播。
2.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韦伯把传统的断裂视为自然的社会进程，是现代化或理想化的客观结果，而且按照其社会行动类型的理论，传统行为和理性行为是对立的，传统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反射式习惯行为⑦。在韦伯之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普遍认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思潮中，传统被视作现代的根本障碍而必须予以全部扫除，否则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在希尔斯看来，现代却无法跳出“过去的掌心”。他说:“当代西方社会与一个世纪前的西方社会因为存在着相似之处而联结在一起，它们的相似之处表现在政治生活模式、大学组织、宗教制度、信仰和仪式的种类，以及法律系统之中。”因为“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它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里的人也不例外”⑧。传统与现代并存，共同塑造当下西方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余英时指出，传统与现代并非对立、互不相容，所谓的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西方如此，中国亦然。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作为中国传统的硬体———如帝制崩解了，但作为中国传统的软体———价值系统却并未消失，而是和许多现代的价值与观念相激相荡、相辅相成⑨。费孝通也认为，今天的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凭空创造出来，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和过去的社会密切相关。
不论主张“传统在现代仍旧具有生命力”，还是认为“现代性元素大多源自传统”，虽然侧重有异，但前提无不同，即传统与现代存在着内在关联性。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郑杭生指出，传统相对于现代才体现出自身作为传统的意义，同样现代因为有相应的传统才显示出自身作为现代的蕴含。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①。现代跳不出过去的掌心，传统仍旧活在现代，现代并不能与过去割断一切联系。这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必然，从本质来说是现代化过程不能、而且也无法抛弃传统，传统在现代仍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从希尔斯对于宗教、文学、科学以及知识和教育等多方面的传统演进的考察，可以得见由传统出发是各实践领域发展的共同路径，也是人类文化累积传延的必然逻辑。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对“例行化”稳定生活模式的需要，还是既往经验的沿用，抑或只是历史意识与记忆，人们总在有意无意地延续着传统②。
3.社会学视野中的传统
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是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只是说社会学的研究中心是现代性，重心最终会落实在现代社会，并不表示社会学固步自封，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眼前或当下。实际上，无论是“反传统”的韦伯，还是“亲传统”的希尔斯，都表明传统是以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为研究客体的社会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现代性一样，传统也与社会学形影相随。
因此，以现代社会为研究中心的社会学，并未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不仅社会学奠基人如韦伯或涂尔干提供了长远的历史眼光，过去、现在都有社会学家从富有意义的历史比较角度写出了具有影响的著作③。当然，希尔斯曾抱怨，社会学家对历史的研究没有给传统留有太多位置，他们只是把传统视为某种必须加以剔除的剩余范畴④。作为社会学家，希尔斯本人多次流露出对传统的偏爱，他认为传统应该被当作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⑤。希尔斯关于传统的态度，得到了当代众多社会学家的正面回应。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在西方社会，传统的维续与重构对权力的合法化至关重要⑥。郑杭生与杨敏合作的多篇文章也深入论证了“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发明”的有机统一。现代因为有相应的传统才显示出自身的蕴含，由于“传统的发明”，才有“现代的成长”，传统的更新与现代的拓展使现代性不断获得新动力⑦。因此，在现代社会学视野中，传统不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是认识现代、发展现代性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大体而言，社会学视野中的传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一是社会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不仅要回答“过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的问题。过去与现在之间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揭示各种限制条件的时侯，即是将历史过程中丧失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因此历史社会学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它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并由此质疑现实的合理性⑧。社会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同样关注传统、关注历史过程，但它不是据此批判现实，而是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建立同一性，通过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确立现代的合理性。即了解过去、关注传统不在于消解现在，而恰在于发现当下的特质。
虽然同样以过去和传统为关注中心，历史社会学借助传统而批评现实，试图通过历史分析解决当代社会学的困境，将自己打扮成了拯救社会学的一根稻草。而与历史社会学不同，社会思想史研究却致力于成为社会学的有机构成，为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添砖加瓦。二者同归而殊途。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的最初几次年会上，与会学者曾经深入讨论了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关系。庞绍堂认为，社会思想是社会学的“史前史”，社会思想就是在社会学产生之前的(从社会学角度看的)社会学的思想，即上述的与之相似、相近、相关、相连的思想①。“史前史”说似乎表明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前后相续、首尾相接，社会学踏着社会思想的脚步，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成型，瓜熟蒂落应运而生。诚然，社会思想与社会学之间存在一种衍生关系，不过从学科发展的轨迹来看，社会思想与社会学之间难以达成一种直线的因果关联，很难说是因为社会思想发展成熟了，在其母体内自然而然诞生了社会学。西方社会学如此，中国社会学亦是如此。西方社会学从哲学中成长起来，在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不需横插一个社会思想的环节，而中国社会学则是进口移植西方社会学，从无到有只是空间位移，与本土社会思想无关。至于早期学者以本土社会思想“格义”社会学，乃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社会思想从自在状态而发展为自觉状态，作为一种学术理念进入我们的学科意识，恰恰是因为社会学理论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为了建构这种新生知识的合法性传统，才以自身既定的理念、视角和立场，在过去的或传统的思想文化矿藏中发掘出那些能够给社会学以支持和支撑的内容，并把这些内容有机纳入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系统，使二者之间建立同一关系。由此看来，如果说传统是被现代“发明”的，那么社会思想则是被社会学“发明”的。社会思想作为一种自觉知识，其自觉乃是事后建构的。事后建构说明，呈现在学科视野中的社会思想不是本然自有的，而是透过社会学这面镜子显现出新面目的。
当然社会思想作为一种自觉的知识始自何时，限于资料，我们尚不能作出确切判断。目前可见时代较早的社会思想史著作，是俄苏时期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普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详细阐述了俄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精神生活发展过程”②。在写作此书的1910年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被东欧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学，普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他对俄国社会思想的讨论也正是基于“历史学和社会学毕竟有了很大的进展”③。因而，自觉的社会思想是在社会学知识成型的条件下，才得以从自在状态凸显为自觉状态。前述社会思想是社会学的史前史之说，只有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成立。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那种“谁谁谁有社会思想，某某某没有社会思想”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在社会学之前的历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个人或哪个群体曾经有意地、明确地创造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有或无。如果非要探究有无，无异于缘木求鱼。“某某某的社会思想”之说，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即我们不是操持着既定尺度解读个人或群体的观念主张，从中“发现”一种叫做社会思想的东西，而是借助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诠释个人或群体的观念主张，由此“发明”一种可名之为社会思想的知识。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基础性理论研究，重在发掘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生命力。一方面，中国社会思想史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具有思想资源、文化支持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不是简单地再现和复活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之间建立同构关系，使社会思想本身也具备一种理论特质。
第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关怀
古为今用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目标之一，即借鉴传统的经验和智慧，认识并解答当下的社会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共同目标。不过，传统的经验和智慧只是经验基础，还必须提升为理论认知才能对现代社会产生普遍意义。因此，除了直观反映传统智慧和历史经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性还在于其理论关怀。
理论是如何产生的?亚历山大认为，理论的建构不能没有事实作基础，但仅仅依靠事实并不能建构理论。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性的思考过程，也可以产生于真实世界的结构①。非事实性过程是指诸如研究机构或人员的信仰、知识社会化和科学工作者的想象力和推测能力等，这些既建立在科学工作者本人的想象力之上，也建立在外部的现实本身之上。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Blaug)指出，大多数经济学理论是由高度抽象的假设加工组合而成，假设或来自内省，或来自偶然的经验观察。林南承认布劳格的说法同样适合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他说，并非用观察资料和数据就能自动归纳出理论，在观察资料和数据中提取出一个有条理的观点来解释具有代表性的现象，用很有说服力的言辞表达出这个论点，这些能力需要勤奋、想象力和毅力②。
因此，在理论的生成建构过程中，除了经验事实，学者的推理、内省和想象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在经验事实中整理出清晰线索，揭示经验表象背后的深层底蕴，以使经验事实升华的根本保证。那么，“发明”理论的推理、内省和想象力为何?是学者拥有的知识素养，以及在知识素养基础上生发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些能力可能来自学者本人的顿悟，也可能来自他人的启迪。而与古圣先哲对话、发掘传统社会思想，既是丰富经验事实的探索过程，也是发现真理、捕获灵感、激发想象力的升华过程。正如斯金纳所言，历史本身就能够提供一种教训，使我们有自知之明③。
另外，传统社会思想是中国社会学先驱认识并接受社会学的文化基础，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理论融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社会思想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基础与理论出发点，其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实践意义，不仅“自在的”、“无意识的”社会思想丰富了社会学，而且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与知识范畴中呈现出的社会思想，是发展中国社会学理论可资应用的有益元素。
第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特质
王处辉指出:“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求，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国度。因此，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就不能忽视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想之精华。”④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基础，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特质为何?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特质首要来自对社会思想之内涵与视野的判定。在新近修订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王处辉提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理论特质及其关怀对象是社会秩序。这是著者经过近三十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不断反思总结之后作出的经典概括。著者指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构建、管理及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社会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关于社会生活的思想之核心是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如何构建和运行管理的问题，而社会问题则属群体生活秩序运行中出现的障碍性问题，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方案的提出均属社会生活秩序管理的范畴⑤。
与社会思想的内涵与研究视野一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为历代中国人关于社会秩序和理想社会模式的观念、主张。由于中国历史上动荡离乱时期多而安定有序时期少，古代思想家的秩序规划也不免充满理想色彩，于是秩序和理想社会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故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特质可归结为社会秩序。“社会思想的理论特质是秩序”这一经典概括，是著者在社会思想之原有阐述基础上的重新提炼。关于社会思想的内涵、研究视野，新提炼与原有阐释之间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和统一性，但也存在明显不同，尤其是著者对社会思想的界定由描述性转换为诠释性，表述形式的变换暗示出社会思想的内涵、视野和研究方式等一系列升华变换。
一般来说，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是资料文献中直观表述的内容，其理论抽象性相对较低，而社会秩序并非是思想家们直接陈述的内容，而是隐含在驳杂的观念主张和行动实践之中。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综合考察思想家们的观念和主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探究他们观念、主张的表象之下的终极关怀———秩序。
第三，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同一性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关怀，是其从思想史或其他专科思想史之中凸显出来并形成独特社会学品格的关键。将秩序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关怀，一方面基于社会学本身对秩序的关注，另一方面基于对历代思想家思想主张和政治家行动实践背后强烈的秩序诉求的综合把握。从孔德开始，秩序就是社会学的核心主题之一。阿隆指出，静力学与动力学作为孔德社会学的两大部分，主旨是秩序与进步，社会静力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动力学叙述秩序的发展历程，而且动力学从属于静力学，也就是“进步是秩序的发展”。可见在孔德的设计中，社会学的核心是秩序①。这一理念为此后的后继者不断传承，迪尔凯姆、韦伯、库利、帕森斯、布迪厄、吉登斯、亚历山大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社会秩序的本质和原理，因而“秩序论是西方社会学的一种主要范式”②。
在当代中国，郑杭生结合经典社会学理论命题和中国历代王朝治乱盛衰实际而提出的社会运行理论，是从动态角度关照和阐释了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费孝通也主张社会学要将秩序作为一个重要的探索主题，他认为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③。此外，费老多次强调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要加强对中国人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的研究，加强发掘传统社会思想。综合费老的这些主张，可见秩序既是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轴。
张德胜认为儒家社会思想具有一种“秩序情结”，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结底是从一个害怕动乱、追求秩序的情结中衍生出来。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文化发展线索虽多，但大抵上沿着秩序这条主脉而铺开④。王处辉在其研究中也始终贯穿着社会秩序这一主线，他虽然没有明确突出秩序主题，但从《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早期版本的逻辑结构来看，社会秩序一直是他未曾言明的理论关怀。特别是《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方面入手，发掘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与早熟特征，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建构起一个以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的逻辑体系⑤。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成功探索，社会秩序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核心主题得以确立。因而，尽管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表现为不同的知识型态，但通过社会秩序这一共同的终极关怀，二者在主题上构成了同一关系，进而塑造起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也因以社会秩序为理论关怀，使中国社会思想史切实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小结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虽然多个学科都在开展社会思想研究，但看似热闹，实则社会思想从未摆脱边缘化存在的困境。多数研究者不是将其当作剩余拼盘，就是望文生义、向壁虚构，都未使社会思想之名与实达成统一。因而，必须为社会思想“正名”，使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身份和话语的学科合法性，确立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品格，实现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有效接轨及一体化，才能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新突破。
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品格既来自其与社会学的同构共生关系，也来自其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理论关怀。一方面，现代性是社会学的本质，但现代与传统之间并不能完全断裂，作为全世界惟一的数千年文明史延续不断的中国，其传统社会思想文化与现代社会更具有强烈的内在关联性。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注领域虽然是过去和传统，但由于现代是传统的延伸，传统是现代的根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力图沟通传统与现代，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并建立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而发现当下社会的新特质。由此，在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达成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和政治家的行动实践背后都有强烈的秩序诉求，因而重在发掘传统思想现代生命力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与以秩序为中心的社会学形成同构。凭藉社会学理论和视角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就由此确立了独特的社会学品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学科分工不断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的格局中，中国社会思想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话语系统，才能确立其独特的自性，才能有效呈现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终极关怀———社会秩序。当然，我们发掘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品格，绝不在于化约社会思想的丰富内涵，而在于希望通过恰切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适应学术分工的需要，不断推动自身的成长，进而促进社会学的发展，为其他领域开展社会思想研究提供支持。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10CSH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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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高瑞泉:《能否跳出“过去的掌心”》，《读书》1993年第10期。
［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总序第8－9页。
文章原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