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引子中的这段话，将我们的目光从身体疾病本身转到如影随形附着在疾病之上的社会隐喻上去。
疾病是与人类生活高度关联的自然生理事件，但又是负载着道德倾向与价值判断的文化事件，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连社会结构、国家权力等都牵涉其中的政治性的隐喻。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的漫长时期，人们对加之于身的疫病以及疗治总是出于默然，而没有将之视为一个问题——一个需要诉诸他人、社会甚至国家的问题来加以表述和呈现，而在当下它则发展成一个公众共同关注并不断言说的中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胡宜在自己的新著《送医下乡》中，从现代中国独特的疾病政治场景与疾病的隐喻入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为核心，通过考察“东亚病夫”的叙事模式与“送医下乡”行动在百余年来的发展，梳理近代以来中国的疾病与政治的联动过程，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以便找到理解和诠释现代中国政治的可能路径。
东亚病夫：疾病隐喻的建构、转化与消解
1932年，南京市健康委员会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受检的10588人中，完全健康者仅有631人，查出的各种身体缺陷合计竟有21026种之多；人均寿命只有30岁，与当时欧美国家的43岁差距极为明显，以死亡率推算出平均每年全国超格死亡人数近600万！在作者看来，为国人所熟知的“东亚病夫”概念其实并不简单指向这种国民疾病丛生、健康水平低下的痛心现象；在丧权辱国的“病国”语境中，“东亚病夫”更是成为了一种关于国民及其民众的政治隐喻与象征，“指向的是国家的衰败和国力的衰微，以及民众的麻木、散漫、不团结”。
不仅仅要唤醒沉睡的雄狮，更要有效地疗治沉疴中的大象，这正是在面临“东亚病夫”式的、整体性的危机与病态时“保国救种”的迫切需要。围绕“东亚病夫”的基本隐喻，疾病、医疗与国家三者之间产生了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并由此发展为现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疾病政治景观”。
晚清时期，广州、东北、上海等地频发的鼠疫以及其他疾病不断被政治化，发展成多重样态的疾病政治。在极其峻烈的国内外形势下，西方“卫生学”的地位与作用由“身体保护”转向“民族防卫”，现代医学成为科学化、国家化的新民救国大计，“民力之康健，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强盛与崛起，便维系在‘卫生’这悠悠一脉之上”。
由此来看，“废止中医”之争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轩然大波，而是西化倾向、师法日本、中医于疠疫的束手无策、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诉求以及国家建设自身要求等诸多诉诸“疾病政治”的因素与历时千年的传统碰撞所激起的大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更是“上升到国家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的选择”。
这一疾病政治的逻辑在1949年后并未中断，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对华发动的“细菌战”首先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下的政治情感。反对帝国主义与保卫生命、保卫国家的针对“疾病”的“双重斗争”在爱国主义的话语包装下以大规模“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形式铺展开来。政治象征在宣传动员层面得到了大量运用：“静态的死角被清除是敌人的一个碉堡被端掉，运动的害虫被捕杀是消灭了一个侵略者，打死了一个美国鬼子”。如果联想到“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对新中国国际关系的“卫生式”表述，这种“清洁化”的倾向对语言和思维的捆绑与变异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消灭血吸虫、天花、疟疾、瘟疫等针对长期以来威胁中国民众的各种地方病、流行病的斗争，则在保持“东亚病夫”叙事模式连续性的同时，又彰显出新国家与“病夫”历史与前朝旧事进行割裂与降格的决心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爱国卫生运动放置在新国家的“清洁”政治中予以解析，那么它就不仅仅是禁止烟毒、取缔娼妓制度等“清洁国家”的延续，更是一种开展“国家清洁”、实现国民再造、解构“病夫”隐喻的政治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疾病政治开始摆脱“东亚病夫”的想象和支配，但传统的疾病逻辑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政治主线变得更为平淡、隐秘、呈现于日常生活场域，但仍有可能被SA R S、禽流感这些疾病的暴发、流行及其带来的社会恐慌、危机意识与管治困境重新暴露在公共视野和公众话题中。
送医下乡：从“他者”到“保姆”的国家
作者相当看重自己所提出的“送医下乡”与“国家建设”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并认为这有可能成为诠释现代中国政治的理想图式。
如果说哈佛大学毕业生陈志潜在1932年创设的“送医下乡”的“定县模式”是以当时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热潮为基本参照，那么现代医疗与乡村社会间的紧张关系便在客观上形成了送医下乡的背景。新中国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在政治层面回应了上述张力，真正成为解决贫困乡村缺医少药问题的一个典范，更是显示了“为长期受到西方剥削的各国建立一个中国模式”的丰富内涵。
送医下乡是一种国家行为与国家基本任务。一直高高在上的国家“开始摆脱其严峻的权力的脸孔，要俯下身来关照一般民众生老病死这样的细枝末节”，向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输送医药、技术与服务以救治病弱，同时建立基本卫生防疫体系以保护国民健康。
送医下乡又隐含着国家的理念与要求。送医下乡成为国家建设的工具，让国家完成了从远离民众的“他者”到照拂民众生死的“保姆”的角色转变与国-民关系再造国家的俯身下垂与温情脉脉培养了国家认同与合法性，国家也通过关照民众而将更多的义务、规训、形塑加诸其上。
作为一条已经走过近百年历程的缓缓溪流，“送医下乡”更是展示了各种政治的场景，见证了政治的变迁。中医从被苛责、抑制与“冷藏”，到陷于废止与否的漫长纷争，然后重新享受了诸如“祖国医学是个大宝库”那样的赞誉；曾作为社会精英的现代医疗工作者在新社会“面向工农兵”的方针下居于道德与政治的劣势，被迫以送诊、送药、送医下乡等方式去救赎自己“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资产阶级心理”原罪，但转眼间又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重新获得自己的优势地位……“在医疗从城市到乡村、从可及到规范的历程中，国家也不断实现着从危机、激情到日常和理性的复归。”
在作者看来，送医下乡由此具有了更加多元的意涵：既是输送医药、技术和服务的过程，又是形塑观念与习惯的过程，还是重建国家认同与合法性的过程；既是在乡村建立医疗卫生制度、处理日常疾病的过程，又是增强民众义务的过程，还是国家权力延伸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医疗、乡村与国家开始被一条细密的针线紧密地联接起来”。
疾病政治学：子民、国民、人民与公民
借用医疗史学家保罗·乌尔里希·昂斯丘尔德(作者误作昂斯丘比德)的话来说：“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系于它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背后的世界观。”作者强调，这种“世界观”在中国的疾病政治中最为突出地表现为国家在西方压力的逼迫下获取政治合法性与打造现代国民方面的要求：从官医系统中的子民到“病夫”刺痛下的国民，再到规训的“人民”以及具有权利要求的公民。
在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王权不下县”的政治结构与地方自治空间中，形成了存身于政治序列的“官医”和铺医、堂医、摆摊医、游医、武医等社会医疗网络分立并存的基本格局。这恰恰体现了传统国家基本的国-民关系“家国同构”理想模式在现实摹仿中的走样：“子民”通过纳粮服役表现出对“君父”的责任，但“国家”却因为现实的约束而无法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给予子民“权力的下沉”以及相应的关照；这种无奈的、消极的、“撒手不管”式的自由度赋予，仅仅意味着国家成为了一个难以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效勾连、甚至无法体现出基本同理心的、高高在上的“他者”。
在1840年后，在保种、御侮、变法、图强等“关乎国家存亡的宏大政治”沉压下，“将身体赋予一个劳役与赋税之外的职责”就成为了“时代性的决定”。于是“人民之健康”成为“国家富强之基”，“强体”、“强民”成为“治国”、“治天下”的起始点，医疗卫生脱离了原有的治病救人、价值中性的技术层面，官医与民间医疗的空间边界被打破。国家开始对民众的健康有了守护关照的基本责任，以及对民众进行约束、训导、形塑和将传统中医边缘化的反向规训权力。当“不知卫生者，为国家社会之大贼”的拔高式逻辑宣告完成，强大的“国民”话语也就淹没和替代了传统的“子民”概念。
当孙中山诚实地说出“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国民”也自然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想象。取而代之的是愈发成熟的“人民”这一划分敌我、虚化民众权力的政治概念。新中国更是在强大的“人民”话语的主导下，超越了国民的概念模糊性与操作困难性，迅速集聚与整合了巨大的力量，进行新国家的建构。
经过“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对“东亚病夫”隐喻的借用，人民这种以政治身份进行划分的民族主权基础，被赋予了空间层面的国家认知，完成了“再造国民”的实践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获得了虚置的“权力”，却上缴了本应一体化、无差异化的现实“权利”，只能无奈地面对“缺医少药”、“分配贫穷”的现实。
疾病经济学：让一部分人的病先好起来
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上的市场化以及政治上国家“保护者角色”的淡化，宣告了公民时代的到来，但与之伴随的却是公共卫生与市场化医疗之间的张力。在防疫大队、赤脚医生、巡回医疗、下放的城市医生等昔日身影尽皆消失后，以官方话语资源和行政动员为经、行政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层级为纬的旧合作医疗制度，却未能迅速转换为对国家公共性提出更高要求的新合作医疗制度，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当小农经济无法应对大市场时，新的医疗困境就产生了。千百年来呈稳定态的农村医疗与卫生保障体系，在经历了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短短几十年的改造与撤离后，却只留下了被撕裂的千疮百孔。这正是乡村基层政权、民间社会、宗族组织等在接受“史无前例”的体制性荡涤后的无力退却生成的苦果。作者对此反思，认为是市场作用导致了“仁术”到“掘金术”的转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原本就建立在功利性、实用性基础上的“仁术”，未必真的是具有强大思想资源与坚实理想内核的“仁道”或者拥有制度基础的“仁政”。事实上，这种卫生、医疗、保障的被撕裂，恰恰反映出同时期“三农”问题的尴尬境地：在官方话语与理论体系中受重视与被强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被忽略，在国家管治与发展战略中的被边缘化。
作为范围更大的“全国一盘棋”中的被任意阐释的小小棋子，无论是贱民、草民、子民还是中医、西医、官医、民医，无论是“被服务”的工农兵还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其实都只是不受约束、无限膨胀的最高权力阴魅下的弱势存在，概莫能外。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这种“疾病政治”已经开始了向“疾病经济”的转向。但伴随着政治生活的形式化、疏离化与公民权的碎片化、等级化，即使在对肉身一视同仁的疾病面前，往往只能做到“让一部分人的病先好起来”。
疾病本是个体生命的暗面经验，是由生到死再平常不过的生活过渡，但每个人的健康已经与整个现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落实到某种权力政治体系之中。当我们用历史之镜来映照当下的中国，就会发现疾病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政治意义，而政治也被赋予了更为现实的疗救功能。
原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