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接续着中国思想流程出现的现代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者对传统文化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传统的反叛者还是守护者，传统都是其无法摆脱的梦魇，是其无法切割的脐带。传统情怀、传统情思、传统意识与传统价值系统与每一个现代学人都息息相关，影响和规约着不同文化倾向的知识精英，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架构”与并生系统。
关键词：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 传统情怀
传统不是与当下的存在和未来的潜在毫无关系的历史陈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者对传统文化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是偏执于反传统与卫护传统的两极，但无论是传统的反叛者还是守护者，传统都是其无法摆脱的梦魇，是其无法切割的脐带。传统情怀、传统情思、传统意识与传统价值系统与每一个现代学人都息息相关，影响和规约着不同文化倾向的知识精英，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架构”与并生系统：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危机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危机，看成是传统价值体系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文化危机，而把传统的复兴作为民族复兴的途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认为传统与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主张采取激进的反传统方式，但与此同时，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与情不自禁的回首和返观在其思想中仍依稀可见，且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并非真的把传统视为一无是处，可以随手抛弃的旧物。传统以不同的方式规定和影响着三大思潮的进路，而三大思潮也以不同的风格展示和述说着传统在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存在。
（一）
保守主义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守护、接续传统，使传统成为活的现实，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但保守主义者与对传统只一味地强调认同而不加任何辨别与评判的守旧派有区别，不认为传统可以不加分析地全盘维护，不认为传统可以不加变革而能适应现代的挑战，他们守护的是传统文化中所谓“优异”的部分，即他们所指称的“国粹”，同时主张要对传统加以新的诠释以实现现代转换。
正如近代思想界对“西学”的接纳是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中国外源式现代化的拓展不断变换着认知范围（循着西技--西政--西教的次第不断拓展与深化）一样，保守主义者所要卫护、守望的“传统”也随着时势的变化对其内涵不断做出适应“现代性”的调整的。我们认为可将这种调整归纳为以下三种趋势：
1．收缩的趋势，即守护的对象从最初的包括专制制度与孔孟之道的“中学”，到儒学（“孔教”），再到心性儒学或生命儒学的趋势。在守旧派那里，传统的各个部分都要予以维护，对西学则是全然拒绝的。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雏形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所要守护的传统是指君主专制制度与孔孟之道。到了康有为的孔教派那里，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则主要是“保教”，要守护的主要是“孔教”，专制制度已经被剔除出传统的范围。再到新儒家那里，其视野重点放在了生命儒学、心性儒学，放在了儒家“内圣”之学，而政治儒学、儒家“外王”之学被忽略了。被视为新儒家在大陆的传人之一的蒋庆评述过新儒家这种聚焦于生命儒学、心性儒学的趋势，他说：“当代新儒学，可以概括地称为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这是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生命与心性，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个人的存在、形上的本体和以生命心性为归依的抽象的历史文化······新儒学关心生命心性，还儒学的本来之义，本无可厚非，但新儒学在关注生命与心性时出于孤臣孽子的激愤心情表现出了一种极端化的倾向，这种极端化的倾向使新儒学不能越出生命与心性一步，而是萎缩在生命与心性的领域内优游涵泳，潜沉玩素，最终未能开出新儒学所希望开出的新外王。牟（宗三，引者按）先生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已经看到新儒学最紧迫的任务是开出新外王，则‘本儒家骨干转出政道’，但牟（同上）先生以后的学术研究并末在此一问题上用心，而是为了‘徹法源底’转到了生命与心性上，新儒学开出新外王的一点契机从此熄灭，殊为可惜。”新儒家的确主要关注心性生命，主要关注内圣之学。梁漱溟预言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主要是指把“孔子的人生态度”再拿出来，其所提倡的“孔子的人生态度”即他所说的“第二路向”，“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2．放大的趋势，即关注儒学主流以外的儒家非主流学派诸子学→国学（国粹）→东方文化的趋势。所谓放大就是把从前被视为异端的非主流学派与非儒家思想纳入了“国粹”、国学的范畴。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里，就推翻了传统的儒学正宗，而对儒学和孔子作了新的诠释与解说，将公羊学派的历史演进观和变法改制的思想纳入到他所主张的儒学的体系之中。到了20世纪初，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采用显示包容诸子与其他传统学术文化的“国学”一词取代了以儒学为主要内涵的“中学”一词，作为与“西学”对应的词汇。1906年8月成立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发表讲演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知国学者，来有能诋为无用者也。”他这里所讲的“国学”内容包括了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等三方面。他还提出了与国学相类似的“国粹”一词，指出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主张不能将传统等同于儒学，郑重声明“国学”不是“君学”，不是“孔学”，后者只是诸子学说的一支。邓实解释：“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于是，“国学”出现了，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到了五四时期，出现了东方文化思潮，较“国学”范围更大的“东方文化”一词被普遍地使用，国学纳入了“东方文化”这个整体被作为守护的对象。
3．“开新”的趋势，即关注儒学、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如何接纳现代性以实现现代转型，尤其是关注如何从传统儒学中开出现代“新外王”，儒学与民主科学如何结合的问题。被称为最后的旧儒家与最早的新儒家、儒家理想人格的真正体现者的梁漱溟标示自己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主张对西方文化要采取“全盘承受”的态度。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西方文化有特别的彩色，有两样特长，表示“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两样东西包括“科学的方法”与“人的个性的申展，社会性发达”，指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对其所理解的所谓“西化”之主要精神即民主与科学梁漱溟采取了拥护的态度。他自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朋友、盟友，称“只有近年《新青年》一班人才算主张西方化到家”，觉得陈独秀、胡适不应将自己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他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贺麟在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第1期上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提出了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传统思想，但“就其在现代以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并认为可以以“儒体西用”说作为儒学现代转化的理论形态：“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标志港台新儒家开启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出除了要弘扬、提升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主义思想倾向，还要伸展扩大中国文化理想，而要使此理想更高更大，既要由加添法来扩大即把其他文化之理想亦包括于中国文化的理想之中，也要依其本身要求伸展出文化理想，“我们说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亦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国人在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之外，兼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儒家的优势是心性之学、道德伦理，是新儒家仍要固守与坚持的，是为“返本”；但儒学还要回应时代的挑战，还要接纳现代性的灵感实现现代转换，最重要的是要开出民主、科学新外王，是为“开新”；“返本开新”是港台新儒家的基本思想方向，而这一方向在上述宣言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示。后来，宣言的签署者之一牟宗三进一步提出了儒学“三统”说：“道统之肯定”就是“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就是“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就是“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之必然”。“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就是要把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落实到知识层面、政治局面上来，是要成就民主和科学，这就是现代新儒家所要开出的“新外王”。
文化保守主义还提出对本国历史、传统文化要予以“同情的理解”，要怀有“同情与敬意”，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提到：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这里，我们不难感受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
（二）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采取了激烈批判传统、全面移植异质文明的立场。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说成压制个性、摧残社会活力、为古代政治专制服务因而应对中国社会落后负责的专制文化，主张予以整体性、彻底性、全盘性的批判与颠覆。但在这种激进反叛、弃之如敝履的姿态与话语背后，那种对某些传统价值的理性认同、那种对故土文化的归依怀恋、那种对古典话语的信手拈来、那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因袭、那种沟通调和传统与自由之间关系的不懈努力，仍有线索可循。在自由主义者中，按对西学与本土文化资源的不同态度，可以划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尤其是儒家自由主义），但无论是哪一种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都不是完全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
我们先看西化自由主义。首先，西化派的激进反传统是其基于“自然折衷论”，即在不担心传统会完全断裂、不担心传统会被现代性完全颠覆的前提下，一种有意识的矫枉过正。他们认为，“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成了保守主义的“庇护所”，必须以“全盘接受”的現代化理论来克服这种惰性，打破这种庇护，而无须担心中华文明在盲目接受西方文明中失掉自我。胡适一再地阐明了文化自有一种惰性不必担心传统失落的“自然折衷论”。1929年，其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指出：国内外的忠告者都主张“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道路，即尽量保持她的传统价值，而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但是他觉得“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沒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无进步”，強调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要“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后，对当时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他明确表态：“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他还撰文指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
其次，在近代中国的多位西化自由主义思想家身上，都存在着对传统从拒斥、疏离到回归与认同的“文化回归”现象。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严复就曾发生过从激烈批判传统到回归传统的“思想转变”。严复晚年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与道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肯定。对于儒家，他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莫如读史，当细心留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对于道家，他说：“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出。’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也。”严复的“思想转变”回应了当时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进行反省、对中国文化进行重估的趋向，他说：“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社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也。”胡适早年以激烈反传统闻名，但到晚年对传统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归。殷海光自称是从“反传统主义者”转变为“反传统主义者”。他在
再次，在近代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身上，存在着“理智上向往西方，情感上归依传统”的现象。美籍学者列文森(Levenson)曾对存在于近代先驱者心路历程中的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们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理智上逐渐认可了西方的“价值”，但同时他们的目光又无法从“历史”中移开，在情感上认同于历史中形成的人文传统。的确不难发现西化知识分子在反传统的激烈姿态下钟情于传统、难以忘怀于传统的例子。像胡适这样一个在观念上鼓吹过“全盘西化”的新潮思想家，他的情感世界、心态结构又多是“儒化”的情结与色彩。他与母亲为其订下的江冬秀成婚，博得了旧派人物的一片喝彩。其实，就在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之际，胡适突发思古之幽情，提出了“整理国故”。1919年12月，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这叫作“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他认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可以称为“国故”，“国故”包括了国粹与国渣，“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