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世博参观期间，所有去日本馆排队的观众，被发给一把扇子。扇子的正面，写着繁体中文“联接”两个字，耐人寻味！30年的改革开放，变动中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充满了历史与当代，过去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的“联接”。生活方式的转型，象太阳光下的多棱镜展示它的多面光彩。它是新的现代性、全球性的景象；它又是本土的，它的样式中有着我们世代相传的格调、趣味与价值。它还带着社会转型期的粗糙与缺憾。雷蒙•威廉斯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从文化角度定义生活方式，赋予我们理解当代生活的大尺度与想象力。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型还没有结束，它还在进行中，让我们去思考它的问题与过程。
一、生活方式转型：从结构到心灵
文化是一种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它具有物质、制度、心灵的多个层面。所以，生活方式转型一定是一个从结构到心灵展开过程。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中断与文化冲突，文化适应会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一个大时代的社会转型，社会学家、文化学者都会关注它的结构性的因素。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描绘“生活方式”剧变的关键词是：“转型”“开放”、“流动”、“分化”、“多元”。这几个关键词都在表达“结构”，同时也表达了心灵的体验过程。从结构上说，中国在向工业社会、市场社会、城市社会转型。伴随着数千工业开发区、工业园的兴起，民营的、合资的、个体的工厂出现；伴随着“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奇迹，是数亿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是数百万来自农村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进入城市商业、服务业打工的过程。根据
社会结构变化的另一个分界点，就是中国已快速的进入了一个全球社会、媒体社会。中国已成为一个网民大国，网民达到4亿多人。网络改变中国生存方式。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把“保守性”、“忍耐”、“知足”、“无可无不可”，作为中国人的特点。但现在情况与之大相径庭。中国有了“超女”“快男”等这样的达人，有象韩寒这样的具有逆反精神的青年偶像。追求流行、前卫与新潮，是某种时代的商业精神，也象时代的是文化精神。和传统的中国人的作派很不一样。
但是从个人、阶层的生活史层面，快速的生活方式转型也伴随着某种“文化中断”与“文化冲突”，产生着心灵痛苦与文化适应问题。
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距、行业垄断等，对快速的社会流动，起着区隔作用。人们在接受改革的文化目标过程中，又体验了社会分化机制对人的身份的区隔。
去年12月去昆山调查时，一个周末的中午，在昆山人民路的商业街上，笔者看到了满大街的90后打工青年的密密集集的身影，感觉有至少有数千人。其着装是流行的，是那种花几十元就能买到的时髦衣服；他（她）们头发染成金黄色，烫成了各种流行的“爆炸式”样子，他们的眼神中有快乐与茫然。同样也是在那天在昆山人民路有着不太起眼门面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站着的、蹲着的、坐在地上的看书的打工青年。这里成为打工青年人可能去的公共空间。有一个青年告诉我，她想参加自学考试，又不知能否坚持。
这两个景观都让我记忆深刻。昆山市是全国百强县之首。在其200万人口中，有120万是外来打工青年。在中国如今的户籍制下，除工资收入以外，本地人与外地人享受的福利待遇，差别是很大的，由此心灵的归属感也是不一样的。他们身上已经被嵌入了现代性的变化，但同时又体验到文化中断与冲突。我在这两个景观中看到了心灵的东西。
在苏州、无锡的一些工业区，我去参观了打工青年的居所，看到由专门物业管理的宿舍区、电视室，绝对不会有什么血汗工厂的感觉。但孤独感、不确定感正开始成为一种新的青年病。第二代打工青年往往不准备再回老家，他们甚至于没有做过农活。但除了挣钱之外，他们对这个发达地区充满渴望、又充满无奈。他们常常通过手机上网与陌生人、或同学交谈、下载音乐、电影，从网络上获得发达的资讯。但要他们不知自已未来在哪里，不知自已是否可能在这里安下家来，让他们痛苦得是自已的孩子不能上在当地人的幼儿园、小学；他们没有本地户口，买不起房子。所以，打工又似乎是没有未来的。既使在苏州这样的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依然是需要话语倾述的群体。
这种心灵上的“文化中断”感也会表现在其他阶层。如改制企业工人的某种“社会怨恨”。他们会说“世道变了。尽管工资没少多少，过去的正统教育，我不再信了”。
在近年出现的政府、企业征地、折迁而产生的剧裂冲突案例，其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它记录了个体成员生活方式被改变后的利益不平衡感、心灵失落，以及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价值观的冲突。
这些都是从个人的生活史展示的心灵过程，它是生活方式转型中的阶层变迁的一些烙印。
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个人的社会体验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会快速地被社会力量“稀释“掉，但作为在这个时代的活生生的经验，他（她）们的体验代表了特定的活生生的生活方式中个体情感与生活场景，成为复杂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雷蒙•威廉斯认为，“一个时代最难以掌握的事情就是，这种对特殊地点和特殊时代生活性质的感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
在中国，生活方式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所经历的快速的开放、流动、分化、多元过程，冲击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它带来从未有过的情感取向的丰富性、个人性、私向性、复杂性、选择性需求，但同时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浮躁、焦虑、粗俗化倾向。
尤其是心灵世界的痛苦、迷茫，大都通过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来分散、消解。“市场在生产文化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因此，大众文化产品的过于发达，反衬出信仰世界的空洞与缺乏，有理想的审美精神的缺乏。
二、生活方式转型：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也许，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型是被动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加快了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与建构进程；加快了加入WTO，与全球化接轨的过程。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全球化的格局，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G20峰会的重要成员，GDP总量居世界前位。中国人的语言、行为方式、生活趣味、衣饰穿着，时尚流行，都已经历着一个从未有过的“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
但是，认真研究一下我们生活方式转型中的某种“被动性”，确实是一个被忽略的巨大现实。这个角度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被动性来自什么呢？
首先，它来自历史文化滞后性的影响。我们历史文化中存在着短期内很难改变的东西。在对现代生活方式塑造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市民文化、法制文化的传统，社会中间组织太少、太弱。我们经历过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统制，文化特质中没有市民人文主义。它讲君臣文化、讲人情、面子。并且这种官本位、人情化，在社会关系运行中很有效率、很好操作。革命时代留下的优势之一，也是行政力量比较强，表现为户籍制、单位制、行政制的巨大作用及文化惯性。它既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也是文化生存方式。由于潜规则、人情政治、裙带关系常常成为靠谱的社会资源，独立的社会力量作用较弱，多元交叉的利益制约、协商机制、话语参与机制还没有真正健全。
另一个历史文化遗留下的问题是公共精神的缺乏。现代生活的特点是它区分了公共空间、职业空间、私人空间。它用公共精神、公共理性来塑造社会个体的公共行为，职业行为、个人行为。由此成为现代道德的基础。现代公共精神讲陌生人伦理、讲公共生活中普适价值。传统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家族社会，讲得是家族伦理、熟人伦理。由于公共精神缺乏，会导致现代职业精神的缺乏。公事，也象私事，“我哥们”的事。“江湖文化”、“权贵文化”，象文化遗传一样起作用。没有熟人、不找关系、不送礼，没有圈子，就没有安全感。《水浒》上通行的施银子、找哥们的路径，和当代一些潜规则其实差不多。
其次，这种被动性，也来自于中国的复杂国情。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其中有7．37亿农业户口，5亿农业劳动者。其结果必然是“东边是日出西边雨”。生活方式的起点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象是刚刚走出农业社会、农牧社会；有的地方工业化有了巨大发展；有的地方（如上海、北京这样大城市）是某种后工业、后现代城市时代的景象。在那里，中国象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版本的现代性的试验场。但去中国贫穷地区的农村看看，好象到了另一个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8月数据显示，中国最上面的20%的人口与最下面20%的人口收入相差11。37倍。这些就是中国国情不平衡性，带来的生活方式转型的被动性。当代的中国年轻人对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住什么房子，有着紧张感，害怕在这场巨大的马拉松竞赛中被定格、被甩出去。就像蜗居主题歌中唱的，“我感到一束光，把我点亮。我拼命地追，我想这样一种幸福，不甘心被生活打败”。
其三，中国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某些被动性也来自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世界几百年的变化都在中国快速积累。这种太快也会带来社会群体、社会个体在文化适应上的被动性。“不是我不明白，而是变化得太快”。“中国崛起”不只是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中国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转型中，也经历全球化、信息化。并使中国几乎重现西方消费时代的所有特征。中国总体上已经发生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成为“世界工厂” “广告大国” “手机大国” “网民大国”“电视机大国”同时，经历着交通革命、通讯革命、住房革命、商业革命。这些特征支撑了中国走向自已的“消费时代”进程。所以，中国式的消费主义取向会带有暴发户的特征，包括“匮乏恐惧症”、竞相攀比，拜金主义等。《非诚勿扰》相亲节目中，马诺说出了“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反映了当下金钱、物质、符号对人们的潜移默化的压迫感。
我们很容易地以为，繁荣、丰盛、多元市场的发展就是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一个学建筑管理的青年告诉我，他喜欢看的书叫做“坏蛋是怎样炼成的？”我说，你在其中想找到了什么？他说，“快速爬上中上层的路”。他说得很直白。我想到了我以前读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看到了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从文化的角度看，当下中国生活方式的某种被动性，也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巨大差距。巨大消费文化展开过程，并不都代表了生活方式转型的文化自觉。然而，我们今天的危险，又恰是一种没有文化目标、只有金钱目标的风险；是只有财富的成功、娱乐快乐，没有文化家园感风险；是只活龙活现在当下，不要深刻、担当、信仰的生活。
可见。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对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后发展的东方大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全球视野、综合判断力、民族发展的厚重感。如果日常生活中硬件的改善，知识化的提高，不足以培养良心、教养、尊严、自强、信仰等健全人格成长的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拥有对生活方式转型的持续的、文化的主动性。
三、生活方式转型：文化精神与制度安排
在全球化、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在这个过程中，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民族、包括群体、个体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大时代提问与文化设计。我以为有几个重要的东西是一定要在文化设计里的。
第一个问题是一定要有民族的审美文化。文化是遥远的水。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生活方式中要有文化的审美情怀。全球化，是充分世界化，最终它一定会通过民族化体现出来。本土化，又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前几天，我看了昆曲艺术
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需要、或可能拥有自已的中产阶级审美文化吗”？中国现在已经有23%的中产阶级，2020年将达到或超过40%。什么样东西能支撑一个中产阶级文化精神？如果现在不培养，到那时是否是一种文化缺憾呢！或我们只满足去看小沈阳、凤姐搞笑呢？！象我们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应该高雅的、高尚的审美情怀。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厚典籍能够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它会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独特积淀、扬弃、继承，并在从中培养起形成中产阶级、市民大众获得信仰、信念的精神家园。
同时，我们的审美情怀中，还应该全球文明下的人文价值的认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共精神、尊重他人、尊重自已、尊重规则、尊重差异的培养。中国未来的文化软实力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塑造一个与现代公共理性相联系人文精神的秩序。它是能超越亲缘化“差序结构”、超越“官本位”，与普适价值接轨，又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暖，即重视家庭、重视礼仪、重视人际情感。它是一个尊重劳动者、尊重每一个人、尊重差异、尊重弱者、有大爱、有公正平等的文化认同。
第二个方面就是绿色家园的追求。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才能带来中国现代化的自然家园，否则，异化的生态，就没有家园。
传统中国的农耕生活方式中曾经有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国传统诗歌曾记录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情怀。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与长天一色”，古人留下的这些千古名句，写出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文化——生态家园”艺术之美。著名的中国国画都是笔墨山水。古老的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把士大夫的人文情怀，放在天人合一的整体之中。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文化遗产。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是21世纪人类的选择，是世界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在于生态文明的理念赋予了的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再理解。维护、建设生态文明是塑造现代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责任。中国一些发达省份、城市地区已经出现了“灰天黑水”的景象。水质污染影响日常生活秩序的公共事件多处发生。GDP至上，业绩至上的追求，玩忽职守式的职业观，导致对村民、公众的怠慢，也接连发生生态事故，包括当下或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危险。有学者曾撰文说，中国过去的20年中，生态环境是负增长。日趋加重的生态危险，挑战着未来1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存底线。强化生态文明的概念，也是对发展的反思、对改革的改革。
第三个方面要完善一些制度安排。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的生活方式转型，是一系列制度设计的产物。它得益于基本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包括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失业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包括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在北欧国家公共财政的70%都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它提供了社会的体面人生活的条件，培养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尽管现在金融危机暴露出福利社会的一些问题，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框架与方向。
中国现在生活方式转型的瓶井也在于我们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尽管，广告、媒体影像，电视节目，都在展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家居、形象；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激发了年轻一代走向中产阶级的欲望与认同。但我们的社会分配体系还很不完善，社会分化程度还比较严重。从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包括一些一般服务业的劳动者初次分配的收入比较低，社会保障水准还很低，限制了他们的购买力，所以，中国式的消费时代，是大中城市人的消费时代，是体制内阶层的消费时代。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占3.5%，即使是在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在那里，高级技工就是中产阶级。因此，提高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研究显示，中国贫困人口还有2.1亿人。GDP中的工资部份的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民生方面依然压力很大。所以，减少社会贫富差异，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塑造各阶层和谐相处、彼此认同、信任的相对公平制度，是对下一个30年生活方式转型的投资。
当然，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社会、复杂型社会，与表层的某些社会指标相比，生活方式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它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共同的发展，需要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共同的发展。
在更大的层面上说，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型、自觉性，是文化、教育对明天生活、未来生活价值的塑造过程。
赛珍珠曾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撰文说：“中国被动地铸下了一大漏洞，他们乃从旧式的公路阶段一跃而到了航空时代。这个漏洞未免太大了，心智之力不足以补之。他们的灵魂乃迷惘而错失于这种矛盾里面。”
今天我们已处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依然面对快速发展的心智不足的大漏洞。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也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观念、管理水准、人文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补足我们新的漏洞。
作者简介：扈海鹂，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
原载：《绿叶》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