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韦伯、马克思和哈贝马斯是论述现代性思想的三位重要人物，本文运用韦伯的理性分析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通过分析，发现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索都在试图调和人类社会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他们都期望人类社会最终能达到一个整体意义上的高程度的价值理性社会，但是他们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 马克思；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的一根主线，也是这个大时代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韦伯作为对现代性问题提出过深刻洞见的社会学大家，曾经将“理性视角”作为工具，分析和研究现代社会。在他的理论中，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以理性化，更准确的说是工具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为主要特征的过程。这种特征表现在经济生活、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并以技术和科学在日常生活、政治等工作中的深入运用为一大标志。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还伴随着价值合理性的相对退缩—生活意义的丧失、价值冲突、日常信任危机、道德危机已经广泛蔓延于整个社会。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调和问题，是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人类整体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在协调上述两种理性时面临的困境。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是不同于韦伯的论述现代性思想的两位大家。他们在理论中并没有使用完全的韦伯视角来进行现代性的分析，但出于方便比较、便于更好的学习、理解，韦伯思想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失为分析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的一种视角。通过一些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充满了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所谓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肯定正是一种对工具理性的强调。其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美好社会图景的描述，则是为我们确立了一种高程度的价值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符合现实，于是自己另外发展出了基于主体间性的、基于超出个体的群体型的共识的理论。他也同马克思一样，表现着一种追求整体的价值理性的倾向。
基于西方传统价值的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在理论探求中都试图达到一种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共识，但因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实践经历，他们对达成目标的途径有着不同的看法。哈贝马斯试图从微观的日常互动入手，认为人们可以从建立一些低程度的价值理性的共识做起，随着交往的不断进行，对价值理性的认同的人群以及认同的深度都会向整体意义上发展，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不必成为首先的批判目标，而马克思试图在宏观上首先校正一种工具理性，即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人类从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走向对工具理性的调适与对价值理性的回归。
特纳这样描述哈贝马斯针对现代性问题的主张，“哈贝马斯重新界定了批判理论家关于现代危机的看法，认为它不是理性化的危机，而是那些内在于交往的行动中的真正合理过程的统治危机。交往的行动中的真正合理过程能使日常生活世界得以再生，而且对于社会整合来说又仍然非常重要。因此，尽管面临着非人格化的驾驭机制，但对于力图重建交往理性批判理论而言，将分化了的社会融合进整合过程仍然是可能的。假如系统分化发生在向金钱和权力这样的非语言媒介中，假如这一切减少了对交往行动的依赖，那么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批判理论家借助社会生活中意义缺乏所造成的两败俱伤，来鼓励人们去恢复系统和日常生活过程间的恰当平衡。于是，就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物质生产危机不会成为变迁的动力。相反，在日常生活世界再生产方面的危机将是社会重组的推动力。现在让我们回到哈贝马斯的几部著作中，他认为这种重组过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在政治方面恢复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依靠语言化的变革和政论而不是非语言的权力和权威来进行行政决策，二、让交往行动延伸，回到这样的领域—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这些领域不断地被非语言驾驭的媒体统治着。社会重组的机会也就蕴含在社会整合的本质之中了。因此，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揭示这种理性的可能性。” [1]
“这种真正合理过程的统治危机”也可以看成是价值理性能否占据主导地位的危机。“统治”二字，可看出哈贝马斯在一种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倾向。哈贝马斯认为，行为者的行为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我们为行为所设定的世界关联。他认为，主体之间通过语言进行的来往行为并不一定都是交往行为，只有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或相互沟通为目的，使行为者得到合作的行为才是交往行为。假如这一切减少了对交往行动的依赖，那么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能使日常生活世界得以再生的是交往的行动中的真正合理过程。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来源于交往行动，交往行动内在的理性就是社会整合的本质。交往行动与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关系密切。有了这种交往行为，人类社会才可能达成整体意义上的高程度的价值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理性内在于交往行动之中，而不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内在于目的性的行动之中。“真正理性”可以表述成是某种程度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随着交往行动的发展有可能在影响范围和整体意义上往更高的程度发展。这种最高程度的价值理性可以是一种“天人合一”、“人民安居乐业”、“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存在着四种行为模式。这四种社会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或者说它们的实践理性是不同的，目的(策略)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或者说它的实践理性是科学(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曰目的—手段理性;规范调节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正当性，或者说它的实践理性是韦伯所谓的价值理性(也有人称为规范理性);戏剧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自我表达的真诚性，或者说它的实践理性是审美理性;交往行为的实践理性是交往理性，它的有效性要求是同时满足上述的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2]前三种行为同时与处在更高层次的交往行为产生了联系，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效度要求的规定是一种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导”。价值理性通过交往行为达到对工具理性的校正。
与马克思相比较，哈贝马斯更多的是在论述一种价值理性的危机发生和可能解决方法的微观情境。他所述的批判理论家借助社会生活中意义缺乏所造成的两败俱伤，来鼓励人们去恢复系统和日常生活过程间的恰当平衡的努力是一种微观上的尝试。哈贝马斯所谓的作为社会重组的推动力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生产方面的危机也就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危机。政治方面恢复公共领域以及将交往行动延伸到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领域的主张正是一种从微观角度看有着容易操作的可能性但却面对着现实困境的呼声。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他希望人们在讨论、交往中建立一些共识。这种共识与价值理性有密切联系。这种“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中都可能存在，故有人说哈贝马斯为资本主义辩护，若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的话，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一样，也是在憧憬着同一个乌托邦，即一个价值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
哈贝马斯希望人们在讨论、交往中建立的一些共识我们可以称为低层次的价值理性。对低层次的价值理性的追求可以引导人们形成基本社会规范。之后，高层次的价值理性应该成为目标。工具理性以低层次的价值理性为基础，以达到高层次的价值理性为目的。低层次的价值理性从服务于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来说又是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和低层次的价值理性始终应该以高层次的价值理性为指导。价值理性的程度就是人们对某种合理价值的共同认同范围以及这种合理价值的合理性程度。高层次价值理性目标可以通过人们的交往行为的积极发展而达成，如这样一种共识：实现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低层次的价值理性可以整合成生活世界。社会规范是以程度上有差别的价值理性为“灵魂”的。人类整体和国家整体层面的价值理性是基于而同时又是超越了并“指导着”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密切联系于价值理性化程度并且动态变化着的。
马克思的实践观在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马克思的实践理性是社会实践主体使自己的社会实践有效的能力，或者说实现自己自觉的、可行的目的的知识(诸如逻辑、方法、程序、立场、对社会价值规范的正确理解等等)和能力。因为主体实践活动类型的不同，实践理性表现出多维性。从总体上说，我们可以把实践理性大体上视为社会实践主体、感性活动的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把握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处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关系以及改造和完善自我的知识和能力。” [3]
实践理性，可以视作一种以价值理性作为目标，在过程中不断修正调整的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模糊的介于工具理性、个体立场的低程度的价值理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意义上的高程度的价值理性的理性。“科学认识对象的能力以及合理处理关系的能力”都可用“程度”来衡量，因此可以看成这是对理性化的程度的另一种表述。“在此基础上合理处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关系”正是一种高程度的价值理性。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主要的、过度发展的工具理性的校正，是人类社会跨入整体意义上的高程度的价值理性所必须的。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劳动的异化。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马克思还说过：“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正是一种达到了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社会。
有的学者指出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是非理性主义的观点不正确，认为这只是未成熟之前的马克思的观点，是处于向唯物史观转变之前或过程中的马克思的思想，并认为马尔库塞深受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学说影响，是在为自己的学说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据。若换一个视角，去除对理性的不同概念的微妙定义区别，观点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涉及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讨论。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就不那么理性，反之也成立，所以笼统地描述的话，只能说马克思的思想是非理性与理性并存的，单独的理性或非理性都不能准确的概括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没有必要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几个阶段，马克思始终都在探寻着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以及私有制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也就是工具理性在服务价值理性方面的作用是予以肯定的。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基本矛盾的揭示正是在确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分析方法，也正是一种校正工具理性从而更好的为价值理性服务的方法。
马克思称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似乎在提醒我们，工具理性是需要不断校正的。人的价值理性趋向应该是人和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现实的“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的社会制度”因为没有能成功应对官僚机构等等工具理性的挑战而没有能够立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摆脱人的异化，没有能够立即确立起一种可以作为主要现实目标的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虽然方法与目标不同，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在或以社会实践、或以理论探索的方式追寻着具体的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实现整体意义的价值理性的方法。
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作为工具理性之重要部分的科技理性的突出表现是控制自然的观点，这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内在组成部分。这里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没能够受到价值理性的引导。现代性作为理性的时代，还是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更多的是遵循的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化逻辑，把外在于主体的其他一切，视为客体。这种理性和逻辑是对人类整体、人与自然的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的破坏。这是一个分裂的理性。是人类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分裂，也是人类主体意识的自我分裂。西方文化传统较其他文化更容易促成工具理性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不统一的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它未能或较少建立过一个合适的整体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社会，于是更多的去借助于工具理性的发展来达到一种期待的价值理性目标。其他国家由于国民经历过较大范围、较长时间的的统一、文化价值取向等等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多的到达一种较高的价值理性程度，这使得其不倾向于特意发展工具理性来获得更高程度的价值理性。
若用“社会应该对工具理性不断校正以达到价值理性”的观点分析现实的话，生产力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没有必要长期坚持为社会的主要任务。单就一国社会发展来说，当生产的物质财富在总量上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所有人的健康生活时，就应该将价值理性化程度放在首先发展的位置。另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一种缺少整体立场、整体意义的价值理性主张。缺少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考虑。若要拿来用作社会、国家高程度的价值理性目标实现的工具理性的话，“为人民服务”比 “实事求是”具有更多的整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倾向。
[参考文献]
[1] 乔纳森·H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M].华夏出版社, 2006.212
[2] 关锋.论马克思的实践理性[D].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2005.
[3] 关锋.论马克思的实践理性[D].广东: 华南师范大学, 2005.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120
作者简介：郝辰昊，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