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 在田野方法、理论探索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学术水准。80 年代人类学的恢复与重建及90 年代人类学的复兴, 均有一个对“古典时代”的接续过程。我们倡导重返“古典时代”, 努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品; 二是对这些旧著的调研地点进行学术重访, 撰写新的田野著述。本文以台头为例, 对上述诸问题进行讨论, 以期引起同仁的关注和重视。

关键词：人类学  田野重访

一、开启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

1945 年, 一位叫M art in Yang (杨懋春) 的中国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的一个村庄: 山东台头》(英文作“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 tung Province”)。这本民族志作品出版后在国际人类学界随即产生重要影响, 当年就得以再版, 后又连续出版数次, 并被多所西方大学相关科系列为中国社会研究的必要参考书。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人类学家林顿(Ralph L in ton) 亲自为之撰写序言, 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认为该书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 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

林顿的序言热情洋溢, 赞扬有加。在他看来, 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传统有其不可克服的困难, 发展人类学的一条捷径就是培养本土人类学家。本土人类学者一旦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技术, 就等于有了一把测量自己社会的尺子。人们掌握这把“科学”尺子的使用方法, 远比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异文化”要容易得多, 学会使用这把尺子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所谓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an) , 于是, 他们就拥有了解释自己文化的“能力”。林顿甚至认为未来社会科学里最有价值的成就将是由这些“边缘人”来完成的。

哥伦比亚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 是由历史学派创始人、美国现代人类学的鼻祖博厄斯(F·Boas) 开创的基业。其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实有难以分割的密切关系, 吴文藻先生、许火良光先生等都与该校有很深的关系。林顿承袭了博厄斯的衣钵, 所以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可以肯定, 上述赞美之辞绝非随意吹捧的应景之作。据称, 该书之所以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是由于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R ·M ·Keesing 的特别推荐。中国学者都熟悉Kessing, 一般译作“基辛”, 他编的教科书很有名, 多少年里连续再版, 绝大多数人都读过。

这本书和早它出版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 译本1986 年) , 以及晚它出版的林耀华的《金翼》(1947; 中译本1989) 和许火良光的《祖荫下》(F rancis Hsu, 1949) 等,在国内外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说明其在人类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可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

毋庸置疑, 和马凌诺斯基(B ·Malinowski) 看费孝通、费思(R · Firth) 看

林耀华一样, 林顿教授对杨懋春的评价实际上包含了他本人对人类学发展前景的希望和期待。但这些世界级的人类学泰斗对早期中国的尚年轻的人类学家的高度评价, 主要是基于对他们作品水平的认同。显然, 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 且各有所长, 理论流派也不相一致, 如费著、林著是功能学派的代表作, 许著是心理学派的代表作, 而杨著则倾向于乡村社会学。这些作品代表不同的研究取向, 一方面表明早期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多元化倾向; 另一方面说明研究者紧随世界学术潮流的努力。从总体上看, 虽然作品数量不多, 但已充分展示了草创初期的中国人类学所达到的极高水准, 其影响至今仍弥漫整个学界。

由此, 我们有理由将中国人类学的这一时期(30- 40 年代) 称为“古典时代”。

重返“古典时代”, 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对作品的重新阅读和评价; 二是对其田野研究地点的重访, 由时空的转换完成“解读”和“出新”任务。

庄孔韶教授用“时空穿行——人类学田野重访的文化实践”来概括重返古典时代的意义, 颇贴合我对重返古典时代的理解。他说:

从本世纪初起, 国内外的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在中国各地分别选择了田野工作点, 他们花费了心血, 参与观察与调研, 后来著书立说, 出现了一批用外文或中文出版的人类学知名著作, 传播于海内外, 有的著作至今还属大学讲堂的必读书目。⋯⋯改革开放以来, 学习人类学的中青年学人相继在国内外深造, 通晓今日学术架构, 特别是立志于汉人社会研究的学人, 发现上述旧著所反映的地方社区生活情景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 今日世界的人们有兴趣了解那里的新貌, 另一方面, 学界亦关心那里时空转换与变迁的本质。于是, 最近15 年间,包括您本人, 先后重访上述调研旧地, 完成和正在完成一轮新的人类学田野著述, 成为本世纪内各先行调研点的重要接续性作品,我个人认为杨著是人类学而非社会学作品, 且有浓厚的功能主义色彩。实际上, 中国早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作品并无大的区别, 许多学者也都身兼二科, 或者彼此不分。后来, 许火良光继承这个学派的衣钵, 将心理人类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同时也将中国“古典时代”的人类学完全纳入世界人类学体系之内。为中国和世界人类学做出了贡献。

由于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许先生和杨先生的作品长期不为大陆学界所知晓。其旧著田野地点一直处于人类学研究的视点之外, 亦未能酿出新篇。故笔者不赘浅陋, 以杨先生为例, 欲完成重返“古典时代”的历史使命。

二、由作品到田野的时空穿行: 人类学的文化实践

   杨先生早年求学于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院, 40 年代在美国求学和从事研究, 50年代后则一直任职于台湾。由于这诸多特殊的历史原因, 所以大陆人类学、社会学界对杨先生比较陌生。一方面, 似乎有意“健忘”其早期的学术成果; 另一方面, 对他晚期的成就又不愿意留意和介绍, 所知甚少。正如我们曾经不能读到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的作品一样, 台湾的读者也曾经无法读到鲁迅, 甚至沈从文的作品。真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悲剧, 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学界受到了何等巨大的损失。

抹去风尘, 我们从《中国的一个村庄: 山东台头》一书中, 感受到了一股锤炼与锐气相交融的力量。限于篇幅, 必须省略对本书的哪怕是最简略的介绍, 有兴趣的读者应该找到原书自己阅读。要强调的是, 该书所描绘的那个山东台头是以世纪初叶到40 年代为场景的, 是旧中国北方农村的典型。以该书为“蓝图”, 可大致勾画40 年代之前中国农村的生活。所以, 90 年代进行的田野重访一下子就凸显出时空转换的意义。

我们知道, 人类学研究与写作是以不影响当地人和当事人的实际生活为原则的, 因此, 人类学家总是给他所研究的村子起一个“学术上的名字”, 如“江村”、“金翼黄村”、“凤凰村”等等。所涉人名也常常是虚拟的“化名”。王崧兴在“龟山岛”的研究中甚至用符号来代替居民的名称, 如M 01: 51 即是1 号家户之51 岁男人, F60: 20 则是60 号家户的20 岁女人, 据世系表, 即M 60: 23 (60号家户之23 岁男人) 的妻子。这种“避讳”的做法早已成为人类学家在其田野工作中所一贯奉行的“学术伦理”。这样做的原因倒不是害怕有人去做检验或验证的工作, 但这确实给后来试图进一步追访的研究者增加了许多困难。要是作者尚健在, 当然可以直接去询问; 如若作者不幸逝去, 找寻这个地点的真实所在则成为一道难题。

寻访这些“学术上的”名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也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现在学界都知道,“江村”就是江苏吴江的开玄弓, 费老及其弟子已做了“五访”、“六访”, 甚至“十五访”了, 而且还建立了长期的工作站。 “金翼黄村”则是闽北古田的鹅洋(部分已为古田水库淹没) , 庄孔韶教授也已完成了学术续本——《银翅》。《祖荫下》的西镇如今也已找到, 就是云南大理旁边的一个白族村寨, 也已有同仁在做“接续性”的工作。近日, 一位从日本来的学者正筹划着要到林耀华先生1935 年硕士论文所研究的“义序”去做学术重访。《义序宗族研究》从未正式出版, 手稿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燕京大学藏书) , 一般的读者是极难读到的。但由于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 au rice F reedman) 在成名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of Southeast China, London:A thlone, 1958) 一书中不断地征引义序的材料, 故义序和上述诸村一样早已成为“学术上的”名村。除了中国学者研究过的这些“田野工作点”外, 外国学者研究过的乡村也不断进入国内学者的“重访”视野, 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先生重访了葛学溥(Ku lp ) 研究过的“凤凰村”, 覃德清则一直关注着博特(Potter) 夫妇研究的茶山镇。他们二人的博士论文也正是以这些田野地点为基础撰述的。所以, 人类学华南研究(包括福建在内,如Myron Cohen 的客家研究) 的这些地点早已进入国内学者重访的视野。庄孔韶教授告诉我, 他正安排博士生对杜赞奇(P ·Duara) 等人研究过的华北村庄做重访的准备。

这类学术“跟踪”研究或“检验式的重访”在人类学历史上也是颇引人注意的事情, 如费思(Raymond Firth)、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 等都曾回到过去的田野地点, 去作跟踪调查。而来威斯(O ·Lewis) 去重访Robert Redfield 的“ 特波茨兰”(Tepoztlan) , 弗里曼(Derek Freeman) 追寻到马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社会”, 等等, 都带有明确的“验证”动机。这两类学术重访似乎目的有别, 但其对人类学田野研究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田野重访”的活动近一个时期似乎比较“流行”, 我想, 人们绝没有存心“验证”以往研究的动机, 也不是为了凑凑热闹, 更没有抢占“地盘”的意思。除了好奇心的驱使, 其“机缘”多种多样。基本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寻找“先到者”的错误。“接续”以往的故事,由之洞察社会文化的变迁, 并由时空的差异来体会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含义确乎是我一贯的想法。

学术重访活动不是简单的重复或资源浪费, 而有其更深刻的含义。它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它直接“延续”了这个田野地点的学术生命; 二、获得了重新审视这个地点的机会。一方面, 这种审视因为时空的跨越而常会获得新知; 另一方面, 常因理论架构的不同而增加了观察的角度。对传统传承、文化再造和创新的认识, 亦即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认识, 也会因这种持续的研究而更为深刻。

保罗斯基(Robert Borofsky) 关于萨摩亚岛PukaPukan 人的研究, 提醒人们“历史被造”的例子。阿克塔瓦(Akatawa) 是1970年代才出现的新制度, 而PukaPukan 人却一再强调其为先祖遗制、本族固有。保罗斯基正是利用前辈学者的民族志成果才得以彻底澄清这一“再造的传统”。这个例子说明人类学研究总是前后互继的, 若没有保罗斯基的研究则不能发现阿克塔瓦制度, 若无以往的研究则无法证实其为“新造”的事实。吴燕和教授还认为“这个例子又说明, 人类学不同年代的理论, 左右人类学家个人思考看法之差异, 而同一文化现象, 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分析”。如此, 重访的意义又更深了一步。

三、台头作为新起点

曾重访过“江村”的澳大利亚学者葛迪斯(Geddes) 在评价《江村经济》时, 说过这样一句话:“这种书作为知识界的一个里程碑, 它的地位只有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 才充分体现出来。”

今天理解这句话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以往作品是人类学发展里程的一段标记,说明“古典时代的人类学”曾经达到的一个高度(不妨用“前无古人”来形容)。二、它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学术场景下仍有意义(可称为“后有来者”)。它可以启示后人, 作为一个新的起点。

我对重访台头的理解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不妨归结为“温故”和“知新”两个层面。起初, 我的想法很简单: 这样一个学术名村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能否找到? 倘若有幸找到, 就是看一看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书中描述的村子怎么样了? 有哪些新的变化? 这不仅是我所关心的, 也是海内外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者所想知道的。我想这个变化对人类学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后来, 我从葛迪斯的那句话里又琢磨出新的意思: 这些学术名著正是一个新的起点,就是说, 我们不能躺在前人的成果里睡大觉,而应该以它为基础有所前进和超越。俄亥俄大学的陈中民教授提醒我: 在全球急剧变化的今天, “变”肯定是个主题, 可是, 在社会文化变迁的洪流之中有没有不变的或者不怎么变的东西? 这个“变”与“不变”的分别对人类学研究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 在接续台头的故事之外, 还要思考乡村现代化进程及其相关社会文化问题。

台头是典型的汉人村落, 汉人社会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亦有较早的学术传统。然而, 40 年代以后这个传统就中断了。从50 年代至80 年代人类学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在大陆可说是一片空白, 所以, 当60 年代李亦园、王崧兴二教授开始转入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时, 这个课题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战场”和“New Types of Research”。汉人社会研究在大陆中断了近30 年, 其在台湾的复兴实有一个特定的背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汉人社会研究在台湾的形成乃是受到英美两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 的影响。由于大陆长期禁止外国学者从事田野调查, 对中国社会文化有兴趣的学者无法进入大陆进行实地研究, 所以只好转到港台等“边缘地区”。50 年代后期一些博士候选人到台湾作田野调查, 60 年代以后更为增多, 一时形成风气。人类学界较有影响的学者中绝大多数都有在台湾实地研究的经验, 如Myron

Cohen (孔迈隆)、Burton Pasternak、Bernard Gallin ( 葛伯那)、Morton  F ried、Emily Ahern、Arthur Wolf (武雅士)、Margerywolf、Hill Gates (葛希芝)、Steven Harrell(郝瑞) , 等等。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的50～80 年代汉人社会研究的英文文献中绝大多数是关于台湾或者香港社会的。陈绍馨先生首先肯定了台湾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实验室”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 台湾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 在台湾或透过台湾研究中国不但可以促进中国的研究, 而且对社会科学本身也必定有不少贡献。由于台湾汉人社会的研究在开始阶段受到欧美学者的直接影响, 所以一度把台湾汉人社会完全看作中国社会文化的“代用品”。不惟如此, 而且“有关研究理论、方法、以及问题的选择上, 都深受西方人类学界中国研究趋势的影响”。

但是, 以西方人类学之固有方法研究汉人社会时却遇到了不少问题。到1975 年, 实施“浊大计划”时, 就正式提出了像汉人这样有文献传统的复杂社会, 人类学如何有效研究的问题。实际上, 因研究复杂社会而对人类学固有方法提出挑战, 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上文所说的中国早期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对研究简单、无文字社会的人类学田野方法的一大突破。中国人类学所具有的“史学”特色, 恰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唐美君教授就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如何应用文献的问题作过专门的探讨, 颇有启发意义。乔健教授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前景和困境的认识中一个重要的视角, 就是复杂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具体问题的对话(以宗族研究最具有特点, 陈其南、庄英章对此有详细评述) , 到方法论的挑战, 经过了差不多20 年的积累。其间有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种种努力和探索, 有科际整合与研究的突破, 然就“前此台湾岛内的汉人社会研究形成的种种理论与假设, 总觉得仍受地域的限制, 未能充分得到宽广的比较与验证”。

所以, 进入90 年代, 从比较闽台汉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近代变迁入手, 不久就扩展到整个华南地区汉人乡村社会的研究。这个由庄英章、潘英海等主持、由数十位学者共同参与的“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主题计划及后续计划“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 被誉为“迈向汉人社会文化研究的里程碑”。

与此相比较, 华北地区乡村社会文化的研究则零散而不系统。有远见的学者早就预见到汉人社会研究将有向北方转移的趋势,因为就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 北方始终处于政治上的核心地位, 而乡村从来没有“游离”于政权范围之外, 所以北方基层社会研究有特别的意义。而且, 以人类学对华南社会研究的经验转入对北方的研究, 本身就有对比的意义。庄孔韶教授曾设计一项“华北五省研究计划”, 可惜因故流产。山东无论从地理上, 还是从文化上, 均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 文化上富有特色。所以, 台头的“续本”既是人类学乡村社会文化研究向北方的延伸, 同时亦可以之对比、验证在华南成长出来的诸种人类学假设和理论。如此, 人类学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最后, 我的研究显然还属于“本土人类学”的范畴。马凌诺斯基写给费著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包含深情的话, 颇有意味:

 “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 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 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贵有自知之明的话, 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的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 同样, 这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最珍贵的成就。” (Malinowski, ’preface’ to Fei Hsiao- Tung, 1939·1; 中译本, 费孝通1986年。)

费先生说他的这位马老师一再强调“要珍惜以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社会这种优越的条件”。马老师这样说时, 甚至用了“引人嫉妒”这个字眼。我对这些话的理解却一直没有这么乐观, 我甚至以为, 所谓人类学“本土时代的来临”, 实际上暗含着一代学术大师对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固有局限性(或谓先天不足) 的一种洞察和省思。在今天看来, 这种预见不免带有盲目乐观的味道。须知, “异文化”研究虽有“进不去”的问题,“本文化”研究也有其“出不来”的弊端。

我从事田野研究和写作的场景与杨懋春先生他们当年的情形不同。可以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向“外国学界”介绍中国, 对读者而言, 这个民族志仍然是来自“异文化的”。而且, 在杨先生的时代, 人类学仍然比较强调“全貌的”、“整体的”民族志研究, 着重于传统的重建(culture construction) , 而绝少研究者的参与。我的研究却是在“本土的”人类学(native anthropology) 和“世界性的”人类学(cosmopolitan anthropology)之间“打转转”。事实上, 我所研究的台头已经是一个“有世界性倾向”的区域, 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企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许多国家的老板、客商以及他们的家属“落户”开发区。“金沙滩黄金旅游度假区”的全面发展更加剧了不同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乡村”的性质已经改变。“本土的”含义也因而渐渐模糊了。我欣赏“华语人类学”的提法,我确实是与这个学术圈交流和对话的。如若换成是为英语圈子写作, 我的学术定位也必然要作一番修改。我对于“本土人类学”的这些理解正是在台头田野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综上所述, 我认为台头重访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接续”台头半个世纪的人类学故事,将台头50 年来的变迁向学术界作一个汇报。

2.叙述笔者所观察到的新变化, 由此探讨社会文化变迁的意义。

3.与此相联系, 解析乡村与现代化的关系。

4.汉人基层社会研究的北方拓展, 与人类学的华南经验进行比较和学术对话。

5.体验参与性(互动的) 田野研究的过程, 反思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方法。透过田野,与杨懋春和戴亚蒙(Diamond) 展开“跨时空”对话。

6.在“学术圈”和“世界性的人类学”笼罩下, 以具体的民族志个案解说(示范) “本土人类学”。

题注: 本文是在林耀华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重访台头: 中国基层社会文化变迁的田野研究》的一部分, 庄孔韶、庄英章、李亦园、刘铁木梁、郭于华、陈连开等教授给予颇多的指教, 深表感谢。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