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反哺”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它在由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共同引发的变迁维度上理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颠覆或倒置现象，将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文化吸收现象视为新文化传承模式。在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三类现代器物的传播与推广中，突出表现为器物选择过程中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数字鸿沟趋势，在器物文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是30年改革开放或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入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文化反哺 器物文明 代际传承 中国体验
文化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客观化的物质实体。几乎所有关于文化的研究都会涉及其共有性和传承性。共有性，是就共同生活的人群即社会成员而言的，不仅同一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使用的器物密切相关，他们对事物或行为的对与错、好与坏、可行与不可行也有基本共识；传承性，是就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人群共同体即代际成员而言的，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能够代代相传，而且使得每一代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变迁奠定了基础。
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下一代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上代及下代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近几十年以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其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传统代际关系发生断裂，原有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颠覆成为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①
一、社会变迁与叙事背景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学本身一样，是韦斯特伍德所说的现代性的产儿。② 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来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而对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否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③ 研究文化反哺即通过代际关系变化反观中国社会巨大变迁正是这种尝试。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④ 最近几十年来，新信息技术革命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整个世界，这一切造就了全新变化；玛格丽特·米德40年前就意识到：在急剧的社会变迁面前，年长一代的经验可能失去传喻的价值，一种被她称为“后喻文化”的传承方式开始出现。⑤
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加之同样巨大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社会卷入前所未有的急速变迁中。社会变迁及促成这场大规模变迁的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是讨论文化反哺及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叙事背景。显然，变迁既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或父系父权家庭制度的式微，也带来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嬗变，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其变迁。⑥
为说明中国社会代际关系自1978年以来的变化，尤其论证作为新的代际传承方式——“文化反哺”现象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及其社会意义，2003年后我们陆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对数十个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与1998年的访谈一样，⑦ 为了给予参与者以有益的刺激，从而获得更多的亲子互动细节，以及有效抑制双亲因自我尊严的考虑而产生的过分严肃，调动子代积极性，我们采用了“典型小组访谈法”，⑧ 即将那些在亲子互动方面富有特色的若干家庭组合在一起进行访谈，以打破单个访谈经常可能出现的“沉闷”。⑨ 现在看来，从1个家庭到2个或3个家庭的变化，不仅是量的增长，其间也发生了质的改变。2个或3个家庭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有利于人们相互刺激的“突生”（emergent）性质。为叙事方便，用B、S、N、G、C分别代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五大城市；再用26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不同城市的不同家庭，而每家的父亲以F（Father）、母亲以M（Mother）、儿子以B（Boy）、女儿以G（Girl）、孩子们的老师以T（Teacher）来表示。如，北京的C家庭写作BC，其父亲写作BCF。另外，考虑到1995年在北京“浙江村”和1998年在南京两度进行的访谈个案有继续讨论的价值，也会回溯这些个案。虽然访谈涉及与文化反哺及其社会意义相关的方方面面，但本文讨论的主题只限于与器物文明及其使用的代际传承相关的部分内容。
二、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食品以及盛放食品的各种器皿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或器物文明之一。在一个民族成员的胃里，沉淀了该民族对物质生活的把握方式，以致人类学家张光直确信：到达某一文化内核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⑩ 改革开放30年来食品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为随着GDP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11) 其花费在食品上的金钱占其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食品，(12) 并且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从代际关系角度，中国人的食品或饮食变化，大概最初是从孩子们尝试麦当劳开始的。显然，麦当劳在亚洲及中国社会的扩张，首先与1970年代后亚洲各国（或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阶层结构变动有关，正是这一变动产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13) 以中国为例，1978年改革后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同时，他们的消费行为也开始得到国家鼓励。那些先后致富的白领阶层，尤其是其成长中的子女，是麦当劳在中国的第一批消费者或精神拥趸。
麦当劳在中国社会的扩张，也与家庭结构变迁有关。在工业化或城市化过程中，随着知识女性就业的普遍化，年轻一代在婚后开始脱离原有的大家庭独居。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变化在1980年代后更是受到独生子女或“一胎化”政策的影响。在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富裕家庭蜂拥叠出，而每家只有一个孩子。这些新变化必然导致家庭的代际倾斜，即那些被称作“小皇帝”或“小公主”的孩子们开始成为家庭中心。
另外，孩子开始成为家庭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中心，还与他们的父辈及祖辈经历有关。因为都有过物质生活等极度匮乏体验，父母希望孩子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起码衣食无忧。(14) 在访谈中，许多父母谈到，“现在条件好了，又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想吃什么，能满足的自然会尽量满足”（NBM, 1998; GCM, 2003）。具有这种想法的父母并不局限于那些经济条件好的富裕家庭，也包括城市中最为普通的工人或职员家庭。比如，在北京65中学访谈时，我曾和BK家庭有过深入交谈。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男主人BKF是出租车司机，女主人BKM在企业工作，上高中二年级的女儿不但聪明伶俐，也有着这个年代的孩子的全部梦想。阎云翔说过，“在当代中国，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所以他们在子女教育上不惜投入重金”，(15) BK家也是一样，尽管在2004年访谈时父母尚未给17岁的BKG买手机，却积极支持孩子上绘画班和写作班，在吃的方面更是恨不得倾其所有“精养女儿”。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因孩子成为家庭中心带来的子代决策权的提高，使得这些“80后”或“90后”的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方面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16) 也使得19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消费天堂。
在广州访谈时，陪同12岁GAB前来的是他的祖父母GAGF和GAGM。看得出来，祖父母对GAB钟爱有加。GAB酷爱读书，GAGM说，“连他爷爷书房里的生态和作物方面的书都读”（GAGM, 2003），他在历史方面更是无所不晓。陪同他们来的班主
碰巧，GAB的祖父母退休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GAGM的专业是畜牧业，而GAGF的专业恰巧是生态和作物学。
你刚才问GAB喜不喜欢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当然喜欢。虽然他谈起历史来像模像样的，但和同龄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嘴馋，都喜欢麦当劳、肯德基，还有各式各样的零食……其实，除了这些西式快餐，GAB在食品方面也是我们家的大全手册，妈妈选零食甚至买食品都听他的，有时干脆让他去超市购物。巧克力买德芙，冰激凌买哈根达斯，薯片买品客，就连爸爸抽烟，GAB都会告诉他，你要买焦油含量低的。你说他怎么知道的？两条：其一，看电视，看电视广告；其二，同学之间的交流，他们还换食品呀，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有时还带一点回家来告诉我们：“你看，这个东西好吃吧。”他讲的当然好吃，我们小的时候除了吃碗凉粉，或者吃一把油炸豆瓣，你还能吃什么？现在，全世界好吃的东西广州都买得到，就连我这个作物学教授也闻所未闻呀！（GAGF, 2003）
GAGF的感叹触及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变迁问题。显然，在这位67岁的作物学教授年轻时，甚至在他的儿子GAF年轻时，不仅食品匮乏，而且食品种类单调。在1978年前，直至几千年来，我们的餐桌上除了干饭、稀饭，就是馒头、花卷，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零食也不过就是炒蚕豆或者爆米花，变化始终有限。1978年改革后，随着GDP不断增长，日常生活得以改善。与此同时，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成为中国家庭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而且使得儿童或子女成为家庭消费中心，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17) 许多家庭食品消费的主要目的，如景军所言，“喂饱中国小皇帝”。在代际问，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18) 这样，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们将长辈拽入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中”，(19) 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三、去中心化(20) 或个人网络的建立
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自1978年大规模涌入中国及其日常生活后，直接缔造了现代电子社会迥然相异的两极：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子产品的年轻一代；与此相应的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笨拙”的父辈或祖辈。
尽管每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家庭后，都可能上演各种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我们只将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手机或移动电话置于讨论中心，一方面因为手机委实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机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手中的。
改革之初，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38％，不过200万部，而30年后中国的固定电话超过3亿户，移动电话更是达到了8亿部。(21) 手机或移动电话的快速增长，不仅为便捷沟通提供了条件，而且进一步凸显亲代和子代这对电子世界的“侏儒”与“巨人”间的智力紧张和水平差异。在访谈中，几乎所有家庭父母都承认，他们在操作手机尤其在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方面极其“低能”，这构成他们向子女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2005年，对文化传承及其方式兴趣浓厚的人类学者G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谈到，在手机使用中确实表现出文化传承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或倒置：
我觉得你所谈的“文化反哺”现象肯定不是杜撰的。比如说手机，孩子使用手机不知道要比父母们厉害多少，我们研究的北京中学生许多人都会“盲发”。上课为了不让老师知道，他们可以在课桌下面不看着手机屏幕发送短信——他们有
G教授的叙事和我的研究经历十分相仿。早在1995年，手机在内地还被称作“大哥大”时，我在北京“浙江村”就看到，BV家庭已有了像砖头一样的第一代手机，但BV夫妇不会用，他们要“让儿子或女儿接通了以后才会和别人讲话”（BVF, 1995）。在此之后的10多年里，手机已成为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沟通工具。2010年的前6个月，中国大陆固定电话累计通话时长为3776532万分钟，而移动电话累计通话时长则为206130207万分钟，后者为前者近55倍。(22) 手机的普及并没有改变年长一代的劣势地位，相反，父不如子、师不如徒的现象进一步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规景观。尽管现时的手机功能兼及摄影、收音、录音……几乎无所不能，多数50岁以上的父母都承认，“我们一般都只用来通话，偶尔也发发短信”（SEM, 2010）。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还直接导致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调查中不止一次听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GGF, 2003; BUF, 2004），手机是这样，电脑更是这样。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其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他叫回来。但是，真正有了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真想找孩子时，他关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功能，孩子们建构出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访谈时不止一位家长承认，不是不想看孩子们相互之间到底说了点啥，而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看。有时，这比你想办法打开孩子们上了锁的抽屉还要难！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大多数家长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功能，拨弄半天有时也弄不出来；其次，孩子对父母天生具备防范意识，他们不但常常将手机“上锁”，而且要紧的信息总是边发边删，别人根本看不到；再次，他们有自己的网络和手机语言，就是碰巧看了孩子的手机短信，也常常不明白他们到底说了点啥。人们注意到，全世界的孩子都对发短信情有独钟，即使近在咫尺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的拇指闲着，(23) 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或者说“控制”，确实促进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繁荣”。
四、计算机、代际差异与信息鸿沟
对生活在世的所有父母们而言，在他们的成长旅途中所遭遇的真正人生滑铁卢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作为电子世界的“侏儒”，父母们不能不承认孩子们的“巨人”地位。只要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失败都会口服心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24)
1990年代，在电话开始大踏步进入中国家庭的同时，电子计算机也开始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最爱。1998年，我在南京做第一批7户人家的访谈时，其中4户人家已经有了电子计算机。尽管当时电子计算机的内存和速度有限，网络服务也未普及，但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已经毕现：在电脑面前，父母的功能常常如原来是飞行员的NGF所说：“他们（指子女）说配什么就配什么，我们只负责掏钱”（NGF, 1998）。
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上述经历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体验。2004年底，在北京访谈时，我认识了BS一家。BSF是国家某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妻子BSM当年49岁，在解放军301医院当护士长。儿子BSB20岁，是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课外在中关村一家科技公司兼职，还是“市场部经理”。用BSB的话说，“是电脑玩家，从小就爱玩电脑，现在派上了用场”（BSB, 2004）。
不过，BSB的“用场”并不限于中关村，也在家里，甚至在解放军301医院。BSM告诉我，现在医院都普及计算机，用来挂号、诊断、开处方、取药、安排值班、预约就诊，她所在的病区总有一二十台计算机。因为人多手杂，加上使用不当，计算机软件或硬件出问题是常有的事。每每遇到问题又解决不了时，同病区的医生护士就会说：“护士长，还是请你们家的电脑专家来吧。”一开始，BSB热情很高，时间长了，BSB不乐意了，说：“妈妈，你总是让我白帮忙，不是耽误我功课，就是耽误我生意，以后你有事还是不要找我了。”BSM想，我不找你找谁呢？找你不但不用花钱，最重要的是招之即来，而且来之能“战”——因为BSB不但技术好，而且了解妈妈，能够听得懂BSM这个外行对问题的描述。BSM开始想办法找BSB帮忙，有时还自己出钱先请儿子去吃肯德基、麦当劳或必胜客，再请儿子去医院修计算机。到后来，只要BSM一说：“儿子，今天妈妈请客”，BSB就会说：“怎么，你们医院的计算机又坏了？”
现在的孩子都说，他们是家里的“遥控器”，什么事情都要他们“摆弄”才能搞定，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太准确了。在我们家里，虽然爸爸在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方面也不怎么样，但一来他“官”大，不用差遣我，他有人差遣；二来他比较含蓄，不愿意让我觉得我比他强，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只是妈妈的“摇控器”。其实，你不要以为妈妈一请我吃必胜客，我就去修电脑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帮助妈妈，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你想，她15岁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参了军，一直当护士，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其他书可看，你让她快50岁了还去学习计算机语言，真的太为难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BSB, 2004）
BS一家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存在着“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在北京，一则个案说明，文化反哺有时不仅可以借助血缘纽带进行，也可以在师生这样的传统社会关系中发生。BRB自幼一直生活在民族学院的大院内，父亲BRF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民族学家。BRB酷爱动画，也是操作计算机及其他各种电子设备的高手。大概从上高中起，他就逐渐成了父亲日常研究的帮手，常常为BRF剪辑整理从事民族学研究时拍摄的各种影像资料或视频文件，有时还帮父亲分析BRF所不熟悉的领域的学生论文。有一次在批改学生的一篇讨论日本动漫产业对中国动画艺术影响的论文时，BRF靠BRB的帮助在学生的眼里成了“动漫大师”，但BRB背后却对母亲说：“其实老爸什么也不懂”（BRB, 2005）。好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缘故，BRF对自己在计算机及其相关领域与BRB的差距能够欣然接受：
其实，BRB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仅对我们，对他的老师而言也一样获益良多。比如，去年他刚刚上高二，回来就告诉我们：升“官”了。他那个“官”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位置的设置还真有些“与时俱进”，叫“电教委员”，专门负责班级里各种电教仪器设备。他所在的师大附中现在每个班都配有多种电教设备，起码包括一台电脑、一台实物投影仪、一台大的投影屏、一台电视、一台录音机，有的还有音响和功放什么的。所以要设置一个电教委员，原因在
学生说什么老师都当“圣经”（在我们的观察中，BRB说什么，BRF也很容易当成“圣经”），这本身就是文化反哺现象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即知识的来源或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文化传承方向发生逆转或颠覆。从我们的研究看，这种逆转或颠覆出现在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在器物文明传承过程中，亲代之所以会对来自子代的传承或“教导”言听计从，或者像范敬宜先生那样，遇事能想着“回家问问孙子”，(25) 委实是因为：其一，包括这里所讨论的新兴食品、种类繁多的家用电器和移动电话，以及复杂性愈来愈堪比人脑的电子计算机，都是最近30年间进入普通大众生活中的，年长一代事先确实毫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其二，这些现代器物带来极大便利，它们的功能和优越性不言而喻，不像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性质上模棱两可、难分优劣，因此，年长一代接受起来抗拒心理也比较小。不过，这种“代际颠覆”现象，也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和急速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识来源的改变有关。换言之，在行为差异的背后，仍然有着某些可以辨析的结构性成因。
五、代际颠覆的多维动因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一代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承或积累，古往今来传承或积累方向基本是一维的：即由父及子，或由师及徒。如果不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急速的社会变迁将一个完全陌生或崭新的世界提前推到人们眼前，包括我们所讨论的器物文明在内，文化传承的方向和方式本来不该发生上述令人诧异的变化。那么，这种代际颠覆是怎样发生的？它仅仅是一种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知识或技能差异，还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成因？
1.代际倾斜：孩子是怎样成为家庭中心的
尽管我们是在新兴食品的选用过程中使用“代际倾斜”概念，但在各种现代器物文明的传承过程中，“代际倾斜”都是一个普遍现象。与中国社会的父权制传统不同，现在孩子成了家庭生活中心，而年轻一代也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心。年轻一代在器物文明传承上的优势，与他们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增加有关。
这首先与1980年代后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关。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9.68％。(26) 城市人口增长使得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上同期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影响，中国家庭朝向小型化和核心化发展，平均每个家庭人口规模仅为3.1人，(27) 这些新变化使得孩子成为家庭中心。因为每个家庭通常只有一个孩子，会不可避免提高父母的关注度，家庭的情感、消费、教育、闲暇、交往都会围绕孩子展开；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遇到问题时较易向子女做出让步。亲子间社会交往和频繁的互动，也使得父母在许多场合可能成为孩子的“合作者和大伙伴”，并形成相对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与城市化相关联，中国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进一步促进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并使得年轻一代的自主性增强。金一虹证实，在地理边界和旧有社会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流动，“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28) 由此，在未成年的年轻一代成为家庭中心同时，成年的年轻一代的自主性也前所未有地增强。访谈中，“做不了年轻人的主”，已成为父母一代的普遍感叹。
另外，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与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住房从而脱离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而且，中国社会朝向市场化的转型，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的上升使得年轻一代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并因此削弱父辈对家庭以及子女的支配权。(29) 在城市家庭中，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就业机会和就业层次已远远高于父辈，更不用说祖辈，(30) 经济收入的增长提高了他们在家庭中的代际地位。在农村家庭中，年轻人外出打工所获经济收入远远大于父辈或祖辈在家务农所得，如金一虹所说，加速了家庭的经济权力从老一辈向小一辈的转移。
2.去中心化与沟通模式的变化
移动电话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特点，它为年轻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不仅是移动电话，自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电子器物之所以首先会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常常是因为它们兼具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比如，从录音机到后来的MP3和MP4等，除了本身的音质提高外，与早期的收音机尤其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有线广播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选择性的增强。有线广播在每家每户的终端没有可供个人控制的开关，听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听都不是由自己决定的。(31) 如此，当三洋录音机1980年代进入中国后，当年轻人能够通过购买廉价的磁带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时，其欣喜自然无以言表。
手机或移动技术与青年亚文化的天然吻合，可以借用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来讨论。在波兰尼看来，市场嵌入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属性；受此启发，传播学家罗杰斯意识到：“一种技术通常被嵌入到一个社会结构之中，这一社会结构影响技术的发明、发展、扩散，影响技术对社会的作用。”(32)
如果说现代移动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和扩散，受人口流动率高和组织化程度低、凭体力自谋生路的中低收入群体人数庞大这一特定社会结构影响，(33) 那么手机或移动技术在青年群体中大行其道，除了年轻一代在器物操弄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兴趣外，也与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在解释手机为何会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流行时，汉斯·盖瑟提出，手机或移动电话在两个方面颇具特色：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它将沟通的力量置于个人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其移动性的一种结果，在整个社会层面它将沟通从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转移到“去中心化”的、个人的网络之中。(34) 这种观点同样适应于解释青年和青年文化。在青年人的世界中，通常不存在层层叠加的科层体系和正式的沟通渠道，他们习惯或向往自己做主，而这与手机的特性十分吻合。在前述G教授的研究中，那些“盲发”的孩子们，其实就是通过手机的“去中心化”特点，摆脱了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建构出自己的“私域”或个人空间，在那里沟通是平等和双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为何会对手机更为青睐，他们的“操弄”兴趣为何会如此之高。
3.数字鸿沟也是一种代际鸿沟
与代际倾斜、去中心化一样，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出现在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方面，它实际上与一切信息沟通技术（ICTs）的普及有关，直接反映了在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络和宽带等方面不同使用主体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人认为这种差异是“技术鸿沟”，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和草根大众之间在ICTs的应用方面的差异造成的；(35) 也有人认为这种差异是“经济鸿沟”，数字鸿沟本质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ICTs的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关联，而且随着时间推进这一关系越来越明显”。(36)
无论技术鸿沟还是经济鸿沟，甚或是由信息社会的阶层分化导致的社会鸿沟，(37) 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数字鸿沟”的实质。但现有概念未能解释，何以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文化程度、职业、阶层和收入相同的群体中，或在同一个家庭中，亲代和子代之间或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也存在鲜明的数字鸿沟，或者像尼葛洛庞帝所言，在信息社会，“年轻人是富裕者，而年老人是匮乏者”。(38) 尽管诸如国际电信联盟（ITU）意识到，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和城乡在内的人口学特征都与“数字鸿沟”有关，(39) 但尚没有人明确提出数字鸿沟就是代际鸿沟。
据统计，在中国现有的4.2亿网民中，30岁以下的达59.1％，而30岁以上的网民人数却急速递减：30—39岁年龄组为22.8％，40—49岁年龄组为11.3％，50—59岁年龄组为4.9％，60岁以上年龄组只有2.0％。(40) 可见，随着年龄增长，ICTs的使用者在不断减少。
最近10年来，长辈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劣势，随着电子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以及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复杂化而日益明显。显然，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功能开发越多，父母们的劣势就越明显。单单一个操作电脑和“上网”，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来说就不太轻松，它需要操作能力、专业知识甚至英文能力（尽管现在网络上的中文资料越来越多，但许多网络中的资料和信息都是英文），这使得多数父母往往力不从心。由于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六、中国体验：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那么，“文化反哺”现象真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吗？如果在共时态和历时态两个维度上考察，这种文化传承方面的代际颠覆现象究竟有着何种独特性呢？
这一疑问包括两方面问题：其一，从共时态角度，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中国独有的吗？具体到本项研究，各种新式食品和信息传播技术（ICTs）也都是近几十年内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难道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就不存在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文化传承的“颠覆现象”？其二，从历时态角度，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中国独有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那些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期，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
很多人看到在各种新思潮以及ICTs面前，亲代不如子代，或年长者不如年轻者，即“文化反哺”现象是一种伴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和ICTs的推广而见诸全球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似乎并不为中国社会所独有。
诚然，全世界的父母面对各种新器物或ICTs的使用时，可能都会遇到不如孩子或年轻一代的现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她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未能经受像样的现代性洗礼的国家。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文革”后，1978年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剧烈的社会转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沦为“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的。除变迁的急速外，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经历了“造反”、参军、上山下乡、返城、下岗和自谋职业等一轮轮浪潮，多数人唯独没有经历现代高等教育的熏陶；而那些在“文革”或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盖因受益于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享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几乎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一代。1977年，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中国大学招生27.8万人；30年后的2007年，中国大学招生567万人。(41) 仅仅30年，招生人数成20余倍增长，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儿女“满腹经纶”，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尽管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代的孩子们和二战后出生的孩子们相互间的生活差异与“文革”一代及其孩子们的生活差异酷似，(42) 但显然美国的两代人之间不存在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裂隙。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只此一地”。
对于第二个问题，教育学家L教授曾提问，类似文化反哺这样的现象历史上真的没有吗？其一，早在唐代韩愈就说过：“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其二，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及后来的一些社会大转型时期（比如1949年的革命，甚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往往是年轻一代领时代之风流，相比之下，年长一代常常会落伍成“末代遗老”。如此，“文化反哺”现象似乎也并不为今日中国所独有。
这两种现象和“文化反哺”之间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家庭或师徒之间，亲不如子或师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为“闻道”的早晚、专业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奋的相异；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而后者即“文化反哺”则大规模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甚至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这种全方位的亲子问或代际间差距是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43) 的另一种版本。另外，虽然这里涉及的个案和讨论只限于城市家庭，但笔者相信，尽管反哺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可能不同，在年轻一代大规模外出打工或经商的农村家庭，这样的子代对亲代的影响现象同样不会鲜见。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但因为此前未有，还因为此后也不会复现——“空前绝后”，此即“只此一次”。“文化反哺”出现的必备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变迁，这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落差。在北京，一位普普通通的钳工师傅BTF告诉我，他们一个车间四五十号人都没有上过大学，但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在接受大学教育（BTF, 2004）。类似的个案如此之多，值得我们确信，因这3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重现。
最近几年，在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所积累的一系列“中国经验”的同时，也要关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嬗变——可以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ese-Feeling）。(44) 后者之所以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独特性或许能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或心理范本。(45)“文化反哺”及与其相关的代际颠覆现象，就是现在这场急剧变迁带给中国人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文化反哺”的出现，既造就了年长一代的失落、代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传统教育模式的危机，也为解决代际矛盾、提高年长一代对急速变迁的适应能力提供了可能。期待有关“文化反哺”研究，能够为这30年来的改革留下一份学术积累。
注释：
① 自1988年笔者提出“文化反哺”概念以来（参见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988年第11期），中国社会代际关系倒置或颠覆渐成人们的日常体验。
② Sallie Westwood,“Re-Branding Britain: Sociology, Futures and Futurology,”Sociology, vol. 34, no. 1, 2000, pp. 185-202.
③ 黄万盛、刘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开放时代》2007年第7期。
④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70.
⑤ 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 Garden City,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⑥ 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吴小英：《代际关系》，李培林等主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⑦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⑧ Robert K. Merton,“The Focused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1, no. 4, 1987, pp. 550-566. David L. Morgan,“Focus Group,”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2, 1996, pp. 129-152.
⑨ David W. Stewart and Prem N. Shamdasani, Focus Group: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1990, p. 57.
⑩ Chang Kwang-chih, 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
(11) 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6％，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到37.9％和43.7％。（参见汝信等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12) 詹姆斯·华琛写道：对于1960年代前的中国孩子们来说，“大人们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James L. Watson,“Foods as a Len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Family Life in China,”in Jing Jun, ed., Fen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 Foods, Children, and Social Chan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9)
(13) Richard Robison and David Goodman, eds.,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 McDonald's, and Middle-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14) Deborah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57.
(15) Yan Yunxiang,“McDonald'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in James L. 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2.
(16) Yan Yunxiang,“McDonald's in Beijing: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in James L. 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pp. 62-63.
(17) James L. Watson,“Foods as a Len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Family Life in China,”in Jing Jun, ed., Fee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 Foods, Children, and Social Change, p. 202.
(18) 郭于华：《社会变迁中的儿童食品与文化传承》，《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19) Eriberto P. Jr. Lozada,“Globalized Childhood: Kentucky Fried Chicken in Beijing,”in Jing Jun, ed., Feeding China's Little Emperors: Food, Children, and Social Change, p. 133.
(20) “去中心化”是指手机使用中不加控制的点对点沟通方式。诸多电子器物的流行都是因为具备这种“点对点”的沟通特点，而传统的沟通方式则是一对多（如广播尤其是有线广播），即使是固定电话，也常常不具备“去中心化”特点，因为孩子们使用电话时常受父母的“监视”或控制。
(21) 国家统计局：《邮电业务基本情况》（2010年6月），2010年6月30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 searchword=%D3%CA%B5%E7%D2%B5%CE%F1%BB%F9%B1%BE%C7%E9%BF%F6&channelid=6697&record=13，2011年8月5日。
(22) 国家统计局：《邮电业务基本情况》（2010年6月），2010年6月30日，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 searchword=%D3%CA%B5%E7%D2%B5%CE%F1%BB%F9%B1%BE%C7%E9%BF%F6&channelid=6697&record=13，2011年8月5日。
(23) H. Lacohée, N. Wakeford and I. Pearson,“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bile Telephone with a View of Its Future,”BT Technology Journal, vol. 21, no. 3, 2003, pp. 203-211.
(24) 严峰、卜卫：《生活在网络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25) 范敬宜：《赞“回家问问孙子”》，《人民日报》1998年6月24日，第4版。
(26) 马建堂：《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2011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zgrkpc/dlc/yw/t20110428_402722384.htm，2011年8月4日。
(27) 马建堂：《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2011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zgrkpc/dlc/yw/t20110428_402722384.htm，2011年8月4日。
(28)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9) Martin K. Whyte, ed., 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p. 14.
(30) 刘精明：《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18页。
(32) 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10页。
(33) 朱虹：《从通讯技术到谋生手段和娱乐工具——从一项中低收入群体调查看手机社会功能的演变》，《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4) Hans Geser,“Is the Cell Phone Undermining the Social Order? Understanding Mobile Technolog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vol. 19, no. 1, 2006, pp. 8-18.
(35) “The Real Digital Divide,”The Economist, Mar. 10[th], 2005.
(36)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e ICT Development Index, Geneva, Switzerland: ITU, 2009, p.271.
(37) 薛伟贤、刘骏：《数字鸿沟的本质解析》，《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2期。
(38)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39)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The ICT Development Index, pp. 271, 45.
(4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8年1月，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08/1/17/104156.pdf，2011年8月4日，第14页。
(41) 教育部网站：《普通本、专科分性质类别学生数》（2007），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904/200908/50565.html，2011年8月16日。
(42) 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7页。
(43) William Fielding Ogburn, 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0, p. 200.
(44) 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期；《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45) 周晓虹、秦晨：《探求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