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给中国当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网络本身“双刃剑”的特性，使其产生了一定负面性，如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不平等等。因此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暴露出来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民主政治 消极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扩张，互联网的影响力也逐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参与方式，必然会对整个政治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正成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对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网络政治参与同时也会对现实政治产生某些消极影响。如何降低或避免这些消极影响，对于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行使，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政治参与的膨胀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不稳定
互联网以其自身的直接性、快捷性、隐匿性、高效性的特点让普通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但英国学者希瑟·萨维尼很早就注意到：“参与的增长未必等同于有意义的参与的增长”①。相关的政治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参与扩大的进程要和一个社会的历史特点、政府控制能力及经济发展状况等相适应。如果一个政治体系不能有效控制其公民的政治参与，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超出其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所允许的范围，则可能会导致政治动荡。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当政治制度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②。他并提出一个公式来描述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间的关系：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该公式显示出在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高涨的时候，如果和该社会相对应的政治体制制度比较落后，政治参与的爆炸将导致政治不稳定。
网络政治参与因其自身特点，可以不需要经过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就能形成大规模的公众参与；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和途径都相对缺乏。这两方面相互结合，就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现象日益增多，而且呈现出膨胀的趋势。在互联网上，由于政府难以进行全方位地控制，无数个单个网民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种声音很容易导致参与的爆炸，让现有的政治体系难以适应，从而对现有的政治体系的稳定形成挑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各种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迫切地希望将自己的意志通过现存的政治系统表达出来。随着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现有政治体系所能提供的合法渠道经常不能充分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而公众在积极参与受到挫折时，很容易将其不满和挫折感归咎于政治体系本身。如此不断积累下去，必然会导致公众对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下降，并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从而引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导致更大程度的政治参与不平等
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Knowledge Gap Theory）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1974年，卡茨曼在该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沟”理论。“信息沟”理论试图回答在信息社会所产生的一个实际问题，即怎样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数字鸿沟可以视为信息沟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它会导致一部分主体可能永远变成网络政治参与的旁观者。因为随着整个政治体系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接受和重视程度越来越强，所以他们的政治参与权利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尽管这一群体可以通过传统方式来继续参与政治。
在现实生活中，理论上平等的网络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实际上却呈现出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对于文盲、贫困群体、高龄群体，以及生活在信息基础设施匮乏地区的群体而言，互联网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劣势地位，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不平衡现象。数字鸿沟的出现，使这部分人的政治参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剥夺，使其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在现实中，这些群体往往才是最需要获得信息、通过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来改变自身状况的。在一部分拥有较高学历和收入，并且接受过有关的电脑教育和拥有先进电脑设备的人，能够利用互联网来更多、更方便地参与政治、行使政治权利时，那些因各种原因而缺少能力和机会上网的“信息贫困者”却只能固守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或者是永远被排斥在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对于他们来说，互联网使得他们的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和无力感不断加深，进一步导致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参与，产生新的政治参与的冷漠，进而引发政治参与危机。
“群体极化”现象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1961年传媒学者詹姆斯·斯通在验证群体决策时发现“群体极化”现象。在互联网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呢？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认为同样存在着群体极化：“毫无疑问的，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们所见不同，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③
在互联网上，不同的网络参与主体基于自身的立场、观点、信仰、派别等，会主动把自己归属于与其相一致的群体，从而来加强自我话语的力量和寻求话语的共鸣。网络群体极化中的“群体”，主要是特指那些带有政治参与性的群体，而不是指那些一般性的群体，比如游戏、技术和交友群体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各种不同的虚拟社区也迅速地形成。专门的时政网站、时政论坛乃至个性化的博客，这些不同形式的虚拟社区，都有可能形成规模不等、结构不同的带有政治参与性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成员虽然相互之间不认识，但因为拥有共同的兴趣，或对某一特别事务共同关注而相互聚集起来，从而发出群体的声音，并将他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无序、非理性和非法的政治参与逐步扩大
在传统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一般会被限制在现有政治体系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并严格控制自发的政治参与行为。互联网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容易助长公民的无政府主义等倾向，造成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动摇着政治体系的稳定。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克利福特·斯托尔所言：“网络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无序的政治参与可能激化现有的社会矛盾，并威胁到政治的稳定。如果某个群体在政治参与中经常遭受挫折的话，他们往往就会转而用极端对抗的方式和手段来继续表达。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必然会通过网络体现出来，并借助网络得到放大，从而引发民众思想的强烈波动和情绪激化，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出现，甚至酿成危机，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2007年6月湖北的“石首事件”，就是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表现。
互联网完全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成员的身份被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政治信息，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观点，这就导致网络上存在海量信息。绝大多数的网民在面对这些海量信息时，只是简单的接受而已，并不会去深入考虑信息是否真实。表面上看起来拥有无数信息，但在实际上却可能不知所从，这就让普通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可能会出现盲从现象，并失去理性，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在网络参与行为中，网民的从众特征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理性化程度不高。在当前这种不成熟的网络舆论环境下，必然会产生谣言、诽谤、人身攻击这些非常态、非理性的参与方式，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导致并加剧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决策者在面对被失真或受操纵的信息煽动起来的非理性的民众情绪时，也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而政治决策一旦为非理性的民众情绪所左右的话，就极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沈阳宝马撞人案等事件的结局既显示出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巨大监督力量，但同时也表现出情绪化的舆论压力对司法工作的严重干扰。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并给当今的公民政治参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公民的政治参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网络政治参与既有可能有助于维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也有可能严重危及现有的政治秩序。但是网络自身只不过是一种技术和工具，制度的变革才是关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制度，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才是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博士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英］希瑟·萨维尼：“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9期。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③［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