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研究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在社会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郑杭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社会学元问题进行全面探究，以及对社会学发展进程进行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性的积极回应，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元理论；理论研究；社会学的社会学
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学人在社会学理论创新方面颇有建树。回顾这些理论并展现这些理论建树的意义，是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要做到充分而恰当的回顾和展现却极为艰难。本文不揣浅薄，尝试以郑杭生的理论创新努力和理论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些理论创新的努力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学元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元理论研究
（一）社会学的元理论研究
一般而言，社会学理论有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它是对社会学一般的潜在结构及其构成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另一个是社会学本理论，也就是我们通称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论社会学中，这两者分工很明确：作为社会学元研究的理论产物，社会学元理论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它主要是通过形式化研究来分析、检验和拓展社会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所以从作用上讲，如果说社会学本理论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实践“立法”，那么社会学元理论的功能就是为社会学“立法”。具体而言，社会学元理论可以通过利用审视、批判、革命等元性质的研究方法，使整个社会学学科跳出既定的问题域，实现波普式的跨越；它甚至会使整个学科摆脱旧范式束缚，实现库恩式的飞跃，从而为学科的合法性赢得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①]
正因如此，社会学元理论一直是元社会学的核心内容，并日益受到社会学家们关注。1953年，当弗非（Paul Furtey）在《社会学的范围和方法——元社会学专论》一书中提出“元社会学”概念时，还只认为元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学方法论原则的分支学科”[②]，是辅助学科。但到1970年时，弗里德里奇的《社会学之社会学》和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这两本书出版，标志着社会学元理论研究的地位已经受到广泛认同。瑞泽尔认为，元社会学是“对社会学及其不同分支的系统研究”[③]，而社会学的元理论主要是探讨社会学理论的本身结构，处理社会学上有关“真”、“客观性”、“验证性”和“社会现象本性”等问题。[④]布迪厄进一步明确提出，“分析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处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因为“通过持续地对社会学推理的社会学批评，社会科学可以有决定性的发展。”[⑤]“社会学的社会学是社会学认识论的一个基础向度。它尚未能成为专业，但它确实又是任何有远见的社会学实践的必要前提。”[⑥]
瑞泽尔曾经根据研究内容和取向的不同，把社会学元理论研究内容大致概括为八个方面。[⑦]如瑞泽尔所概括，社会学元理论至少要讨论三个基本问题：（1）研究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社会学的理论根据，包括对其性质、作用、逻辑范畴等进行理论探讨，向国家、政府、民众讲清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学学科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合法性。这就要求元理论研究要分析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文化条件（如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民众构成等）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和发展的互动关系；（2）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确立并详细论证社会学拥有自身独特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向学术界说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然性。这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形成轨迹以及不同的研究范式发展变化状况，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次结构，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阐述甚至是理论和范式的创新。（3）以社会学的学科历史和现状为对象，用元科学的视点审思社会学，从理论高度指明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趋势。这就要求对社会学研究共同体如学派及代表性的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辨识、归纳和评判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揭示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
（二）当代中国社会学元理论研究
由于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兴起时间较晚，因此它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也相对较低。从1903年算起，在社会学本理论方面，中国的社会学家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等著名的社会学理论；而在当代中国，小城镇论、社会转型论等也都呈现出较强的中国特色。但是，社会学理论的创新行动无法掩盖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基本缺陷，即长期以来，由于元理论本身的艰涩深奥以及受经验研究优先思想的误导，大多数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一直弃之不顾。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社会学元理论方面的专门著述，大多数教科书对元理论问题也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前一些社会学后学者对于社会学元理论所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都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正如古尔德纳所言：“社会学理论所思考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学学科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凭借其自身在经验应用上的成果来获得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⑧]如果不对社会学元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并做出中国式的回应，那么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有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创新重点在哪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基本问题都仍将是没有得到确证的疑问。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界对元理论问题的探讨较为沉寂，并不代表从来不存在这方面的努力。依作者陋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些学者对社会学元理论进行了一些探究甚至是深究，其进程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费孝通、郑杭生、邓伟志、杨心恒、刘豪兴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学科合法性、社会学研究对象、学科建设等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个社会学元研究的小高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学恢复重建伊始，学科发展无可回避的一些基本问题必须给出答案，这是一个对元问题认识逐步深化的进程，为社会学元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缺点是受知识传播程度等的限制，讨论的深度有限，这个时期可以叫做被动型元理论研究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20世纪90年的十年间，中国社会学界主要埋头于梳理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条理，只有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个别学者如郑杭生就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社会学理论的层次结构、社会学的元问题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探讨，其中谭明方等的参与讨论，使社会学界出现了难得的平等自由探讨之风，但可憾的是，当时也没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并深入探究，这种讨论只是为2001年以来的元理论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因此这个时期可以叫做过渡型元理论研究阶段。
第三个时期是新世纪以来的10年。最近10年来，郑杭生、杨敏等人对社会学的元问题、中外社会学家的思想、社会学发展轨迹和变迁趋势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著。在社会学界，除了少数学者对此发表了一些中肯意见之外，大部分学者们或者无视其存在，或者观而不语，或者满口溢美之词，依然很少有学者主动参与对话并进行深入探讨。实际上，在学术问题上，尤其是事关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元问题上，无论是诵扬还是质疑，本身已经脱出对社会学家个体进行贬褒的层面，而是对社会学整体具有了根本性的意义。最近10年来的元理论研究，尽管还有种种不足，但对许多元理论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甚至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预设和概念范畴，因此这一时期可以叫做深入型元理论研究阶段。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阶段还只是一个开始，它的历史使命还远没有完成。
二、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论证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社会学首先必须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提供论据并进行各种必要的论证，从而为自身的未来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是社会学元理论所应担负的最基本职责之一。也就是说，社会学元理论首先必须通过理论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是有其合法性的。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本学科是“有用”的，即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是契合现实需求的，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第二，社会学是被“认同”的，即它还具有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学科性质，否则它可能会因为与统治者间的对抗而无地生存，这是社会学存在虽非充分但却必要的条件；第三，本学科是“独特”的，即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地位日渐牢固，并在未来时期也将处于关键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郑杭生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对这些元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并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答案。
（一）社会学契合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
郑杭生在数十年的学术实践中，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等五个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这“五论”除了社会学本理论的基本特性之外，还具有元理论的意义，其中一些理论的提出本身具有论证社会学契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运行论的提出，论证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运行的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一改过去30年间的错误观点，认识到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完美无暇的理想社会，它存在一系列生存性和发展性问题急需解决，否则毋庸说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即便是执政党的合法统治地位都有可能不保，民众所追求的生活安定、和谐进步的目标也会成为水中之月，永不可及。社会运行论致力于探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使国家和民众从宏观上认识到社会学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自2003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理念与具体行动的日益深入展开，这种认识更是已经渗透至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思想深层，成为指导其具体行动的基本理念。
第二，社会转型论的提出和全面论证，概括了急遽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论证了社会学在认识这些特性上所具有的独特优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杭生首次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和基本的研究取向，并不断对社会转型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社会转型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学本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具体影响，我们这里姑且不论。仅从元层面来讲，社会转型论的提出是一件具有元理论意义的事情，因为有了它，政府和民众才明白伴随着改革而来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急遽变迁，社会层面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更加巨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因为有了它，政府和民众才有了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概念体系来统领伴随着经济改革而来的社会层面的各种深刻变化，如人口结构的变化、阶层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等；还是因为有了它，其他学科认识到，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具有巨大的概括力和生长潜力，但这种话语却不是本学科所能够掌控和发展的。
第三，实践结构论进一步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种视野入手，对人类社会最新的社会变迁趋势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学的未来发展空间。当前，整个人类世界风险突现、急剧变迁、转型提速，人类现代性要进一步得以延展，社会发展的哪些大趋势及新情况需要着重把握？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又应当如何做以及做些什么样的思考？实践结构论在这方面的阐述和论证初步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回应，从而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在未来时期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认识工具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社会学的重要性仍将会继续提升。
（二）社会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包容
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具体载体，任何一个学科的存在都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占据思想文化主阵地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表现为一种依附的关系、相互包容的关系，还是一种独立与对抗的关系，该学科都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选择对于学科的生存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学学科之所以很快被取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前主流社会学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性的立场与新社会无法相融；而1957年
第一，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郑杭生提出社会学两种类型说，认为社会学有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革命批判型与维护建设型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与西方社会学有根本性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经验，建立了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⑩]当代中国社会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非常明显的维护建设性质。因此在方法论上，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仅仅是一种理论上逻辑推演很完美的空想[11]；在理论创新上，要仔细分清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之间的区别[12]；在实践中，要认识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13]，它与走向“后共产主义国家”道路的东欧国家，与“国家资本主义”都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必须理性地认识和批判类似布达佩斯学派的那种错误的理论思路和思想导向[14]，只有这样，社会学与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互融和并存。
第二，全面论证了社会学与执政党的关系。通过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郑杭生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学的互动走过了“合-分-合”的曲折发展过程。[15]无论是社会学发展早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学的“合”，还是建国后两者的“分”，或者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两者的再度和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动的增多，执政党和社会学都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密不可分：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迫切需要社会学，社会学的大发展也需要执政党的支持。从邓小平对社会学的拨乱反正和恢复重建，到江泽民的“同等重要”论，再到胡锦涛宣示社会学春天的到来，执政党与社会学对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认识正在不断加深。
第三，积极参与国家的重大战略性部署。自2004年以来，中央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在第一批9本重点建设教材中，以郑杭生为第一首席专家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成为其中成员之一；随着该工程的社会学教材出版发行，社会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6个重点学科之一的地位得到新的确认。近年来郑杭生结合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展，发表了大量的社会建设方面的论著，向国家和民众展示了社会学作为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石和学科基础地位的必然性。另外，郑杭生又联合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共同向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建议，这一吁求得到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明确支持，标志着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以上对国家重大战略性部署的积极争取或参与行动都使社会学作为显学的学科地位进一步确立，未来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三）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清晰展现
向其他学科清楚地展现本学科的基本层次结构，是社会学元研究最基本的工作。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费老所说的社会学“五脏六腑”之说以及社会学研究对象之说，即为其中的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郑杭生通过一系列论著说清了社会学学科的层次结构体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拥有自身独特的位置。郑杭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位置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研究一般普遍规律的学科，如哲学；第二类是研究综合特殊规律的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第三类是研究个别具体规律的学科，如法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是一种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但社会学与哲学，因为它是一门实证性或经验性的理论科学，能够证实和证伪。
在社会学学科内部，学科层次结构体系大体也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是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层次，这是学科的元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与哲学连结点的社会哲学层次；第二层次是社会学对象问题层次，这是学科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综合性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层次；第三层次是社会学范畴问题层次，这是学科本问题中的分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概念内容的层次，它于元问题和总问题之下，同时每个范畴又都内在地贯穿着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内容。这三个层次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16]
三、社会学元问题的全面阐述
元问题是一个学科的根本问题，也是元理论的根基所在。清晰地展现社会学的层次结构体系，只是在元层面说明了社会学元问题所处的地位。要向学术界把社会学元问题阐述清楚就必须进一步说清社会学的元问题、基本问题具体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还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具体内涵。只有论证清这些问题，才能说是把社会学元问题研究清楚。
社会学元问题与基本问题从社会哲学的高度规定社会学存在的合理性（本质规定）。郑杭生在长期的研究和论证基础上认为，社会学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是同一的，即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定义社会学的对象或侧重社会或侧重个人，离不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区别社会学的流派，如唯名论与唯实论、实证论与反实证论、整体论与个体论等，都是根据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来划分的；确定社会学的属性，如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也是以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为准绳的；因此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包含着或体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17]
进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社会学视域中，具体而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应当怎么样？这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哲学问题，更是社会学元理论中极为艰深的理论课题。郑杭生、杨敏从2001年至今用近10年时间提出并完善了社会互构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回答。社会互构论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对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同时结合现代性的变迁及人类对现代性的认识，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因此可以看到，社会互构论同时兼具社会学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特性。其中，它对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元问题的阐释就具有很强的元理论研究特性。
第一，对社会学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各种思想观点进行梳理、分析和吸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预设是社会学的元预设，以它为基础才能衍生出更为具体的预设和命题陈述。社会互构论对经典、现代和后现代时期社会学理论的思想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审视、批判和反省，认为在本体论上，西方社会学以盎格鲁传统和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基本预设如二元对立为基础，把现代性及其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导致了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一直找不到能够超越二元对立的途径，由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表现在元研究层面上就是元理论研究一直徘徊不前。对此，一些社会学大家都深有感触，布迪厄就曾经说过，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主义和微观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机械论和目的论、结构必然性和个体能动性，唯理论主义和唯方法论主义，“这些对立都是虚幻的，每一组对立中的双方都彼此强化。这些对立混杂在一起，掩盖了人类实践的人类学真相……这类二元论式的抉择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常识性观念，这正是社会学必须从自身中祛除的。”[18]为此，社会互构论在逻辑上把个人和社会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形成了自己的基本本体论预设，即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是实践中的关系系统，这种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也不是主观的建构结果。[19]体现在方法论预设上就是，与社会学传统的方法论预设如自然或人文、整体或个体、宏观与微观的各种二元对立划清界线。[20]实际上，传统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在不承认宏大叙事的基础上，对二元对立预设进行了彻底的消解；而社会学的一些新研究领域如身体社会学、女性主义、酷儿理论，也对传统的身-心、男-女等二元对立假设提出了强烈质疑，但在消解和质疑的基础上重新成功地进行创新的努力则付之阙如，破而不立仍然无法推动社会学元问题研究的深入。而社会互构论在元假设上进行了全面探索和重新定位，对社会元理论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重新进行审视、创新和自我归认，超越了传统理论创新在元理论上的不破而立、也超越了后现代理论的破而不立，实现了既破又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扩大了社会学元理论的具体论域和意象空间。
第二，赋予个人与社会关系以全新的内涵。柏拉图的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划分开启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先河，基督教的“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分，使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进一步深化，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其获得了现实基础。笛卡尔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则标志着二元对立预设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社会互构论在理论预设上突破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二元论的思维定式，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和共变性的互构关系。“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在互构关系中，互构主体多元性、互构时空多维性，互构内容二重性（客体与主体、客观与主观、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的主体心智结构）是具体同一的。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共时性的和共变性的。“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这种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相应性。其中，交互性建塑和型构、多元互构、谐变与其他共变形式的关联互动等，是理解互构的关键词。[21]在元理论层次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这种互构预设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最大难题在于，它很有可能无法进一步推演至设问和命题层面，进而无法与实践经验相融合，果真如此的话，此一全新预设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理论遐想。为此，社会互构论提出，社会学元问题层次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方面；基本问题层次则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的现实方面。元问题层次在逻辑推理上的审视，使我们强烈体验到社会学理论“元回归”的必要性；基本问题层次则为我们提供了经验研究所需要的理论的路向和切入点。社会互构论进一步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性质和主要设问形式，阐述了社会学是通过自由与秩序、权益与权力、私欲与公益、自主与规范、个性与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行动与结构等形式来展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的，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人们的担忧，说明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的深层内涵和具体展开路径。
第三，对具体场景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系统阐述。在确立元预设并进一步展开论述后，社会互构论对现代性历史进程及当下表象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且在对现代性的进程、全球和本土的现代性发展现状等问题的追述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身新的概念框架体系。社会互构论认为，在当下场景下，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有基础正在瓦解。并存互构、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为此，它用“旧式现代性”这一概念概括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对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性影响，及其导致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并且对旧式现代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它用“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来描述和展望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新景象。[22]用正向谐变、反向递变、悖向同变等概念概括了互构共变的现实展开形式。[23]这种对元问题在现实中的具体表象的形象描述，把抽象的理论推演结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景象结合起来，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元问题、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之间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畅通的良性互动圈层。
四、社会学发展的社会学研究
对社会学发展进行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元研究的基本内容。郑杭生在从事社会学发展历史、社会学家研究、全球社会学格局，以及未来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等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梳理了社会学的既往和现状，展望了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概念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学的元理论体系。
（一）社会学发展历程的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首先需要着重关注和加以深究的对象。在已经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等论著中，郑杭生等指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元理论观点。第一，提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观点，主张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思路去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脉络。[24]并以社会运行论为理论基石，提出并分析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流派，总结了中国社会思想中重视治乱兴衰的基本特征，条分缕析，第一次将学科发展历史和历代社会思想以一种既生动、又有条理和内核的形式全面呈现出来。第二，简明厄要地梳理总结了中国社会学100多年来的总体发展轨迹。郑杭生认为，中国社会学走过了一条“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发展之路[25]。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吸取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来观察现实社会，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最终进行自己的理论创造。
在学科发展历程方面，郑杭生认为，发韧并兴起于欧美的中国社会学始终在不断地进行着本土化，因此对社会学学科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必须展开研究。郑杭生等人提出的学科本土论，一方面从理论研究的视角出发，全面探讨了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学本土化的由来和界说、类型和特征，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另一方面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从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本土化的视角来加以研究。由此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学应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26]
在当前世界各国社会学发展总体状态方面，郑杭生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学的地位是有势差的。其中，欧美社会学居于主流、主导性的强势地位，而非欧美社会学则处于非主流、非主导性的弱势地位。非欧美社会学的成就可以改变欧美社会学对自己的漠视。因此，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27]
（二）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研究
郑杭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大家如李景汉、吴景超、陈达、晏阳初、陈翰笙等人的学术历程和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通过对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学研究，对一些元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其中尤其以对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思想的考察相对突出。郑杭生对于费老对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功绩进行了回顾，对费老晚年所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以及文化自觉等理论论断进行了全面的评析[28]，甚至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新观点。这些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研究，使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努力得以显现在世人面前，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客观上起到了郑重宣示作用。
对于社会学家的集合体，即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学派，郑杭生也倾注了大量的研究精力。一方面，在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时，郑杭生首次提出，中国早期社会学形成了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及以瞿秋白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相对曲折、杂乱的社会学早期发展历史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另一方面，在考察历史的基础上寄语现实，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应少一点宗派、多一点学派，提倡建设和发展中国自身的社会学学派。在学术实践中，郑杭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创建和发展了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即社会运行学派，并且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在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进行创新。无论是他的社会学“五论”，还是他近年来展开的社会结构研究、乡村变迁研究、社区研究等莫不如此。甚至有人因此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兴起”[29]。
（三）社会学发展趋势的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郑杭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追求目标是形成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并且对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郑杭生认为，从总体上讲，要建立世界眼光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家必须处理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这五对基本关系。整个社会学界必须对这些关系形成一个较为一致和成熟的认识。为此，郑杭生对这五对基本关系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阐述。[30]
在具体如何走向这个目标上，郑杭生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理论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社会学研究者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双维视野[31]。社会学研究要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在精神境界上要有顶天立地精神，即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既要追求前沿、有世界眼光，也要深入基层、有草根精神。在视角上要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要对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进行双侧分析。第二个观点是，社会学研究者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32]。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进行肯定与否定，并且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也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可以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的极端性。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社会学者应当有理论自觉[33]。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学需要的是借鉴西方社会学并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历史上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者必须积极面对现实各种巨大挑战，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最终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派。
五、小结
阿文·古尔德纳认为，“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反思社会学”“主要关心社会学家要做什么和他们实际在做什么的问题”[34]。布迪厄也曾经指出，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从其最具体的形式来看，体现为对社会学家的社会学分析，这种分析可以探讨他的科研项目，他的宏图大业，他的失败挫折，他的勇往直前等等。[35]从这种意义上讲，本文对郑杭生的理论创新努力对元理论建设的贡献进行探讨，也是一种社会学的元研究。
在这种社会学的元研究中，我们摒除了对社会学本理论层面的理论创新意义的讨论，仅从社会学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赢得、社会学元问题的理论阐述，以及社会学发展历程、现状及前景的社会学研究等三个方面，部分展现了近些年来郑杭生在元理论方面的一些理论思考和实践行动。通过以上探讨可以发现，对于郑杭生在元理论方面的贡献，可以初步形成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从总体状态上讲，这种理论努力促使中国社会学元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瑞泽尔认为，社会学的元理论研究有一整套完整的程序，即开始于描述性考察既存理论的潜在结构（Mu），进入到对症探索未来理论发展的新方向（Mo），然后终结于实际建构新的社会学理论（Mp）。Mu是Mo的前提，而Mo则是Mp的先决条件。[36]郑杭生在元理论研究方面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譬如，在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和完善方面即为如此：在对西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预设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梳理和批判（Mu）的基础上，指出了世界和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趋势和社会学理论应有的理论反应（Mo），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与社会互构和共变的新观点并进一步加以论证和细化（Mp），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元理论研究循环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元理论研究循环圈不仅体现在总体方面，在各个具体研究环节上，也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从Mu到Mo、从Mo到Mp的全过程。从这种无数的研究循环圈中得出的具体结论相互碰撞、磨合、相融、相济并最终无形无色，实现了它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外显形式就是形成一个前后相济、环环相扣的元理论系统。郑杭生在元理论上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在学科合法性、社会学的元问题、社会学家的流派、思想结构、学科的发展前景等方面都给出了自身的答案。尽管这种答案可以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沉思，也需要接受未来实践的不断检验，但从结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元理论体系。在此之前，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没有人如此系统（甚至是零散）地提出一个元理论的理论体系。
第二，从具体特色上讲，这种理论努力最大的特征就是首次实现了社会学理论的元层面、具体层面与社会学经验研究层面的紧密结合。亚历山大说：没有坚固和有力的社会学理论，就不会有坚固和有力的社会学。[37]这里所说的社会学理论恐怕不仅是指社会学本理论，元理论也应当占有重要位置。布迪厄曾经说过，“社会学应该有“元”，而且不停反照自我。它必须使用它自己的方法来找出它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的答案，它必须有助于知道社会学原理是否站得住脚”[38]。因此，社会学元理论之于社会学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本土的经验研究成果多而本土的理论研究成果少，经验研究有着中国的皮和肉，但骨架却是西式的，这种弊病已经为很多有识之士所垢病，并意图通过本土式的社会学本理论的创新来加以消除，但大部分人这种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努力至今可以说收效仍不理想。究其原因，可以说与人们急于在本土的社会学本理论方面有所创新，但缺少对社会学元理论的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和全新阐述有关。元理论层面的认识模糊或者是照搬基于现代性的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必然会导致在具体理论创新上的方向丧失，以及在具体研究道路选择上的犹豫难断。只有在晰清元理论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从理论层面由上而下地说清理论创新的意义、思路、方法并给本土社会学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指导；而经验研究则由下而上地对理论层面所做出的构想进行验证、充实和发展完善。近些年来，郑杭生等人进行的社会学理论创新努力之所以理论成果不断涌现，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不仅在元理论层面全面展现和评判性地吸纳了中西社会学既有的成果，并且提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预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延到本理论层面，形成了他的社会学“五论”；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研究、乡村研究、社区研究等经验研究成果，又自下而上不断地辅证或修正他的社会学本理论上的一些基本观点。所以说，这种研究努力，初步实现了社会学元研究、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三者有机结合。
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家，很有可能对郑杭生所提供的元理论的基本预设、具体论断提出众多的不同意见。但不管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有多么激烈，人们所能做的还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已经由郑杭生努力构建并初步成形的中国社会学元理论体系；而且这种把元理论、本理论和经验研究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学研究三个层面一体化贯通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也应当成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大力提倡的基本取向。
注释：
[①] 文军：《论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及其元理论化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 (2)
[②] 转引自锐查：《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现状》，载《社会》，1987（2）
[③] George Ritzer，1991，Metatheorizing in Sociology.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p.5
[④] George Ritzer,1996,“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 and A Metatheoretical Schema for Analyzing Sociological Theory”,In G.Ritzer,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McGraw-Hill，pp.622-627
[⑤] Pierre Bourdieu，1984，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xii。转引自[美]乔治·瑞泽尔：《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载《国外社会学》，2002（5）
[⑥] Pierre Bourdieu, Loic J. D.Wacquant，1992，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8.
[⑦] 根据内容的不同，当代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八个大类。第一类为“范型派”，研究目的是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结构；第二类为“社团派”，研究重点是社会学理论背后的社团网络；第三类为社会学思想流派，研究重点是社会学内部的各种思想体系和理论派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第四类为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社会学理论的内在结构；第五类为以理论家个人为单位展开微观研究；第六类为分析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对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用；第七类为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一种论辩的形式，探讨不同的语言工具对理论形成的影响；第八类为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拼识和归纳社会学理论的现状，揭示和探讨一定时期内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参见锐查：《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现状》，载《社会》，1987（2）
[⑧] A.W.Gouldner, 1973，For Sociology: Renewal and Critique in Sociology Today, New York: Basic Books, p.96.转引自文军：《何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为何——兼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文1版，人民出版社，1972，423-424页。
[⑩] 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Ⅰ－Ⅷ、383－386页
[11]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71-186页。
[12]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5-57页。
[13] 郑杭生：《坚持和发展共同理想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新型社会主义》，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2）
[14] 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2）；郑杭生、杨敏：《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 》，载《红旗文稿》，2008（3）
[15]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0-53页。
[16]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1-32页。
[17] 同上书，10页
[18]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10-15页。
[19] 同上书，766-785页。
[20] 同上书，718-739页，
[21]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26-528页。
[22] 同上书，154-178页。
[23] 同上书，529-530页。
[24] 郑杭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25]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49-360页。
[26] 同上书，31-32页。
[27] 同上书，333-338页、343页、347页。
[28] 郑杭生：《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2）
[29] 童潇：《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理路探微》，载《学习与实践》，2008（11）
[30]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3）
[31] 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
[32] 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33]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5）
[34] 转引自[美]乔治·瑞泽尔：《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载《国外社会学》，2002（5）
[35]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379页。
[36] Donald W. Fiske & Richard A.Shweder (eds.), 1986, Metatheory in Social Science：Pluralism and Subjectivities, Chicago：University if Chicago Press.
[37] J.C.Alexander, 1982,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Vol.I：Positivism, Presuppositition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Berkeley and Angeles,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xvi. 转引自文军：《何为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为何——兼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38] 转引自[美]乔治·瑞泽尔：《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载《国外社会学》，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