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际关系的亲疏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以及决策选择后的结果评价过程。与朋友进行博弈时，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并且相信朋友也会选择合作。研究者认为，友谊增加了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进而促使合作行为产生。

人际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才能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是一种“人情效应”。心理学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亲疏可以影响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如知觉、情绪和态度等。那么，人际关系的亲疏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行为和结果评价过程呢？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

人际距离影响合作行为和大脑活动

古语有云：患难之中见真情。在面对合作与背叛的抉择时，我们是否会对朋友表现出更多的信任与合作呢？心理学家采用一些经典的博弈任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研究者采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游戏考察了人际关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在该游戏中，每个决策者都有两种选择：合作或者背叛。对单个参与者而言，背叛是一种优势策略，选择背叛的收益要大于选择合作的收益。但是，如果两个人都选择背叛又会导致一种不好的结果，即两个决策者的共同收益最小。在囚徒困境中，相互背叛是该博弈的纳什平衡点（所谓纳什平衡是指博弈中这样的局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只要其他人不改变策略，他就无法通过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一般来说，在多次囚徒困境博弈中，参与者只有信任对方才会表现出合作行为。2006年，Majolo等人采用重复囚徒困境任务，让被试（大学生）分别与朋友和陌生人进行博弈，并用问卷测量了被试相信对方会表现出合作意向的程度。结果发现，与朋友进行博弈时，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并且相信朋友也会选择合作。研究者认为，友谊增加了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进而促使合作行为产生。2009年，Moore采用与囚徒困境类似的资源分配任务（resource-allocation game）验证了这种人际亲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样存在于4—6岁的儿童身上。他发现，当资源分配的接受者是朋友时，儿童会分配给他们更多的资源；而当接受者是非朋友或者陌生人时，儿童就会表现得很吝啬。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Wong和Hong采用囚徒困境任务，考察了文化在人际关系影响合作行为中的调节作用。他们采用呈现特定文化标志的方法，对具有中国和美国双文化的被试（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分别进行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启动。结果发现，当激活中国文化知识时，被试会对朋友表现出更多的合作，但两种文化启动下被试对陌生人的合作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对朋友和陌生人合作行为上的差异，也表现在大脑活动的神经机制上。Guroglu等人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观察被试与朋友互动和与陌生人互动时激活的脑区，结果发现，当被试与朋友互动时，杏仁核、海马、伏隔核、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有更强的激活，这表明共情和奖励可能在朋友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与朋友进行互动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社会奖赏。综上所述，无论是在行为还是脑机制上，我们对待朋友和对待陌生人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人际关系影响决策选择后的结果评价过程

结果评价是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合理的决策需要对先前的结果（好的或者坏的）进行编码，进而作出抉择。近年来，结果评价的神经机制越来越受到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关注。一般来说，结果评价涉及对结果的效价（如输赢）、金额大小等与结果反馈有关的信息加工过程。采用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研究者发现了两个与结果评价有关的ERP成分：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related negativity, FRN）和P300。FRN出现在反馈呈现后200—300ms之间，其源定位在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附近，输钱反馈会比赢钱反馈引发更大的FRN波幅。P300出现在反馈结果呈现后的晚期阶段（约300—600ms之间），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高水平的动机/情感评价，而不是结果效价的直接评价。也有研究者认为，P300可能反映了结果评价中注意资源的分配以及有关社会性信息的加工过程。总之，FRN和P300分别反映了结果评价过程中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对反馈结果不同内容的评价。

近年来，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很多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决策选择后的结果评价，比如：责任水平、后悔强度、社会比较等。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际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个。2010年，Kang等人采用ERP技术记录被试观察陌生人以及朋友完成颜色命名Stroop任务时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与观察陌生人相比，观察朋友进行该任务时ACC激活的强度更强，所引发的FRN波幅也更大。研究者认为，与陌生人相比，朋友更容易被归入自我概念中，对朋友的行为进行观察时个体更关心其结果反馈。因此，观察朋友犯错可能更有利于调整我们随后的行为。

随后，Leng和Zhou采用ERP技术记录被试自己进行赌博游戏，以及观察朋友或陌生人进行赌博游戏时的脑电反应，结果发现FRN的波幅和潜伏期在观察朋友和陌生人之间没有差异，但人际关系会影响结果评价晚期阶段的P300波幅。Ma等人认为，在Leng和Zhou的研究中，之所以没有发现人际关系对早期FRN有影响，可能是因为被试本身也参与了赌博任务。由此，他们采用两个简单的赌博任务来探究人际关系的熟悉度和自我参与度是如何调节观察朋友或陌生人输赢时的神经反应。实验的一个任务中只让被试观察朋友和陌生人进行游戏，被试自己不进行游戏；另一个任务中被试除了观察朋友和陌生人进行赌博游戏，自己也进行游戏。结果表明，在两个任务中被试观察朋友表现时都比观察陌生人表现时引发了更大的P300波幅。但是，观察朋友输赢和观察陌生人输赢所引起的FRN差异，只有在被试自己不参与赌博任务时才会出现。研究者认为，被试观察朋友比观察陌生人给予了更多的共情和关注，但是被试的这种共情反应只有在被试不参与任务时才是明显的。

2011年，王益文等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实验的生态学效度，将上述研究中的观察情境拓展到竞争情境下，设置了被试与陌生人竞争和被试与朋友竞争两种条件，考察同时给予双方博弈反馈时被试的脑电活动。结果发现，两条件下均引发了FRN，但与陌生人竞争时所引起的FRN要小于与朋友竞争时的FRN。研究还发现，晚期的P300成分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和陌生人竞争时的P300波幅更大，这可能表明和陌生人竞争时，个体的赢钱动机更强烈，投入的注意资源更多。这一研究从竞争情境的角度证实了人际关系对结果评价的影响。

最近，研究者采用最后通牒任务（Ultimatum Game）及其变式探讨了人际关系如何影响我们对不公平提议的结果评价过程。最后通牒任务是一个被广泛用于探讨人们对不公平行为如何反应的博弈游戏。经典的最后通牒任务通常由两名参与者完成，其中一名参与者（提议者）会获得一定数额的金钱，然后决定他与另一名参与者（反应者）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反应者则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提议者所提的分配提议。如果反应者接受分配提议，那么两个玩家都会得到相应的金钱；反之，则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2011年，Campanha等人采用最后通牒任务研究了友谊如何影响人们对不公平提议的结果评价过程。结果发现，当提议者是朋友时，被试更多地接受不公平提议，并且不公平提议所引发的FRN会发生反转，即FRN的波幅会变小。这一结果表明，被试对朋友的不公平行为表现出了更多宽容，从而增加了双方的金钱收益，也就是说，被试和朋友进行最后通牒游戏时，增加了功利主义行为，减少了对不公平提议的利他惩罚行为。然而，Wu等人采用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却没有得到与上述研究一致的结果。独裁者游戏是最后通牒任务的一种变式，接受者只能接受对方的提议方案，没有拒绝提议的权力。他们的研究发现，来自朋友的不公平提议会引发被试更大的FRN波幅，但P300只是在公平提议下的波幅更大，并不能区分出朋友和陌生人。上述两个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所采用的博弈任务不同，但二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在面对利益分配时，我们都希望尽量增加与朋友的共同收益（最后通牒任务中较少地拒绝朋友的不公平提议），更期待朋友给予我们更公平的提议（独裁者游戏中，朋友不公平提议会引发更大的FRN波幅）。

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争取合作共赢，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努力的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揭示的“人情效应”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相互信任，广结好友。在面对利益纷争时，唯有相互信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方能保证我们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