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科范式是女性学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追寻女性学创始者的意图、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以及女性学发展的趋势，厘清女性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与知识体系。女性、性别学是研究性别平等、和谐的社会、历史、文化作用与机制的综合性社会科学。
【关键词】范式 性别 女性学 性别平等
一、导言
(一)问题的缘起
关于女性学(Women Studies)的称谓，目前学术界仍有多种说法。本文基于对其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的考虑，采用女性、性别学的概念。但由于这一学科在中国诞生之时，称为妇女学，20世纪90年代后多用女性学，出于遵循传统和方便使用考虑，以下叙述中使用女性学概念。
西方女性学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女性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历经30余年。女性学在国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亦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然而，却尚未获得与其在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相匹配的学科地位。在2011年中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修订稿》中，女性学专业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被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自设特殊专业名录》，即女性学还没有成为基本目录专业。学界质疑较多的是女性学尚未形成清晰的研究对象、系统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简言之，学科范式问题影响了女性学的学科地位。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刻板的学科标准和画地为牢的学科边界，但是，将范式作为“学科入门证”这一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此外，在中国，经过多年努力，尤其是受’95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许多学科已经接受了社会性别(Gender)分析视角和方法。有人以为，女性学就是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改造所有学科的知识。接踵而至的质疑是，当其他学科都采用了社会性别视角，女性学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诚然，这一观点对女性学的认识多有偏颇和误解，但女性学没有形成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学科范式是问题的关键。简言之，中国女性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说清楚自己的学科范式。
(二)基本概念与研究问题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由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假设和定律以及它们的应用方法构成，而所有这些都是某个特定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接受的。”[1]5虽然“对于范式这样一个关键概念，库恩未能给出精确的定义”，[1]6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范式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范式的基本要素是理论假设、定律及其研究方法；其二，科学家们在某一框架下工作，即所谓“科学共同体”。“学科是由可观察或已形式化的客体、现象和定律三个模块组成的不同知识领域。”[2]6学科范式通常指某一学科的基本元素，以及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活动。本文所谓女性、性别学学科范式，主要指其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以下着重探讨女性、性别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领域。
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2000年以来出版的十几本女性学导论类教材和相关学术论文研究发现，目前关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女性学“是关于女性的学问”[3]1，“是关于作为整体的女性的本质、特征、存在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4]8“女性——自觉地实践活动着的女人，是女性学的元问题，是女性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生发这门学科的胚胎和内核。”[5]4第二种观点认为，“学科化的妇女、性别研究就是要把妇女作为主体吸收进去，从各个学科入手，解构、分析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如何建构、如何传承性别不平等和其他等级表现，在批判、解构过程中创立自己的新学术和属于自己的理论。”[6]340它“尝试建构和确立的远不是妇女群体自身更好的社会生存，而是思考和探索人类更好生存的可能性”。[6]340这种观点认为，“‘学科性’只能作为妇女、性别研究外在组织结构和形式而存在，而‘跨学科性’才是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妇女、性别研究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被学科化的，现在我们关注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主要出于知识时代学科化的命名需要和制度安排而已。”[6]343
以上两种观点，前者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的知识体系，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同。对其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质论”之嫌。有观点认为求证女性的本质，有可能落入“男性文化设下的陷阱”。[7]6二是认为其“附属于人学存在的支分学科”[7]6，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界对后者的质疑，主要认为女性学缺乏学科元素，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深厚的学科理论，又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故难以跨入学科之门。那么，在女性学长足发展的今天，这两种观点，有没有可能相互借鉴，重新寻找反映中国女性学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相对清晰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本文遵循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es. A)定义社会学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什么)、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什么)”[8]2，通过追踪中西方女性学创建的初衷，探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女性学的研究对象与知识体系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二、西方女性学创始的意图
(一)创始者的“三个承诺”
近年来，在女性学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问世。这为人们探索创始者的意图提供了研究基础。关于西方女性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有人认为“妇女学诞生于妇女解放运动”[9]12是妇女解放运动“改造教育内容的一项实践”。[10]194有研究者介绍西方女性学肇始时的一次会议，由此可洞见创始意图之一斑：“196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些积极投身妇女运动的女性学者组织召开了一个有关妇女的会议，在会上她们探讨了一些当时妇女运动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讨论，与会者认为这些问题应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课程中给予专门的描述与研究。”[11]1-2由此可见，女性学发端于对当时妇女运动中出现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有研究者谈到，“妇女不仅仅是想要进入学校
关于女性学的使命，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承诺”，即“对妇女解放的正规承诺，对解释妇女压迫的科学承诺，对社会变革的实际承诺”。[9]16可见，女性学诞生于妇女解放运动的母腹，立足于对妇女受压迫的科学研究，致力于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平等社会的建设。有研究者对其社会理想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女性学的存在归功于妇女解放运动，而妇女解放运动的存在则是妇女的受压迫。虽然妇女学的组成人员较为复杂，但大家都希望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不仅不存在性别歧视，也不存在种族歧视、阶级偏见、年龄歧视、异性恋偏见等，也不存在有意无意地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压迫、剥削另一部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10]96妇女学初创时的“三个承诺”为人们了解女性学的初衷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妇女学知识生产的出发点
女性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起步于女性主义认识论。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对现存知识领域中学术理论与学术实践中性别歧视和偏见的批判，就成为女性研究在学术界确立自身地位的突破口。”[11]89-90女性主义认识论主要提出两个问题：其一，女性能否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其二，既有科学知识是否都具有真理性。研究者认为：“理性知识不是天然形成的，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的，因此学术成就、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是由相关的社会所规定”[11]19，“脱离了价值判断的学术成就，结果往往是强化了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理论的见解应有助于社会变革的进程”。[11]19这种对知识客观性的质疑，一方面与女性学改变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初衷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当时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各种思潮中，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观和E.P.汤普森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对女性学的影响较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质疑科学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的形成难免受到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此外，库恩的科学革命观认为：当科学家遵循同一范式时，“他们是在从事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范式遇到阻碍出现反常，而当遇到的困难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时，危机就会出现；谬误百出的范式会被另一种不相容的范式取代，从而出现革命。”[1]8其中，与旧范式不相容的新范式取代前者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观点，对女性学全面挑战传统知识产生了重要影响。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社会史研究，“一反以往史学记录帝王将相活动的传统，注重普通人的经历，如他们的每日工作状况以及人生旅途的变迁等等。社会史和妇女学之间显然有密切的逻辑关系。”[10]199-200以致有学者认为女性学“提供了一个研究日程表，而社会史则为这项事业提供了方法和原料”。[10]200受到这种学术思潮的启发，许多人在研究实践中发现，“多少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妇女的成就与经验或视而不见，或是进行曲解。”[11]3具体说来，“妇女有时是完全消失的，有时只是以按照男人观点塑造出的形象出现的，有时妇女的活动和所有被认为属于女性范畴的东西则都被贬值了”。[9]5这里指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学术领域的缺失，二是女性形象的男性建构，三是女性生活与活动领域的价值贬抑。因此，女性学立足于“在总体上对一般的学术概念进行反思，挖掘妇女经验的宝库，在妇女具体实在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真理”。[11]3女性主义认识论开辟了女性学知识生产的广阔空间和操作路径。关于女性学探寻知识的出发点，有学者认为：“首先，有一个准确和诚实的真理与知识的问题；第二，有一个真理与知识的目的，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拥有的机会，寻求历史的真理和赋予妇女权利这一妇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理想上是就妇女的利益而言的。”[11]4或言，女性学生产知识的目的是对“诚实真理”的追求，这种“诚实真理”关乎妇女的利益。
(三)在批判中建构知识
从知识生产的路径来看，女性学研究者“无一不是从对这些偏见与歧视的批判，开始她们自己的学术历程”。[11]91在学习女性学理论时，“很多人发现他们经历了两个认识经验的过程：一个是解构过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建构过程，一个新的主体或新的理论在批判中建立起来”。[13]13女性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则是“传统的知识形成的实践和它的产品”。[11]101
首先是关于女性的研究。即将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来研究。女性学研究者认为，“妇女作为独立存在的人，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11]22许多学科“通常使妇女隐而不见或归入异类”。[11]22而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与分析是女性学的重要任务。
其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即将女性作为提出问题的主体，研究女性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将女性当做问题。在女性学研究者看来，“妇女和妇女问题是重要的，其重要性足以使她们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调查和探究的对象。”[9]19再次是关于“妇女经验”的研究。即将女性经验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女性学“不仅仅是对女性的研究，它是把女性的经验放在研究过程中心的研究，它以问题、分析和直接与女性的经验有关的理论来检验世界及世界上的人”。[13]4即用女性经验来检验人们所认识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类自身。
以上观之，西方女性学创始的初衷，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女性学的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积累了历史经验。
三、女性、性别学的研究对象与知识体系
(一)关于研究对象的初步考虑
基于女性学创始者的意图，结合历史与现实中女性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以为，女性、性别学可以作如下界定：它是研究性别平等、和谐的社会、历史、文化作用与机制问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它是关于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知识体系。人与性别是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所有问题都是以它为中心展开的。性别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性别是深嵌在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重要范畴。人是创造社会、历史、文化的主体。有性别的人之所有创造都有性别的痕迹。在女性、性别学产生以前，许多学科对性别都有涉及，但没有将性别作为一个基本分析范畴，对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系统知识。这一学科的社会目标是性别平等、和谐。性别关系，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建构，所以女性、性别学应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二)可“通约”的问题
综观自女性学产生以来，国内外各个时期女性学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有些共同之处，是否可作为具有共同性的，可“通约”的问题。
首先，女性学肇始于历史和现实中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现象。如前所言，西方女性学起源于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国女性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回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凸显。最早出版的女性学著作，多将女性学界定为：“以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14]1，同时将女性问题界定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是否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15]3，即“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问题”。[15]3这与西方女性学肇始于妇女解放运动，追求性别平等十分相似。但是，如果将“男女平等问题”界定为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男女不平等是否是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诚然，很多数据对此具有铁证的作用，但学理上仍显不足；其二，女性学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男女平等问题”。同时，又不可否认，性别平等和谐是女性学追求的社会目标。
其次，研究女性、女性问题及女性经验。“女性、女性问题及女性经验”是所有女性学研究者都关注的共同问题，但女性学的研究领域又显然远远超出这些问题。从上文关于西方女性学创始意图的回顾中，可以认为，女性、女性问题、女性经验研究，在以性别平等、和谐为目标的，对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研究中，不是全部研究对象，而具有认识论、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的意义。
再次，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基本分析范畴。社会性别伴随着女性学的诞生，或者可以说，这一概念的出现“推动着妇女学走上根本改造传统学术的道路”。[10]20这一问题对于寻找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女性学发端于女性受压迫、受歧视问题，却将性别作为一个基本分析范畴，意味着人们发现，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是造成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十分复杂的因素。性别是撬动探究女性受压迫、受歧视问题的杠杆。有学者将女性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性别制度，认为“正如心理分析研究人的潜意识，人类学研究家族制度，经济学研究商品和流通，妇女学则研究建立在男女两性之上的社会组织结构”。[10]265这一观点对认识女性学的研究对象颇有启示，但是女性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仅是社会性别制度，这一界定也失之褊狭。总之，上述可“通约”的问题为本文寻找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依据。
(三)女性、性别学的知识体系
女性学的知识领域是广泛无边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女性研究是全方位的，它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它深入所有的学科，并使用所有的方法。”[11]82其实，这种貌似漫无边界的知识领域，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性别”，这条主线贯穿社会、历史与文化。它指向人类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和谐的目标。它所使用的“性别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清晰。据此，女性、性别学的知识体系是否可由三部分组成：个体的社会性别建构、社会性别制度、性别的历史与文化形态。
至于“跨学科”问题，“女性研究的跨学科特点是人所共知的。有的女性学者甚至断言，当我们某一天在研究人类经验和人类活动的特殊问题时，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探讨并结合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分析学科的成果时，我们将使用‘女性主义方法论’这一术语”。[11]82学界质疑，女性学没有学科，如何跨学科？本文以为，女性学对所有学科知识的改造，是由它广泛的研究领域所决定的，是否称为跨学科有待商榷。
(四)女性、性别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女性学与社会学、人学、知识论常常缠绕不清，女性学也常常被视为与女权主义等同的概念。本文以为女性、性别学与上述学科和女权主义思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女性、性别学与社会学。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问题的学问。社会学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的角度研究性别关系，但并不专门研究性别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问题。
女性、性别学与人学。人学是以整体的人的本质及其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16]1564女性、性别学并非专门研究女人、男人的本质及其生活世界的学问，它对男人、女人个体及群体层面的关注在于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建构了他、她们的性别，从而对男人、女人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女性、性别学与知识论。知识论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的学问”。[17]1它着重回答“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很显然，女性、性别学虽然在认识论上挑战以男性为主体建构起来的人类知识的真理性、价值中立，但并非主要回答什么是性别知识，怎样的知识才能成为性别知识的问题。
女性、性别学与女权主义。女权主义通常指消除性别歧视的思潮和行动。作为一种思潮，它是女性、性别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作为一种运动，它是女性、性别学的重要实践基础。女性、性别学对女权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各种观点既有借鉴，又有扬弃，二者不能等同。
综上所述，性别是个体身份构成的重要因素，是构成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可忽略的元素。社会、历史、文化如何建构了个体的性别身份，如何建构了作为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性别制度，社会历史文化中具有怎样的性别涵义，而这些又都是影响性别关系的深层复杂的因素。这一主线分明、内容广泛的知识体系不仅应该在学术之林有立足之地，而且是能够荫泽人类知识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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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贺南，女，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