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流失已成为焦点问题。浙江衙州的“民情档案”就是旨在重塑政治信任的一次尝试，它由底层社会的抗争、体制的压力和政治精英的创新共同催生。“民情档案”的实践效果说明，政治信任的重建需要“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需要依托社会信任的支持，进而化解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的困局。“民情档案”也预示了社会资本对于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民情档案；群众路线；社会资本；政治信任
一、问题意识
近年来，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流失渐已演变成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信任指公民个人相信政治制度或是其某部分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即便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亦是如此。①然而在中国，政府的表现通常才是令公众支持政府的决定性因素。②换言之，一般政治信任的重心是制度信任，而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更多地与政府信任联系起来。③肖唐镖等人近期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农民的政治信任度也在下降。从中央政府开始，每下降一个层级，农民的政治信任度下降10％左右，直到乡镇政府和村组织，仅有3成多。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状况正趋于恶化的判断已在学术界取得了共识。④
如何重塑政治信任?对于当前的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感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与此相关的一项地方实践——浙江衢州的“民情档案”，旨在探讨基层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何方?重塑政治信任的实践过程又蕴涵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对于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发展有何影响?衢州个案是本文的研究起点，笔者运用了文献分析、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基本方法。
二、“民情档案”的制度与功能：来自基层政权的一项创新
(一)制度创新的背景
为了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浙江省衢州市近年重点建设了“三民工程”，即民情档案、民情沟通日、为民办事全程服务。与另外两项较为常见的“工程”不同，“民情档案”可视作衢州的一项内生性制度创新，而触发创新的缘由在于：基层党政干部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政治信任危机。
基层政治信任危机是干群关系疏离导致的结果，而干群疏离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行政工作重心的转移相关。以往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机制来整合乡村社会，即国家下派任务——包括管理农业生产、征购农产品、征派劳务、思想文化教育等，将各种事务延伸到乡土社会，同时也建立起农民的国家意识，将分散的农民纳入到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体系中，从而实现国家对乡土的行政整合。⑤然而，自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来，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就一直呈下降趋势。景跃进认为，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资源高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农民与基层政权的依附关系发生变化，基层干部的控制力度降低。⑥原来可以有效贯彻国家意志的组织依托也受到严重削弱，国家的行政权力明显削弱。⑦1998年村民自治的正式实施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及控制能力。徐勇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使村民和自治组织要求减少行政干预，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的控制，导致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力的流失。⑧近年来，随着行政机构改革的深入，基层政府管辖的行政事务大量减少，基层党政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再次受到影响。
乡镇干部以前与群众接触多，因为要收农业税、收费、计划生育。因为工作需要，乡镇干部一年到头跑村里。现在税费、粮食不收了，除了计划生育之外，干部不需要走访农户，导致干群关系疏远，矛盾暴露。⑨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废止《农业税条例》及全面取消农业税等举措，尽管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加速了基层干群关系的疏离，进而深化了政治信任危机和治理困境。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不再从农村提取资源，其利益也日渐与农村和村民无关。乡镇丧失介入到农村事务和农业生产中的主动性，不会主动为农民解决问题。⑩
党群、干群关系的隔膜不仅会影响政治信任——为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埋下诱因，还将加深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立，最终侵蚀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此背景下，衢州的“民情档案”作为一项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重塑政治信任的创新机制就应时而生了。
(二)“民情档案”的制度要素
“民情档案”是官方的正式定名，俗称为“村情百宝箱”，2007年由衢州柯城区汪村乡党委、政府首创(为便于行文叙事，本文将交替使用“民情档案”和“村情百宝箱”两个名称)。官方将“村情百宝箱”的目的表述为：使基层干部作风更加务实、党群干群关系更为融洽、农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农村社会更趋和谐稳定。(11)换言之，就是借此达到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村情百宝箱”以调查乡村社会的基本情况为主要内容，(12)要求乡镇干部进村入户开展村情民意调查，通过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农户的基本情况，并进行梳理、汇总，按照“一村一册、一户一页、一事一表”的要求建立“村情百宝箱”台账。衢州柯城区各乡镇对“村情百宝箱”的内容要求略有差别，但一般都涵盖村情、户情、民意和督查记录四个方面。(13)
“村情百宝箱”制度本身还包含对乡镇干部的考核机制，以保障制度的执行力。考核项目包括干部与群众的双向认识率、村情考试成绩、村情分析准确度、化解矛盾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群众测评满意度等等。(14)
怎么把工作落到实处?评价乡镇干部工作深入不深入，看干部和群众是否互相都认识，叫不叫得出名字；情况掌握全面不全面，要看村情考试成绩好不好，考试要求写出村里党员、干部、代表、富人家庭的情况，是闭卷考试；情况掌握深刻不深刻，看村情分析准不准，比如征地拆迁的风险评估，怎样破解钉子户，要求基本情况明，基本矛盾准，解决办法对头；工作实不实，看问题是否解决，以结果论英雄；评价高不高，看测评的满意度。(15)
这些考核办法来自基层党政干部的实践探索，带有鲜明的乡土色彩，也具备可操作性。事实上，乡镇干部驻村或联村制度由来已久，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难以保证其执行力。例如，有的驻村干部平时很少下村入户，有的只和少数村干部往来。而“村情百宝箱”由于布置了驻村干部必须完成的社会调查任务，竟然收到了扭转干部工作思路与作风的效果。从2008年起，这项制度开始在衢州柯城区全面推广。
(三)“民情档案”的显功能与潜功能
社会学家默顿的功能研究将显功能理解为某一具体单元(人、亚群体、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那些有助于其调适并且是有意安排的客观后果；潜功能则是指同一层次上的无意图、未认识到的后果。(16)“民情档案”的显功能表现为提升了村庄和乡镇两个层面的治理绩效，主要原因在于它具有社会调查功能，开辟了新的信息来源，能更直观、准确地为党政决策者提供信息。“民情档案”使公共决策有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
在衢州龙游县龙洲街道柳村村，民政部门曾下发一笔资金补助特困户，需要村里核定名单。如果召开村民代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要发误工补贴，得开支1340元；不开大会讨论，仅由村“两委”干部决定的话，在村民眼里又难显公平公正。党支部书记戴锡康说：“按照民情档案信息，选最困难的吴秋美等4户农户拿补助，经公示，村民没意见。”(17)
柳村村的案例是一个缩影，说明“民情档案”已具备一定的公信力，以之为基础的公共决策更易获得村民认可。
治理绩效的提升还体现在“民情档案”能协助乡镇政权准确把握村情、消弭不稳定因素、解决突发性危机等方面。
维稳有一个“一日三问三见面”制度，到重点信访对象家里去。农村红白喜事会去走访、慰问，掌握每一阶段信息。这东西好就好在坚持。零五年以后，没有大的纠纷，都能在第一时间解决掉。(18)
（驻村干部）通过长期走访去掌握情况，形成村情民情综述。结合每个村不同情况有不同特点，写村情、选情分析报告，找所有党员就选情分别谈话，画候选人的关系图，预测选情，80％的村预测基本准确。(19)
“民情档案”的潜功能则包括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重塑政治信任，进而巩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潜功能对制度的执行者而言属于意外收获。
一开始感觉很烦、做秀，半年下来觉得有效果。干部沉下去了，工作作风更实了。干群之间感情建立起来了，关系更融洽了。吕家村驻村干部对村里妇女都能叫上名字，老干部、老党员感觉也受到了关心。……问题提出来了，情况也更清楚了，矛盾、纠纷更容易化解，工作更稳定了。(20)
此外，还有村民将“村情百宝箱”视作乡村志，认为有助于扭转村干部的思想、作风乃至改善民风，毕竟人们大多不愿在本村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记录。
开创这项制度的基层干部事后对“民情档案”的显功能与潜功能做了全面总结。
村情百宝箱第一个是让干部走下去；第二个是转变干部作风；第三个是掌握民情，了解老百姓想法；第四个，对我们街道工作推进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群众基础；第五个，为我们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找到一条途径。(21)
这些成效说明，“民情档案”具备一定的创新价值。另一方面，当地治理绩效的提升未必尽是单一因素的作用。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较之各级干部对“民情档案”的津津乐道，普通村民却对其多不甚了解。“民情档案”与基层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还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更充分的经验材料来进一步证明。
三、压力环境与精英选择：催生“民情档案”的两个动力
追溯“民情档案”的源起，可基于结构—行动者的视角来做出全方位的解析。结构通常是指背景，界定行为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范围的物质条件，能动是指个人或团体影响其环境的能力。(22)换言之，可从压力环境与精英选择两个角度来发掘关于“民情档案”更完整的解释。
(一)压力型体制与底层抗争
对于乡镇干部来说，国家政权末梢的位置使他们处于自上而下的体制压力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夹缝中，这一处境构成了他们行动选择的主要约束。日后成为“民情档案”发源地的衢州柯城区汪村乡，在2005年前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由选举等焦点事件引来的社会抗争，并导致混乱和失控局面。
汪村乡一直难管，矛盾多，2005年换届时达到高峰，16个村有三分之二的两委对立尖锐，我去的时候还有2个村换届没换下去，14个村上访。2005年有几千人次的群众上访，2006年百人以上的上访有十几次。我去之前，(乡里)全部班子成员遭到老百姓冲击，书记被堵到办公室到半夜三点钟，有的干部骨折、烫伤，苦头吃尽，谈访色变。(23)
如何有效治理基层乱象?这是基层干部必须面对的一项中心工作。与此同时，压力型的行政考核机制亦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政绩压力。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评价方式中包括了“一票否决制”。主要目的是在实行分权后保持上级对下级的行政压力。(24)近年来随着“维稳”难度的攀升，信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考核项目也进入了“一票否决制”。
我在这里干的时候，压力大，胸闷、心血管不好、鬼剃头(大块掉头发)，每天回家要叫老婆打一顿才舒服。……“村情百宝箱”是形势逼出来的。(25)
可见，先是底层社会通过抗争行动完成了体制外的政治输入，而接收到社会不满信号的党政系统又通过考核机制将社会压力转化为基层干部的政绩压力，推动后者创新工作方法和治理机制。换言之，正是体制内外的双重压力激发了基层党政干部旨在解决焦点问题的创新行动。
另一方面，体制内的认可也是“民情档案”得以拓展的主要原因。这项创新机制由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先后获得各级党政领导的肯定。
区里、市里都重视这个，赵洪祝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批示过，习近平主席今年对“三民工程”批示了。(26)
例如，
(二)精英选择
制度创新也是政治精英选择的过程。一种观点认为，2005年前后衢州基层乱象的一个根源出在干部身上，当时乡镇领导的工作思路混乱，缺乏科学决策；普通干部的工作也存在问题，尤其是严重脱离群众。(28)发现问题之后，汪村乡新任党委书记拿出的主要对策就是“村情百宝箱”，一方面以之作为决策基础；另一方面，使之进入干部管理制度，促使乡镇干部扎根乡土社会，化解与群众的关系隔膜。
村情百宝箱不是拍拍脑袋出来的事情，是一种必然。华书记2006年来汪村乡，看到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基层干部用什么机制管理起来?为什么干部难管、工作积极性不高?是有原因的。(29)
精英选择是催生“民情档案”的又一前提，它首先要求基层党政领导具备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在“民情档案”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精英间的沟通、交流也加强了这类能力。
华书记(原汪村乡党委书记)以前老跑我这里来，门一开，就开始聊。……我上个月29号又和华书记谈了一次，聊党委在“村情百宝箱”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30)
基层领导干部之间通过非正式关系网络的沟通，能起到交流信息、集思广益的作用，有时他们也会互换工作支持，这有助于“民情档案”制度的巩固和优化。
其次，精英选择的过程也需要政治精英内部达成合作，主要指乡镇干部与村两委干部的垂直合作关系。
现在中国体制，(行政命令)从中央到乡镇都很畅通，但乡镇干部和农村干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要通过人格魅力、感情因素，要恩威并重，光靠威是没有用的。前几任乡书记都倒霉了，汪村乡四大金刚(四个村支部书记)，有能耐把乡书记架空。(31)
汪村乡率先推行“村情百宝箱”，并且收效良好，部分原因在于新任乡党委书记及时与村干部改善了关系。
不过，精英选择的背后也潜伏着另一层危机，即新制度的巩固问题。
村情百宝箱最大的难处在于制度实施过程中，基层干部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非常烦琐；今后的继续推行和坚持，领导人要下很大决心。这两个方面是有联系的。(32)
这也是一个普遍问题。当前各地的政府创新活动过于依赖党政领导的个人支持，创新的制度化水平未能同步跟进，导致“人走政息”的局面屡屡出现，相当一部分创新举措难以为继。
四、群众路线与社会资本：重塑政治信任的双重逻辑
(一)群众路线的复归与政治信任的重建
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与政治信任的缺失存在因果联系。有论者认为研究政府信任要涉及作为信任者的民众和作为信任对象的政府，由此提炼出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两种分析政府信任的视角。(33)然而，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背景下讨论政治信任或政府信任问题，都不可罔顾执政党的角色存在，公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关系甚至构成了政治信任的核心内容。因此，除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两种视角之外，党群关系也应当成为研究中国政治信任的又一重要视角。
“民情档案”(村情百宝箱)的目的是重塑政治信任，其内蕴的政治逻辑并不复杂，关联着执政党的“群众路线”传统。即党的正确的领导方法，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34)。王绍光将群众路线诠释为一种逆向公众参与模式，它所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而不是坐等群众前来参与。深入群众是为了培植群众观点，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意，听取民智。(35)
然而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基层干部频繁出现对群众路线的背离。李侃如发现，群众路线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体系下受到了严重侵蚀，地方干部经常不将民众的意见据实呈报，民众也越来越不愿向这类干部说真话。(36)费正清也曾尖锐地指出：“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37)
偏离群众路线意味着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不可避免的是，基层的政治信任被削弱，连带着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遭到侵蚀，而党政干部作为基层政权的人格化身也将受到惩罚。
有个人拿着热水壶趁乱把开水倒向副乡长，住了好久医院。……我想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出现打干部的情况?根本原因是老百姓不认识干部，干部跟老百姓太不熟悉，没有情感。乡镇干部与老百姓形成死结，越不下去就越不了解情况。……老百姓觉得你认不到我，打了也白打，可以趁乱混出去。如果干部、群众相互熟悉，一来群众不会打他，二来打了也会被干部认出。(38)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群众路线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揭示了干群隔膜与基层乱象的关联性。痛定思痛之下，基层政权创制了“民情档案”，它本质上正是群众路线传统和干部蹲点惯例的复归。
实际上这不是创新，以前老的乡干部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没这么系统。脱产干部至少半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不仅乡干部住城里，连村干部都住城里。以前住在村里，不让回家，没有通讯工具、交通不发达，所以能密切联系群众。现在路通了，走的少了；电话通了，说话少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怎样密切联系群众，需要新的载体。(39)
置身行政层级的末梢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太多的治理工具，为了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重新践行“群众路线”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可选择路径。
现在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手段，没有人事权、财权、执法权，但上面所有问题归结到街道层面去落实，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把稳定搞好?把社会事业建起来?只能用情去改造老百姓，跟老百姓沟通、交流、交朋友，其他没有办法，非常难。(40)
“民情档案”也折射出群众路线的某种历史困境。张静对解放区时期群众路线的研究发现，“群众路线”是当时竞争政治环境下的产物，重点用于处理或修补紧迫的政治问题。“群众路线”后来没有在非竞争条件下被制度化地巩固为一种体制的能力，也因此在政治竞争减弱或危险消失的时候，其必要性或生命力就随之降低了。(41)换言之，非制度化是群众路线时常遭到背离或虚置的重要原因。从“民情档案”的发生来看，基层政权之所以力图恢复群众路线的传统，是因为面临着紧迫的政治问题，于是群众路线的工具价值或策略意义再次凸显；而“民情档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党政领导的强势推进，并非群众路线本身已获得制度巩固。尽管如此，“民情档案”之类的创新机制也孕育着机遇，它们可能成为“群众路线”在局部地区实现制度化的载体。
(二)社会资本与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
“民情档案”除了彰显群众路线的复归外，也包涵了基层政权积聚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政治逻辑。有部分学者认为，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相关性。Gabriel Parry指出，政治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附属物，社会信任的流失必将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进而导致政治体系的不稳定。(42)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社会信任又是与社会资本相伴生的，社会资本的衰退会引起信任程度的降低。(43)社会资本包含了信任、规范和网络，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其供给，相反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会消失殆尽。社会网络则使得信任可以传递和扩散。(44)
社会资本所包涵的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网络、合作关系多发生在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因此社会资本关联的是水平向度的信任网络，而与政治信任相关的则是介于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垂直向度的信任网络。蒂利曾讨论过信任网络扩展至政府本身，以实现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直接整合现象。(45)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信任网络趋于瓦解，垂直维度的政治信任也日渐流失，由此催生了以重建政治信任为目的的“民情档案”。实施过程为：先由驻村干部(基层政权的代表)深入乡土社会，以蹲点调查的方式与村民建立起社会信任，逐渐转变其陌生人角色；基层政权再借助驻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网络及信任关系来与后者接触；最终达到改善政治信任的目的。这类信任关系包含着两个环节的信任链：村民们信任驻村干部，驻村干部信任基层政权。获得村民信任的驻村干部充当中介人，使村民们(权力委托人)对基层政权(权力受托人)的能力和信誉也产生间接的信任。(46)这一信任关系的关键之处是将驻村干部个人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基层政权的社会资本，从而以水平信任网络实现对垂直信任网络的功能弥补。换言之，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之间的政治信任需要经过特定的中介机制来重建，而生产社会资本的“民情档案”就是将社会信任转换为政治信任的重要机制。
“民情档案”的另一项功能是协助基层政权绕过传统中介人来联结乡村社会，进而重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杜赞奇对20世纪前期中国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但国家政权与乡村大众之间的沟通以及前者统治职能的履行都需要经纪人作为中介角色。(47)徐勇则指出，当前的村干部既扮演着完成国家和政府任务的“代理人”角色，也扮演着村务管理的“当家人”角色。(48)这也说明即便新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层政权建设，但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和国家权力从乡土社会有限度地撤出，基层政权为实现统治目的仍然需要依托于中介人。然而，集“当家人”与“代理人”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未必完全听命于基层政权，其凭借中介位置甚至有可能加深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沟通障碍，因此派遣驻村干部就成为基层政权寻求与乡村社会沟通的渠道。“民情档案”衍生于干部驻村制度，它有可能帮助基层政权突破中介人的信息封锁，直接与乡村社会接轨。
另外，乡镇干部驻村并非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对村民自治权力的监控，而且还是两种权力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孙立平指出：“乡镇干部包村制度，使本土性人情资源被扩大了，从而使在国家正式权力的运作中也通行着本土性社会原则。”(49)地方知识与规则渗入国家权力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事实上，如果没有乡镇干部驻村制度，上级政府布置的许多实质性工作就很难开展。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干部驻村制度近年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相当一部分驻村干部未能扎根乡土社会及深入群众。“民情档案”的创制就是意图通过一项新的工作机制来激活现有制度，实现对基层干部作风的刚性约束。具体言之，就是以调查研究的途径促使驻村干部与群众建立起互信关系，在村两委之外构建干群联系网络，然后将个人化的信任关系渗入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垂直网络，使后者获取社会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国家—乡村社会关系也得以重构。这种新型的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既非人身高度依附基础上的“统治—附属”关系，也非彼此疏离和缺乏有机联结的“分立—对抗”关系，而是依托社会资本的“平等—共治”关系。
五、结语
“民情档案”的实践过程说明，压力环境和精英选择是当前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动力。“民情档案”所蕴涵的政治逻辑对于基层政权来说也并不陌生，它本质上是执政党“群众路线”传统的复归，这说明当前的政府创新实践仍然需要借助传统资源的支撑。“民情档案”还凸显了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的支持功能，预示着社会资本对于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可能产生特殊影响。
注释：
①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②王正绪、德拉干·帕夫列切维奇：《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③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
④闫健：《居于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⑤徐勇：《“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⑥景跃进：《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⑦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⑧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吴思红：《论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
⑨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2，访谈对象G曾长期担任柯城区乡镇领导。
⑩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11)参阅中共柯城区沟溪乡委员会、柯城区沟溪乡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村情百宝箱”制度的实施意见》，
(12)例如该制度的发源地双港街道(原汪村乡)要求干部摸清摸准十个方面的农村情况，包括村情户情、干部队伍、经济发展、百业榜样、创业典型、扶贫帮困、光荣之家、历史人文、社会事业和热点焦点。中共柯城区双港街道工作委员会、柯城区双港街道办事处编：《推行“村情百宝箱”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促进双港和谐发展》，2009年6月。
(13)以沟溪乡的村情百宝箱制度为例，要调查的内容：一为村情，包括村情概述、村党员干部组织结构、村劳动力结构及就业分布情况、村产业结构及村民收入来源情况、村集体经济及村务公开情况、土地流转情况、村社会事业发展情况、村社会稳定情况、困难群体情况等方面的内容；二为户情，要求一户一建档，主要反映该户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劳动力从业、家庭收入来源渠道、家庭生活状况，存在困难问题、合理诉求及问题解决情况。了解农户耕地情况，是否愿意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及在产业转型中的意见建议；三为民意，重点调查了解该村农户在发展生产、增收致富方面的需求，对区、乡、村干部的意见建议、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要求和问题，要求一事一专题，全面反映该事项问题解决的过程、办法和结果；四为督查记录，要求把干部走访农户、村情分析会、历次督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一一记录在案。要求一个季度进行一次村情综合评价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参阅中共柯城区沟溪乡委员会、柯城区沟溪乡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村情百宝箱”制度的实施意见》，
(14)中共柯城区双港街道工作委员会、柯城区双港街道办事处编：《推行“村情百宝箱”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促进双港和谐发展》，2009年6月。
(15)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0，访谈对象M曾担任汪村乡党委书记，是“村情百宝箱”的创制者。这些考核办法其实并不鲜见，例如民政部门考核社会工作者时就采用过类似的办法。但拿来考核体制内的乡镇干部则是“村情百宝箱”的一个创举。
(16)[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17)记者顾春、严雪丰、徐远华：《民情在心，服务落地——浙江衢州农村推进“三民工程”纪实》，《人民日报》
(18)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1—5，访谈对象J为柯城区双港街道干部。
(19)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0，访谈对象M曾担任衢州柯城区汪村乡党委书记。
(20)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1—5，访谈对象J为柯城区双港街道干部。
(21)访谈记录编号：20100801—1，访谈对象R为柯城区双港街道党委书记。
(22)[英]大卫·马什、格里·斯托克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版)，景跃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0页。
(23)(25)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0，访谈对象M曾担任衢州柯城区汪村乡党委书记。
(24)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6)访谈记录编号：20100801—6，访谈对象F曾担任柯城区双港街道主任。
(27)引自瞿组言：《“七一”特别报道：在夯实基础中开创衢州组织工作新篇章》，《衢州日报》
(28)座谈会记录编号：20100731，发言人G曾长期担任柯城区乡镇领导。
(29)访谈记录编号：20100801—6，访谈对象F曾担任衢州柯城区双港街道(汪村乡)主任。
(30)座谈会记录编号：20100712，20100731，发言人G曾长期担任衢州柯城区乡镇领导。
(31)访谈记录编号：20100710，访谈对象M曾担任衢州柯城区汪村乡党委书记。
(32)访谈记录编号：20110503，访谈对象G曾长期担任柯城区乡镇领导。
(33)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34)《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35)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
(36)[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杨淑娟译，“国立”编译馆(台北)，1998年，第62页。
(37)[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409页。
(38)座谈会记录编号：20100731，发言人G曾长期担任柯城区乡镇领导。
(39)访谈记录编号：20100801—6，访谈对象F曾担任柯城区双港街道主任。
(40)访谈记录编号：20100801—1，访谈对象J为柯城区双港街道干部。
(41)张静：《反思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载余逊达，徐斯勤主编：《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4、165页。
(42)Gabriel Parry, Trust Distrust and Con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6: 129—142.
(43)梁莹：《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44)[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7、199页。
(45)[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9页。
(46)关于信任关系的中介人的分类讨论可参阅[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0—222页。
(4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34页。
(48)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291页。
(49)孙立平：《“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作者简介】黄俊尧，政治学博士，杭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统战教研部副教授；张建光，中共衢州市柯城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副研究员（杭州31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