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多方面的人才，我虽然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他，跟他相识差不多有八年，但懂得的也不过是他的一部分。今天要讲的仅仅侧重他的一方面，即“我一辈子是个拼命干的”。这的确是他人生非常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地方，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文化学院演讲的时候极力强调的。他多次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他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个行动派。我认为，他自称不是个学者，从一个角度看有其道理。因为他虽然在大学教过书，但没有上过大学；虽然在中国的传统家庭长大，但没有背过《四书五经》，没有接受过传统式的教育，也没有学会过任何的现代或者古代的外语。我承认他是个学者，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但是纵观他的一生行为表现，却更倾向于一个行动派，而不是单纯地从事思想活动，这也可以明显地从梁先生的生平看出来。1911年中学毕业他加入同盟会，投入武装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他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做了一个报社的记者，到处去采访，去观察社会实际情况，曾经在中国政府司法部工作了一年。1917年他到北大去当教授。不过在那里教了几年书之后，他就永远离开了学术界。他就是做行动，比如地方自治、乡村建设，到了抗战的时候，成立了民盟，当了民盟的领袖，还成立了《光明报》，即日后的《光明日报》。抗日战争以后，在给国共和平谈判中当了最突出的居间协调人。因此他不光是一个看书写文章的人。

虽然他写了一些乡村建设理论的书，不过更像是一个行动的计划。他离开北大有很多原因，主要的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哲学的教授，因为他没有学过范文，很多名词也不懂，所以就离开了。

有人说梁先生是属于国粹派或者最起码是文化守成主义者，我觉得这是个正确的评价——他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但是他和其他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的国粹派本来有两个，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他在1899年提出“中学为体”。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体”，中国的“体”在哪里？张之洞先生明显地认为中国的“体”在于过去的文学，因为1905年他成立一个学堂，主要就是培养这方面的专家。同一年，革命的国粹派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后来1909年成立了南社，章炳麟等人是革命派的国粹派。民国以后，这两个传统合并起来，形成了一个国粹思潮。当然有很多别的名字，比如“国学”等，甚至于到30年代，刘伯承等人还组织了一个杂志，他们也觉得中国的体就是在中国的古代文学。梁先生则认为中国的“体”是在于生活中的道德实现，这是真正中国的，孔子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思想，是实践。如果说在“体”与中国文学之间一定要选择，那他认为可以放弃中国的文学，比如唐诗宋词等，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并不在这些文学作品里面。这是与其他的那些国粹，或者文化守成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

梁先生究竟是否属于某一种学派呢？他属于王阳明派，而且是王阳明的学生的台州派。梁先生是20世纪的台州派，要把孔子之道、圣贤之道作为一个民众运动、大众运动提出，而不是学者或少数人的玩具；是要面向大众，可以说是道德的动员。我曾经问他，儒学方面的导师是谁？他说要是有的话还算是王阳明。因为王阳明跟梁先生一样，强调世界知行合一，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个表里如一就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他最欣赏、最喜欢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就是实用主义者杜威，也是强调实行知行合一的一位思想家。梁先生的行为、一辈子的表现是代表中国学者的传统，他是洁白无瑕的明玉。（本文为艾恺先生在“北师大思想国文化讲坛”的演讲，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第1358期 第6版)

学者简介：艾恺，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