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现代资源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治资源是理解和研究现代阶层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逻辑起点。政治资源配置是形塑社会阶层关系的重要机制，政治资源流动是社会阶层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力，政治资源的争夺是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的重要原因。如何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视角提出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是我们今后从事社会阶层关系研究的学者应该重点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政治资源；政治资源配置；阶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以及新型阶层关系的出现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如何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不断引起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追问和思考。无论是规范意义上的研究范式的探讨还是现实中的社会人文的关怀，对阶层关系的关注和研究无疑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如何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阶层关系背后存在的逻辑关系？本文试图发现和梳理政治资源及其配置与社会阶层关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分析政治资源及其配置在当前的阶层关系格局中起到的功能，从而揭示社会阶层关系背后存在的某种政治生态。

一、政治资源：社会阶层关系的逻辑起点

　　社会阶层关系的形成主要与社会分层有关。社会分层影响到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形成相互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分层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西方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卡尔·马克思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马克思没有系统完整地阐述过社会分层思想，但提出了阶级阶层的主要划分标准和决定因素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相比较而言，韦伯的社会分层思想对现代社会影响更大，韦伯曾经提出了多元分层的思想，确定以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作为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其中，权力是最重要的资源。韦伯分层的重要意义在于突出分层标准的多元，它对于时下追求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阶层关系的发展日益呈现复杂性，中国学者也尝试以多维或者多元的理论视角来把握社会阶层关系。陆学艺等社会学者结合当代中国现实，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他们的组织资源主要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别主要体现为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实际上，上述的社会分层是韦伯分层标准在中国的应用。在这里，用占有资源的不同来区分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认为，正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决定着他们是否拥有某种资源或拥有多少这样的资源，从而导致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状态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取向，而这种状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分化。[1](P3)因此，资源逐渐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观测点。另一位社会学者李强也认为，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是怎样分布的，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2](P12)资源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内在规定性，只不过，学者们对资源类型和内容关注不同，导致分层的目标和目的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社会资源类型中，经济资源一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划分阶层的标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就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人们拥有了生产资料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政治权力，并进而控制意识形态。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试图从多元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分层，他们认为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经济机制的作用，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多种机制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其中市场机制的发展是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同时，政治和社会权力机制、阶层利益、地位获得方式的改变，对于推动制度转型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3]在政治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政治学更多的关注政治资源的获取与分配。我们认为，从现代资源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对政治资源的追求和拥有是理解和研究现代阶层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逻辑起点。上述结论的建立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从政治资源本身的概念来讲，政治资源概念比较恰当地涵盖了影响和决定社会阶层地位的基本要素。从政治资源内涵来看，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对政治资源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方面从政治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把政治资源界定为“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4](P47)另一方面，从集体即政治体系的层面认识政治资源，主要集中体现在政治系统论者的研究中。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建立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式，不管是在输入还是在输出环节，政治系统都必须以资源为基础。在输入环节，“支持”政治系统拥有的一种政治资源；在输出环节，政治系统拥有的可支配资源可具体分为外部和内部资源。“外部资源是指来自系统环境的、当局用来实现系统目标的物质手段，比如各种商品、服务或金钱；内部资源是指系统以自己的政治结构、组织或行为规则所提供的实现系统目标的各种手段。”[5](P531)而中国学者主要把政治资源理解为：政治手段和政治财富说；政治基础或源泉说；政治资本说；政治待遇和政治权利说。[6]实际上，综合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政治资源是一个具有“汇聚”功能的概念，即政治资源概念是一个涵盖许多次级概念的概念。就政治个体而言，政治资源包括个人拥有的财富、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职业、收入、知识、信息等等，它们往往具有流动性和潜在的政治用途，能够被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政治人物对他人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从整个政治共同体来说，体制的、价值的、暴力的等因素显然也是政治主体实现自身目的的重要手段，从而也理应构成政治资源的重要内容。就阶层研究而言，个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内涵以及其包含的要素无疑与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相契合或者基本吻合，政治资源的内涵基本上涵盖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一系列标准。所以，引入政治资源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一方面有助于避免目前观测衡量社会阶层时使用标准的散乱和不统一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影响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从社会阶层关系的内容来看，许多社会学家认为，阶层关系主要体现在利益、支配和身份三个层面，即利益关系、支配关系和身份关系。利益关系是阶级阶层关系中最主要的内容，利益关系的载体是物质利益、支配关系的载体是权力，身份关系的载体是声望。[7]不管物质利益、权力还是声望，本质上都是一种政治资源。其中，权力在阶级阶层关系内容中起决定作用。当代社会学者通过研究，也越来越肯定地指出：权力对阶级阶层关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所有制的影响。[7]国家的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基于再分配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中，无论哪一个阶层，其所具有的相对地位以及和其他阶层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作用关系，都在本质上是这种再分配权力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各个阶层的地位，是按照再分配权力的形式，自上而下被决定的。[8]在政治资源范畴中，权力又是最核心的政治资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个人的阶层地位和社会地位影响是与其掌握的政治资源非常相关的。

　　第三，我们强调用政治资源的标准进行社会分层，实际上也是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分层标准转换的重要反映。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社会分层，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分层，政治分层的重要观测点是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这种政治分层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分层体系，它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改变。政治分层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斗争上，表现在它最终形成“整体型的社会聚合体”[2](P62)，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一致性特征，服务于当时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是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和衰落，人们的后天努力以及通过放权式改革获取的各种资源逐渐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砝码，后天资源逐渐取代先天的身份资源，这样，原先的政治分层事实上已经被打破，在及时准确反映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上，政治资源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一位的观测点。以政治资源作为划分标准，既能够反映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时又能够与政治分层区别开来。就政治分层的本意而言，它与经济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在政治秩序尚能得到保障的时期，政治分层地位的高低与经济分层地位的高低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2](P46－47)而我们主张以政治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以政治资源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涵盖了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影响社会分层的资源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被动其实是政治资源分化的结果。

二、政治资源配置：社会阶层关系形塑的重要机制

　　政治资源的配置，是指一个社会中政治资源总量在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各个不同的政治使用方向之间的安排与分配。一般而言，现代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即政府和市场。由于政治资源不同于单纯的经济资源，不可能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市场来进行交易和配置，同时，政治资源又同一定的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这就使那些经济性政治资源的配置又不可能完全通过政府来实现。这样，政治资源的配置机制就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实际上，从政治资源的广泛内涵出发，政治资源中具有公共性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意识等资源往往需要通过政府来配置，政治资源范畴中物质性资源往往通过市场来配置，所以，基于对资源类型的判定，政治资源的配置机制可以说是一种政府+市场的复合配置机制。

　　正是通过政府＋市场的复合配置，政治资源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单从社会各个阶层掌握或拥有的政治资源类型来看，任何社会阶层拥有的政治资源其实都是政府＋市场复合配置的结果，各个政治主体按照获取的政治资源数量和质量形成一定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根据掌握的政治资源数量和质量，社会阶层之间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强弱之分。因此，社会弱势阶层强势群体往往具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可以动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社会关系等影响公共决策。而弱势阶层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政治上更是弱势，基本的政治权利很难得到保障，政治发言权与参与权都十分有限，他们是处于政治权利边缘的人群，不但不能享受到各种平等的对待，而且其自身合法权益也难以保障，政治生活中也是一种“贫困”状态。[9]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概括中国弱势群体的特征时也指出：在经济生活中的贫困、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以及政治层面缺少必要的资源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的重要体现。[10](P68－69)总体而言，社会成员由于先天或后天的条件影响，在社会竞争中，对政治资源的获取和占有不同，个体各自拥有的政治资源总量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影响力，造成了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产生了领袖与大众的分野，出现了米歇尔斯所谓的“寡头统治铁律”现象。这样，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布往往导致最终分化成不同的阶层。因此，阶层分化不仅是经济分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政治分化的结果。

　　在阶层形成的基础上，政治资源配置最终会形成建立在不同阶层结构上的社会形态。其实，许多政治学家已经根据不同的政治资源要素阐述过这种资源配置与社会政体之间的关系。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根据政治权力的配置在一人、少数人、大多数人手中，把政体相应地划分为君主、贵族和共和政体。现代政治学家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技能和动机总是被不平等地分配，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11](P37)虽然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都是不平等分配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却随体系而异。例如：财富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任何地方的财富分配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则各不相同。各种不平等相互关联的程度也因社会而异，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累积性的。如果每个人在某个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资源的不平等就会是弥散性的。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农业社会的国家中政治资源分配最不平等，工业国家次之，处于高度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最小。[4](P119)随着一个国家走向高度工业化，重要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就会缩小或趋向弥散，而包容性的多头政体中，政治资源分散累积性不平等的制度会进一步加强。[12](P99)所以，一般来讲，在以竞争、法治为原则的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资源为众多的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所掌握，呈现很强的分散状态，而在专制政体中，社会政治一体化水平极高，政治行为主体缺乏独立性，社会政治资源往往被某一个主要的政治主体所拥有，政治资源配置的格局呈现很强的集中性。被现代学者认为较为稳定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往往意味着拥有较多政治资源、处于社会最高和较高社会等级的阶层规模较少，拥有政治资源较少、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阶层规模也很少，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中间等级位置，往往形成社会中间阶层。这样，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其政治资源的分配较为合理，阶层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社会较为稳定。

三、政治资源流动：社会阶层关系演变的内在动力

　　在一个相对的时期内，社会阶层关系往往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由于政治资源的配置实现了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相对均衡的状态，各个政治组织和阶层达成了关于政治资源分配的契约，各个政治力量对政治资源的分配达成暂时的妥协或共识。但这种均衡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政治资源的不断流动会引起社会阶层的位序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关系出现调整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社会阶层凭借原有的政治资源存量和对机遇的把握，从而获得不同的政治资源增量，从而巩固原有的阶层地位。也有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政治资源存量逐渐减少，又未能及时补充新的政治资源，在新的资源分配格局中利益受到了损害和削弱，这样就可能逐渐沦为社会弱势阶层。一些新兴阶层把握住了政治资源流动的机会，在社会政治资源分配格局中获得了机遇，从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关系。

　　就中国而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改革和社会的转型，表面上看是体制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政治资源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配置和流动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结果之一，就是国家不再是提供社会资源的唯一源泉，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逐步缩小，控制的力度逐渐减弱，这样就使一部分资源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政治资源的存在形式出现从中央到地方、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集体到个人3种流动取向。政治资源从中央到地方的流动实际上是政治体系内部资源配置格局由高度集中到初步分散的变迁，而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集体到个人的政治资源存在形式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政治资源配置从国家到社会的倾向。这样，政治资源的流动就改变了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化的速率加快，出现了较多的社会阶层。在市场化过程中，作为具体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掌控者的官员和管理人员成为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强势阶层。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科技人员、经理阶层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凭借强大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通过资源的转换从而也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成为新兴的社会阶层。而传统的工农阶层在改革的过程中原有的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原有的资源逐渐受市场化的冲击不断削弱，同时他们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所以逐渐沦为社会弱势阶层。这样，传统的简单、稳定、和缓的阶层关系逐渐演变为目前具有一定对抗性、伴随一定冲突和紧张的社会阶层关系。

四、政治资源的争夺：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的重要原因

　　由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性导致了人们对它的激烈争夺。人类又有着天然的利己本性，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利益。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这样，人类利己本性的无限膨胀与现实资源的匮乏就导致人们在资源的争夺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利益冲突。而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政治资源往往是人们和政治组织角逐的重要对象。社会和政治冲突往往源于对政治资源的激烈争夺。“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不管它涉及的是讨论群体中的发言时间、社区中的物质资源，还是各种集体中的高级地位——导致了对这些资源的差异性配置。”[13](P427)同时，客观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使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均等分配。为了在资源分配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取或者攫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就成了社会阶层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目标。因此，现代社会阶层的冲突本质上缘于资源争夺的冲突。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达仁道夫在分析现代社会冲突时，认为：“现代社会冲突是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4](P3)因此，冲突是由于权利引起的。美国现代政治学者罗伯特·杰克曼认为，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性资源——权力、声望荣誉等等正是个人和团体争相获得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相互关联，存在着分配不均现象，因此冲突不可避免。[15](P45)

五、结语

目前而言，把政治资源作为一个观测社会阶层关系的变量，从而把政治资源配置与社会阶层关系、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的学术研究极为薄弱，存在着很大的拓荒空间，社会阶层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政治资源相关研究又主要限于政治学界，而中国现实的阶层关系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政治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对政治资源配置与社会阶层关系内在逻辑的理论探讨只是开展这项研究的起步工作，如何结合中国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情况，在政治资源——这一汇聚功能的概念中寻找合适的具体观测指标来衡量和反映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关系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如何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视角提出构建和谐的社会阶层关系以及提出相关举措，是我们今后从事社会阶层关系研究的学者应该重点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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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文新(1974－)，男，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基本理论（河南郑州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