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宗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当下现实，并回归传统情境。不可以现成的、先验的尺度在资料文献中辨认寻绎社会思想，而应运用社会运行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社会运行；社会秩序；社会思想；治乱盛衰；本土化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内容，是使源于西方欧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有效接轨的重要环节。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就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进而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运行发挥指导作用。由此，我们有必要追踪“中国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以揭示社会思想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点。
一、域外视野与本土特质：社会思想的学术进程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是社会思想史研究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背景中的具体展开。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理路，就必然受到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规制，就必须是在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下，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想观念、心理意识和理想企求等进行解说与诠释。那么，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对本土文化的观念、意识等进行合理的社会学解说？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社会思想本身，即社会思想是什么。[②]
（一）社会思想及其学术史脉络
据
波格达斯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的《社会思想史》是该研究领域的早期著作。波格达斯在定义“社会思想”时说：“就过去和现在的情形而言，社会思想，即是等于各个人论及社会问题的思想。由此意义来说，则社会思考也即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对于团体问题的考察。本书既然是社会思想史，则它的大部分将必须叙述某些人对于社会生活及其问题之思考。”（波格达斯，1933：3）[③]在波格达斯看来，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就是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从该著的结构来看，前十多章叙述了初民社会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波斯等古代文明以及希腊、罗马直到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想，中间几章阐述了早期社会学家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思想，后十多章讨论的则是社会学，如人类学派的社会学、优生学派的社会学、社会学的冲突论、社会学的合作论等。著者将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相提并论，把二者放置在同一个学科谱系中，表明社会思想研究从一开始就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社会学研究视域的自我溯源和自然延伸。[④]
波多野鼎是日本九州帝
中国的社会学先驱们一边积极译介、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努力作出回应与选择，推动了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本土化进程。学者们首先对“社会思想”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各自的见解，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郭真、程伯群分别撰写的两部《中国社会思想史》。
徐逸樵的《社会思想史ABC》是一部介绍社会思想研究的入门著作，他在序言中说：“社会思想史为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或行为底记录，指陈社会思想展开底行程，暗示社会问题合理的解释。”又说，社会思想是以社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要研究社会思想，必须先解释社会的现实生活（徐逸樵，1928：1）。要之，徐氏所言的社会思想，包含着解释社会生活、解决社会问题的内容。而徐氏的具体论列乃是从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出发，重点阐述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在核心观点方面，与田制佐重氏消息相通。钟兆麟翻译波格达斯《社会思想史》时指出，社会思想的关注对象主要有：人类社会活动之因素；社会之起源；社会之结构；社会之进化；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和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病象之发生；社会病象之诊治法。凡以上面所述的一点或数点为对象之思想，都是社会思想。（钟兆麟，1933：译者弁言）这种界定，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主题方面强调了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钟氏的界定同样明确了社会思想必须在社会学的框架下开展的根本宗旨，这也为此后的中国社会学家认同、传承。
在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孙本文也非常重视社会思想研究，在其《社会思想》一书中，他对鲍格达（即波格达斯）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认为：“社会思想的对象应该是有关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事项，社会思想就是有关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广义言之，其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如社会的形成结构与功能，社会的起源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社会生活的问题等。狭义言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上共同生活时人与人相互调适的问题，这是社会思想的重心，而为历来思想家殚精竭思以研究的问题。”（孙本文，1945：3）在孙本文看来，社会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这个观点深受欧美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研究的影响，具有提纲契领的总结性质，对此后我国的西方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社会思想的本土化开发
在一些社会学家积极引进、译介西方社会学界新兴的社会思想研究的同时，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在学习、借鉴西方学者的社会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发掘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梳理和总结。现在可见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有郭真、程伯群两位学者的同题著作。
郭真在其《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认为，社会思想有两种意义：一是社会上一般普通流行的思想；一是人们对社会而发的思想。而他所论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思想，而且是这部分社会思想中的特定部分：人们因社会的毛病而发的改造、改良及乌托邦思想。所以，中国社会思想史包括三种对中国社会所发的思想：一是主张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如近世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的主张；二是主张改良中国社会的思想，如王安石等的主张；三是乌托邦的思想，如老庄等的主张（郭真，1929：1-2）。[⑦]郭氏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其中心是鼎新革故，即革除“社会的毛病”而达成一种完善状态。
为了进一步说明“社会思想乃是因社会的毛病而产生”，郭氏指出，因为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缺陷或毛病，人们对社会生活这些缺陷产生不满，进而寻求解决之道，社会思想便应运而生。社会思想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直接产物，一种社会实际生活便产生一种社会思想，中国社会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生活的缺陷或毛病而发生的东西（郭真，1929：3）。不过，郭氏所说的“社会生活”，并不是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而是这种日常生活所依托的外部社会环境。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动，如土地私有、工商业发达、城市兴起等等，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在战国之后，从西汉到宋明，由于历代王朝都以儒家学说为统治原则，并实行礼制主义，所以阶级制度发达。此外，土地私有得到社会承认，王侯贵族和农民之间成立了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社会思想便不能超然发生了。但是，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又受到欧美社会思想的影响，各种改造社会的社会思想便又发生了（郭真，1929：4-8）。
由此，郭氏构造出一个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即勃兴——衰落——复兴三个阶段。由于郭氏认为从汉到明是中国社会思想的衰落时期，所以他只是象征性地列举了差强人意的几位思想家，如晋代的鲍敬言、宋代的王安石、清初的黄宗羲。总体而言，无论是社会改造、社会改良，还是乌托邦，都是期待社会由丧乱而变为治康，所以郭氏定义的中国社会思想，是以“社会问题”为根本出发点的解决路径设计。
另一位注重发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社会学学者程伯群，在其《中国社会思想史》序言中说：“社会思想者，社会之产物，用以表示一时代之现状与其将来之趋势。”程氏指出，社会思想史研究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历史方法是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形成同构关系的中介桥梁。历史方法是社会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之一，而社会思想史是历史方法的具体应用。在历史方法这一点上，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达成一种所属关系。社会思想史利用历史研究方法，研究社会之进化、延续、维持以及进步（程伯群，1937）。[⑧]
该书这篇序言表明，在程氏看来，社会思想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进步、延续和维持。但是在绪论中对社会思想具体展开时，程氏又提出一种与序言中略有出入的说法。在绪论中，程氏指出，人类对于社会问题常常持二种态度：第一种漠不关心，听其自然；第二种实地研究而求解决。前者称之为个人主义之态度，后者称之为社会思想（程伯群，1937：1）。他一再强调，社会思想之产生，起于环境之关系，人类之需要。一国之兴亡，与一国的社会思想有极大关系。有了思想，则有了社会行动的方向，方能成功；不然，放任社会失序，则社会活动必定失败。他说：“幸而各时代多有杰出人物，一见社会发生倾轧，即奔走呼号以挽狂澜。接受其思想者可以转危为安，不然，倾覆不旋踵矣。”（程伯群，1937：3）从他列举的中外社会思想观点来看，程氏把社会思想生发的社会历史条件，界定为社会衰败、动乱的状态，实际上回到了此前学者关于社会思想源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预设。
那么，程氏是如何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他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领域包括历史上一切之记载之材料，以及相关之风俗、遗传、歌谣、谚语等等，然则最大之成分则出于大思想家之著作（程伯群，1937）。所以，程氏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学派和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为分析对象，从老庄、孔墨，一直到孙中山，分条列项，归纳出一个以“进步”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思想谱系。因为这个谱系是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的，所以呈献出一种“历史”的脉络。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近发展
从五十年代起，由于社会学学科在大陆被取消，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就中断了近30年。这一时期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因为没有人为中断社会思想史研究，连续出版了几部《中国社会思想史》同名专著。[⑨]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才重新开始。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与不断探索，一批论文和研究著作问世。[⑩]其中，
王处辉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与专业术语，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方面入手，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的认识、观念与规划，并作出独具特色的理论诠释。作者发掘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理论视角，不仅呼应了社会学研究的元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切实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建构起一个以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的逻辑体系，再次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重心落实在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范畴中。他的这种研究理路，主要基于对“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科学界定。
通过考察前辈学者对社会思想的定义，并借鉴各种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王处辉指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这个定义严格界定了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象，在社会思想史与其它思想史研究之间划出了具体的边界，从而使社会思想研究具备了切实独立的自性，并且论证了社会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进而使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归属。在科学界定“社会思想”的基础上，作者又引申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王处辉，2000：426）从这个定义中可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三个彼此关联的方面，即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
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是精英思想家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观念、主张和设计。这种研究内容和视角的选取，不仅仅由于研究所需文献和资料多寡的问题，而且也在于从古至今思想与社会互动的问题。古代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主要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他们的思考也习惯性地专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以维护社会秩序，最终达成一种理想社会。而当代社会学学者开展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强调立足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构成，也必然要为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运行寻找来自历史的经验与智慧，因此，必须兼顾历史传统经验和现实社会要求，立足社会秩序、社会运行方面的探索和考掘。
二、社会运行与治乱盛衰：社会思想的本土视野
以上，我们梳理了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回顾了几代学者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如果说现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遵从社会思想的视域和轨迹，致力于在社会学理论中选择关键词，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对中国典籍文化的归纳、总结和解读，确立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基本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则希望在承继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作出进一步探索。
（一）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共鸣
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思想研究，只有真正用社会学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分析评价，才能深具社会学的意味，具备自身发现问题的独特视角（刘集林，2004：230）。因此，我们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解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入手，试图开拓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我们所言的新视野，不是一个新领域，而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补充延伸，对前人理论范式的具体深化，进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步入新的境界。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探索轨道上，既领略了旧风景，也拓展了新思路。因而，所谓的新视野，是在继承发扬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双向建构。之所以倾向于双向建构的立场，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理论的关注视野及传统社会现实决定的历代学者的思维半径。
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把“社会学”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他在该书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严复，1981）在严复看来，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严复如此界定社会学，既符合孔德、斯宾塞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又切合历代思想家对社会秩序的思考，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有机融合的创造性开端。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也在积极探讨社会学的本质内涵，也在努力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通过综合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状况，尤其是建国以来的社会现实，并借鉴严复关于社会学的界定，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理论。该理论的基本命题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个观点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的凝练概括，也与社会学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
而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构成部分，一方面，其涵盖范围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事实及相关观念、信仰和主张等，另一方面，其理论视野不能偏离经典社会学的关注视域。由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社会学的理论视域来认知中国传统社会，为解释当下的社会问题提供经验和支持。所以，郑杭生提出，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和实践，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的一条主导线索。（郑杭生，1999）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者的回应和支持，有学者主张，社会思想研究的目标应是实现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运行（刘集林，2004，229）。
（二）去乱求治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终极关怀
治乱交替、盛衰更迭，是传统社会的一种运行常态。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亡就是一种交替进行的周期性循环。从夏商周三代直到明清，乃至民国现代，除了昙花一现又被不断放大的光荣岁月，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之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并非大乱，但战争、动乱却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相对承平时代，也常常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历代思想家对王朝的盛衰、社会的治乱充满兴趣，也充满困惑。兴趣，来自时代的要求与个人使命感；而困惑则是对治乱盛衰频繁交替的焦虑，是对如何由乱入治、如何长盛不衰的忧虑。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乱世或末世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恶政，即帝王骄奢、官吏贪腐，这是乱世的典型特征，也是王朝覆亡的直接原因；二是灾异，即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涝，在古人看来，这些灾异现象是来自上天的警示，也是乱世的预兆；三是兵匪，战乱、战争不仅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消耗，而且不管是正规的官兵，还是造反的匪兵，常常祸害人民，扰乱社会秩序；四是伦理道德沦丧、社会风气颓唐也被视作乱世或末世的表现。因此，作为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国家盛衰、社会治乱是古今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思考重心。那么，社会治乱交替、王朝兴替更迭、国家盛衰循环的根源是什么呢？如何才能避免衰乱而长保治康呢？
春秋时期的鲁国大臣臧文仲曾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战国时期的墨子也说：“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墨子·非命中》)由此可见，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认为，治乱盛衰的关键是“上”，也就是君主的个人德行与施政方式。东汉王符认为虽然国家治乱的关键是法令，但法令发挥效力的根本仍旧决定于帝王的态度，他说：“且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无常行，法无常驰。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驰。”（《潜夫论·述赦》）北宋程颐、程颢也认同治乱交替是社会历史的常规，但他们的切身体会是，国家盛衰的根本乃是官员的道德人格：“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因此，从这些观点、主张来看，不论是君主的修养、官员的素质，社会治乱的关键是人，大约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被称为“人治”的原因所在。
然而，王朝兴替、国家盛衰，其原因和表现常常相当复杂。有的朝代虽然君主暗昧、臣僚疲弱，却没有马上就倾覆灭亡；有的朝代尽
因此，求治去乱是古今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的终极关怀：生在乱世，他们企盼治世，积极探索抑止动乱、达成社会协调运行与稳定秩序的有效途径；生在承平之世，他们又积极反思前代的盛衰治乱，吸取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调整施政方略，改革社会制度，以避免陷入乱世。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其议“道”论“政”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他们对天、地、人的理性思考，内在地隐含着对社会治乱、国家盛衰的考察。他们从宇宙天道的想象中立论，重点探讨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最后都会落实到社会和谐运行与社会稳定秩序之上，实现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与社会运行秩序的有机整合。总之，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或乱世给人民的苦难和危害，等等（郑杭生，1999）。
传统社会精英对治乱盛衰的理性思考，主要发生在三种社会历史情境中：一种是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新王朝在旧王朝的废墟上立足，常常要对前朝的兴亡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免新朝重蹈旧辙；一种是在社会相对承平时期，一些革新人士居安思危，满怀忧患，为了消除潜在的社会矛盾，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以寻求社会和谐运行、国家治康不衰，以超前的智能，为太平兴盛规划一个永恒的秩序；一种是身处乱世，面对社会的动荡，一些敏锐的社会精英和知识人，为了消除战乱达成安康，他们想象曾经在过去存在的美好世道，作为当下社会现实的镜像，希图借鉴黄金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安排乱世走向秩序。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他们对历代王朝治乱盛衰的理性思考，与寻求国家治康以避免社会动荡的实践，大体可以涵盖在以上三种社会历史情境中。
（三）治乱盛衰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共契
当前，学术界对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注重史事的阐述，史学研究者一般偏重于此。如周远廉主编的《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即是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专题通史。全书以人物活动为线索，通过叙述各个王朝兴亡的基本情况，阐明原因特点，探讨经验教训，总结王朝兴衰更迭的规律（周远廉，1996）。另外，刘泽华、刘敏合著的《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虽然命名“史论”，但实际上仍以叙事为主，兼发议论，是以今人的视角俯瞰历代王朝的兴替轨迹，以今人的智能，揭密古代王朝的盛衰之因（刘泽华、刘敏，1998）。
另一种思路是注重思想的阐发，社会学研究者多侧重于此，特别是郑杭生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如他与郭星华的《荀子社会治乱思想探析》一文指出，荀子融会百家之说，形成独特的社会治乱思想。在荀子看来，社会治乱的根本不是决定于天命，而是决定于人性。人性本恶，只有通过严厉的刑罚控制手段，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而通过规划社会成员的地位与等级，才能建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的社会秩序（郑杭生、郭星华，1994）。又如他与陈劲松的《道学精神与君主秩序》一文认为，道学思想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涉及道学的社会运行和社会秩序观，道学精神的最本质特征是以“天秩”为基础构造“人秩”，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人道应效法天道，社会生活中应贯彻“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郑杭生、陈劲松，1996）。
历史学者注重事件陈述的“兴亡史”，通过叙述历代王朝治乱成败的史事，意在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提供一面历史变迁的镜子供后人垂鉴。至于后人如何借鉴，则不是这种历史叙述的思考重点。社会学者以治乱盛衰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社会思想发掘，不再以陈述史事为重心，而把史事作为历代学者阐述思想的一种背景和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将史事从个别的事件提升为普遍的意义，揭示那些依托史事而生发的思想、观念、主张所蕴含的普遍真理，引导后人在垂鉴之后，应从历史之镜中体会到去乱求治必须的行动理念与智慧。二程曰：“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正是治社会学、治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必由之路。这种发掘社会思想的理路，不仅使思想观念有社会治乱盛衰的具体历史现实作为依托，而且也能够有效地统筹精英思想家、政治家对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思考。
因此，我们将立足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运行现实，强调“回到过去”，回到传统社会或治或乱的具体情境，以及历代学者求治去乱的理性思考和实践；从思想家们对天道—人性—社会等问题的思考，以及那些引发他们进行思考的思想背景、社会事实，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进行社会思想史的考察。以历代王朝的治乱盛衰为主题，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以朝代更替与改革变法为社会历史背景，能够有效地进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探索研究。因为，无论是反思，还是改革变法、拨乱反正，实际上都在强调秩序重建，通过调整治国牧民的方式与策略，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立足理论与关注实践：社会思想的诠释原则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普适性的、概括性的认知结构，对于我们认识具体的社会现象，具有经验支持和工具分析的功能。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强调运用社会学的理念和术语，特别是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治乱盛衰的基本范式。那么，在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社会学理论？这是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深入探索的课题。
(一)理论原则与研究意识的内在生成
社会学是纯粹的西方学术产物，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被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引入中国，企图以此为当时的救亡图存提供文化动力与智力支持。但是在欧美文化中成长的社会学理论，在中国文化中并不能如鱼得水，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先驱的深刻体会，所以他们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
孙本文曾大力提倡社会学的中国化，1931年2月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他在演讲中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概念，主张采用欧美社会学的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社会学。（孙本文，1932：19）在此后出版的《社会学原理》、《当代中国社会学》等论著中，孙本文一再提倡社会学的中国化，也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可见，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举措之一，就是进行“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而“中国社会思想”一词中“社会”的实质就是社会学及其圈定的视野，即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们力图通过对中国古典的思想、观念进行社会学角度的解读，以建构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学理论。
因此，从学科设置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不是一般理解意义上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思想和观念，而在于“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和观念，即在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必须运用社会学理论，或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11]这个学科设置的先在背景，有意或无意地规定了以治乱盛衰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研究，要以社会学理论作为阐释的工具和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就是社会学理论视野中展开的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开发，特别是应用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的分析范式，将古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那些片断的、零散的感悟，整合在社会的协调与和谐运行的理论框架中，通过思路的梳理和理念的阐释，构建起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关于社会动态平衡与秩序稳定的概念性图景。
当然，传统社会的学者和思想家并没有使用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等社会学概念，这是现代研究者归纳概括的研究视角，但是并不表示古代思想家没有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意识。运行与秩序是社会系统结构包含的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彼此关联，相辅相成：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社会结构，是社会运行；从静态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则是社会秩序。运行，内在地指向秩序；而秩序，又确保运行的方向。正是在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等问题上，确立起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理论共识，也正是在社会学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追寻中国社会自性的实践过程中，突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特色。
不过，如何运用社会学理论或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才是合理可行的？有不少研究者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常常把理论作为论述的语言写出来，甚至干脆就把理论摘抄一段，然后引用一段资料文献，再对资料作出解读与分析，竭力在理论与资料之间建立一个对应关系。这种论证方式不仅显得机械生硬，而且是以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印证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有效性，这和我们解释文献意涵、呈现资料内涵的根本目标，反而颠倒了主次关系。诚如有学者指出，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沿着西方理论裁剪中国本土思想的路径展开，是西方理论对本土思想的支配。这种支配关系使本土思想在适应外来理论逻辑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田毅鹏、陈宁，2008）。
我们以为，因为社会学理论能够有效提供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问题意识与诠释视角，而经过社会学理论检视的本土问题，能够有效呈现其本质、结构方面的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才能与社会学的理念和术语有效契合，所以不一定非要把理论一一罗列出来，也不必把建立理论与资料之间互诠关系的任务留给阅读者，而应该把理论化为研究者的研究意识，使其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幕后操控者，指导着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诠释和对思想事件的分析。
（二）运行理论与社会思想的双向建构
应用社会运行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使其呈现出社会思想的独特意味，这种诠释的可能性前提是：社会运行论是已知具体的理论工具，而社会思想是混沌未凿的理论空间，借助已知的具体知识框架，来分析诠释混沌未凿的论域，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社会思想论域也逐步清晰具体化，从而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具有同一性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使社会运行理论成为社会思想的内在架构，使社会思想成为社会运行理论的实在内容，社会思想与社会运行理论最终合二为一。
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社会思想这个混沌空间涵盖的范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因此，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视角，来分析诠释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有关治乱盛衰的内容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的理论框架中，进而使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混沌空间，在结构上清晰起来——建构起与社会运行理论同一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具体起来——历代思想家关于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思考和实践。最终，社会运行理论与有关治乱盛衰内容的有机融汇，在结构与内容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呈现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新视野。
我们以具体的研究案例，来简要说明如何应用社会运行理论开拓诠释中国社会思想的新视野。例如，当前学术界对于战国时期墨家思想的研究，大多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即把墨家学说划分为不同思想类型，包括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军事思想、科技思想、管理思想、逻辑思想，等等。[12]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墨子思想的陈述性总结，以相关学科的现成概念作为标尺，从墨家学说中辨认寻绎与这些概念类似、相似甚至只是神似的内容，冠名为墨子的某某思想，好像墨子早就阐述过现代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命题了。
当然，以现代的知识类比过去的思想并由此了解过去，这种辨认寻绎和类比命名未尝不是一个有效选择。但是，对于社会思想研究来说，辨认寻绎、类比命名并没有完成任务。社会思想研究不仅仅是辨认寻绎文本在说什么，而且要发现文本背后蕴含的言外之意，即探究作者通过文本要表达的意图或终极关怀，解答阅读者了解过去以解释当下的先验诉求如何在文本中获得回应。我们认为，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或命题，辨认寻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类似内容，只是提供了沟通古今的初步可能性。更为重要的工作，是运用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范式，去诠释传统学者的思想学说，既使其呈现出符合现代认知习惯的特质，又不致误读原有的意涵，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沟通传统与现代。
由此，对墨家学说进行社会思想的考掘与诠释，不是以一个现成的社会思想范畴在墨家学说中辨认寻绎，而是运用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社会学之社会运行理论，来认识墨家学说的意涵特征，揭示墨家借此表达的终极关怀，发现解答当下社会问题的经验和智慧。社会运行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个社会子系统、不同社会要素发挥各自的功能，只有各个社会要素、不同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协调互补，才能使社会在动态运行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理论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出发，重点关注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存在和能动状态，最终经由这些个别性再回归社会系统整体性的存在和能动状态。这是社会运行理论直观具体的知识框架和理论范式。我们以社会运行理论考量墨子学说，就是以社会运行理论的范式整合转换墨子学说，使那些感悟的、零散的、片段的内容具体化、清晰化，有机镶嵌在社会运行理论的框架中，如此，墨家学说的某些内容与社会运行理论的融汇，就呈现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面貌。
首先，综观墨家学说的内在理路，可以确定去乱求治是墨子的终极关怀，其全部思想围绕社会秩序展开。而经由社会运行理论而具体化的社会思想，其终极关怀也是社会的秩序与运行。因此，在宏观层面的根本目的方面，墨家学说与社会运行理论具有同一性。其次，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所以社会运行操作化为对个别子系统、具体要素的分析考察。而墨家学说对社会秩序与运行的关怀，也不是一个直觉的要求或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深入考察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和不同社会矛盾提出相应的解答方案。如墨家要求敬畏天意鬼神，以此控制人们的越轨行为，为人们认同秩序提供不言而喻的价值依据；提倡兼爱，以抑制人际、家国间的攻伐，形成横向和谐秩序；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以避免各行其是而政出多门，形成纵向和谐秩序；提倡勤俭节用，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为人们遵从社会秩序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由此，从整体性秩序考量操作化为具体社会问题的解答，社会运行理念与墨家学说达成同一性。其三，社会运行理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最终目的是考量社会有机整体的秩序与运行。而墨家通过解答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也就由局部的秩序化拓展为整体的秩序化，最终整合为宏观层面的良性运行。所以，回归社会有机整体的秩序与运行方面，社会运行理论与墨家学说形成同一性。
应用社会运行理论进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开发，大致先以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框架、理论范式，初步在整体上考量墨家学说的内在理路，考察二者之间可能的同一性；接着，遵从社会运行理论的理论原则和话语规则，解析墨家学说的核心要素，以全面呈现这些要素蕴含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诉求。这部分是整个诠释流程的主体，在解析过程中，除了如一般思想史研究可能应用陈述评议、训诂申说等传统方法，也可能运用辨认寻绎、类比命名等现代方法，但社会思想研究除了呈现文本的意义，还要借助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通过对文本意义的发现、阐明和译解，把过去世界存在的意义转换到现在的世界之中，最终达成文本、作者、阅读者共同的意义体验。最后，还要综合考量这些不同要素的共同指向，发现它们共同的终极关怀，这也是其他墨学研究不太关心的地方。
以上，我们以墨家学说为研究案例，阐释了应用社会运行理论进行社会思想开发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和思路只是方法论层面的抽象原则或运思路径。实际上，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方法可以是多元的，思路可以是多维的，并不表示任何研究必然严格遵照这种程式。
（三）中国社会思想必须立足当下现实
俄国思想家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时曾说：“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列宁，1995：44）郑杭生也指出，中国社会学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郑杭生，1999）。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要把中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客观现实，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实际上，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在引进社会学这一学说之时，就表现出强烈的应用性和现实性。因而，我们必须回到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之时的社会现实，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立足当下的应用性特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外患内乱层出不穷，甚至一度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为了挽救衰势、整顿乱世，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寻求经世济民的良方：有主张引进欧美工业技术者，有主张仿效欧美政治体制者，也有主张学习西方社会文化者。正是在救国、救亡的根本目标之下，社会学被引进中国。社会学不仅用于确切“描写”中国社会的现实，更在于针对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或策略。因此，社会学在进入中国之初，就肩负着强烈的现实性关怀的使命。严复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的理念、语词来再造社会学，就是力图使社会学与本土的社会现实有效对接，使社会学能够切实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他说：“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指正德、利用、厚生）之事操其本耳。”（严复，1981）又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严复，1996：20）群学（社会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故社会学被视为治国宝典。前引《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关系》一文提到，清末民初的学者，“凡欲研求人类治术者，无不以社会学为依归”（佚名，1912）。这些情形一再充分体现了社会学具有的现实性关怀。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基础组成部分，其使命与中国社会学一脉相承，也要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必须立足当下的社会现实。诚如王处辉所言：“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就不能忽视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想之精华。如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不能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果我们要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就不能忽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如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就不能不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王处辉，2000）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虽然新型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逐步形成，但传统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对当代社会仍旧具有深刻的影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完全断裂，二者之间仍有微妙的传承和延续。诚如余英时所言，现代乃是“传统”的“现代化”，不但“传统”中包涵“现代”的因子，而且“现代化”中还有从“传统”移形换步而来的内容（余英时，2004：9）。
当前，我国社会虽然不是“乱世”，但也算不上“治世”，一系列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安定团结与和谐发展。其中，有些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曾是困扰历代王朝的顽疾：如官员贪腐、贫富对立、司法不公、诚信缺失等。这些老问题，正以新形式，再次破坏着当代社会的秩序和运行。因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就要着眼于当代社会问题，从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出发。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发掘，研究内容虽然存在于“过去”，但是却不是对传统进行漫无目的的翻检，也不是对过去进行不着边际的考索，而是针对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揭示当代社会生活的内在走向，揭示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借鉴古人的宝贵经验，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理顺矛盾，化解矛盾，为当前的社会建设提供来自传统文化的精神动力和智能支持，使其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中国社会思想必须回归历史情境
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的社会思想开发，不仅是由古代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的过程，而且也是传统思考方式向现代思考方式的转换。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并不只是重述古人记录在案的观点，也不仅是描绘古人日用而不知的观念，而是对那些观念、观点进行解释再发现的过程，解释就是为了沟通传统与现代，进而建构中国社会思想的内在理路和联系（胡翼鹏，2004：68）。
中国古代典籍本身并没有“思想”之类的概念或命题，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思想。我们所言的传统社会思想，源于研究者按照既有的理论预设，从资料文献中有意识地选择采用，在分析解读的基础上进行追溯性命名的结果。所以，就必须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虚拟结构，运用其相应的模式、过程、因果关系、互动系统之类的解释工具，将古典文献资料中那些零散的思想感悟、片断的观念描述等，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做出有效合理的解释。
虽然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但是传统社会的人们与现代社会的人们，对治乱盛衰和社会运行、社会秩序的理解感受、认知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西方社会学理论有普适性的一面，但是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话语范式，因而生活在中国独特文化氛围中的历代学者与成长于现代西方社会背景、话语范式中的社会学，在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此，我们承诺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社会学的话语范式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就出现了双重隔膜：现代的眼光，考量过去的思想；源自西方的理念，检阅中国的资料。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的叠加，更加深了这种隔膜。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偶尔会看到以下命题，如：“孔子的社会学思想”，“孔子与孟子的社会学思想”，“荀子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等等。[13]毫无疑问，孔、孟、荀的思想学说与社会学是两种性质大不相同的存在，这些命题当然不能成立。[14]但是，这些命题的背后，却是一种真实的困窘处境和无奈心情。自清末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知识和理论被奉为圭臬，学人的学术思维和研究行动也被欧美话语体系绑架，离开西方社科的范式、概念、范畴，似乎就无法表达，也无从表达。所以，即使学者们意识到所谓的“孔孟荀社会学思想”这种命题捍格难通，但为了向西方社会科学靠拢，为了表示研究内容新潮、方法前沿，他们别无选择。因而这些命题反映了被迫融入西方社科话语系统的无奈心情，却又没有找到恰切途径的困窘处境。
但是，命名的失当，表明诠释的思路不当。因此，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如果在解读典籍材料时，仅仅就字面意思来理解治乱盛衰的话，可能会误读、误解思想家们的原意，甚至会把现代社会产生的思想观念强加于古人，造成脱离实际的过度诠释。故而，如果误读了传统，就不能有效地正确认识现代，也就不能正确认识现代的社会问题。这样一来，传统与现代之间就被误读造成人为的断裂，现代也就无从在传统找到依据，也就无从应用传统的经验与智能。
诚如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斯金纳，2005：77）也就是说，任何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在社会情境、社会心态和社会变迁中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表达，注重思想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知识背景，探讨思想家们的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李宏图，2006）。因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回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们对治乱盛衰的表述中去，关注他们如何表述求治去乱的终极关怀，追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来表述，探讨造成思想家们选择这种表述的因素是什么。由此，要切实保持“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性，必须在考掘社会思想的同时，要充分注重思想观念生发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以凸显历代求治去乱之社会思想的现实感，要综合阐述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把握，并逻辑呈现他们求治去乱的方略和实践，以及通过这种方略和实践期待得到的理想效果，即社会理想。
因此，我们强调回到古代学者思考治乱盛衰的具体历史社会情境，对过去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即基于古人的价值立场，古人的思考范围，古人的认知角度，对他们的思考、思想作出诠释。回到过去，就是在诠释、分析的过程中，要注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注意西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差异。具有强烈现代性的内容，不可强行赋予传统社会，否则因过度诠释而失真，结果既不能了解过去，也无法解释现在。
四、小 结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构成部分，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实践途径。社会运行理论是基于社会学的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元问题，综合考察古今社会治乱盛衰的现实，而建构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形成内在的同一关系。这种同一关系，再次表明“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这一对现代和传统关系新认识的重要。
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宗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当下现实，并回归传统情境。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不是以现成的、先验的尺度在资料文献中辨认寻绎社会思想，而是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秩序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因此，我们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以治乱盛衰为探索对象，通过意义的发现、阐释、转换，整合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同一性，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开创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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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郑杭生（1936— ），浙江杭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主任；胡翼鹏（1975— ），内蒙古察右中旗人，社会学博士，从事理论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②]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其《社会学是什么?》一书中提出，确定社会学研究内容的三条有效途径：第一是历史的途径，即我们通过对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研究，寻找社会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最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即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第二是经验的途径，即当代社会学家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会将这些社会现象纳入到他们的研究中去，而不是那些；第三是分析的途径，即根据前代与当代社会学家的研究，运用自己的分析判断（英克尔斯，1981）。这种追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的思路，也适用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考察与理解。
[③]由原著作者“第一版序”可知，该书完成于1921年之前（Emory S. Bogardus, 1928）。这部著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对我国的社会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钟兆麟译本外，还有两种中译本：一为吴霆锐译（作者名译为鲍嘉图，上海作者书社，1933年出版）；一为徐卓英、顾润卿译（作者名译为鲍茄德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各译本关于“社会思想”定义的表述虽有差异，但基本涵义相同。
[④] 有学者认为，随着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才有学者偶尔提及社会思想，人们开始认识到，既然社会史研究十分重要，那么社会思想就应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晁福林，2007：8）。言下之意，“社会思想”夤缘社会史研究才获得了准生证和合法性。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由波格达斯《社会思想史》可知：一方面，社会思想作为一种学术对象，不是“近年”的事情，而最起码有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社会思想作为一种学科分支，不是依附于社会史而生存，而是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⑤] 前者收入日本新潮社1921年出版的《社会问题讲座》第1卷（王处辉，2000：3）。关于后者，在日本成田山仏教図書館网站（http://naritasanlib.jp）查询到此信息：“近世社会思想史.波多野鼎著.表现社.1923.”表明该书最晚在1923年出版，但最初出版年份暂时无法确证。该书于1928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了中译本。
[⑥] 如小泉信三的《近世社会思想史纲》（张资平译，上海：大东书局，1931），山内房吉的《社会思想解说》（熊得山译，上海：昆仑书店，1929），平林初之辅的《近代社会思想史要》（施复亮、钟复光译，上海：大江书铺，1929）与《近代社会思想史》（许亦非译，上海：中华书局，1931），社会思想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岛中雄三与山内房吉合著的《社会思想史》明确指出：“本书所研究的是从古至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历史。”（王处辉，2000：4。）值得注意的是田制佐重的《社会思想概论》，著者认为社会思想包含两重内涵：一是对社会生活作出说明的社会理论，一是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理想。而当时与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想主要是社会主义，所以作者的“概论”围绕社会主义展开（田制佐重，1928）。
[⑦] 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作者的《中国社会思想概观》，该著与其《中国社会思想史》内容大同小异，算不上新作品。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郭氏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重复了施存统于1924年间编写的《社会思想史》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内容。
[⑧] 程氏以历史法作为厘定社会学与社会思想隶属关系的依据，虽然失之简单，但也表明，其时的学者已有一种学术自觉，即必须对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关系作出理论诠释，进而明确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合法性。
[⑨] 主要有曾松友（其《社会思想史》下编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杨孝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杨懋春（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张承汉（台北：三民书局，1986、1994）。
[⑩] 王处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2000）；陈定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吴根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王处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谢遐龄（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另外，孟天运的《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万江红的《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是与以上成果类同的著作。
[11] 杨懋春认为，社会思想指个人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中所有社会活动的思考、评判和意见、建议。其中的“社会”一词，不是指由人群构成的那个社会，而是指构成社会的那群人的人际关系（杨懋春，1986）。可见，杨氏对“社会”一词的所指进行界定和条析，也在于展现社会思想的社会学属性和特质。
[12] 如徐希燕：《墨学研究——墨子学说的现代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苏凤婕、程梅花：《平民理想——墨子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胡子宗、李权兴等：《墨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戚文、李广星等：《墨子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这是近年来出版的几部墨家研究著作，虽然各著的研究视角不同，涵盖范围有异，但有关墨家的“思想”方面，思路基本相同，就是以预设的学科分类视角，从中采撷与之类似相应的内容，从而把墨子的学说划分为不同类型，冠名某某思想。不同之处，只是有的著者划分粗略，涉及类型少一些，有的著者则划分细致，涉及类型多一些而已。
[13] 具体内容参见以下论文，康明轩：《孔子的社会学思想当议》（载《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3期）；李维法：《孔子社会学思想探析》（载《理论导刊》，1993年2期）；阎乃胜：《荀子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探析》（载《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1期）；付林威：《浅析孔子与孟子的社会学思想的异同》（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2期）。
[14] 据费孝通回忆，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拉-布朗在燕京大学讲学时就说过，荀子发明了社会学，比孔德、斯宾塞要早二千多年（费孝通，1994）。另外，谢遐龄也认为，荀子的许多论述都与现代社会学相契合，故荀学可称为儒家的社会学（谢遐龄，1997）。不过，即使这些学者把荀子当作社会学的大师，但这最多只是类比性的推论，我们并不能就此真的在荀子学说中发现社会学。
原载：《学海》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