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关系”的盛行，不能仅仅局限于作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应该坚持反思性研究的立场，发扬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探索中国传统社会资本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社会资本 关系 关系社会学 反思性研究
近几十年来，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全球化的公共词汇，社会资本理论也成为具有跨学科影响的思潮之一。
一、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兴起的背景
“资本”概念由经济资本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演化与发展，以及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反映，是适应现时代紧迫需要产物。
社会现代化转型，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遭受冲击，尤其是传统社会的家庭、社区及其传统价值观，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现代化浪潮的无情侵蚀，维系人们亲密关系和认同的纽带趋向断裂。马克思、孔德、韦伯、迪尔凯姆等社会科学家，早在在一百多年前就探索这些人类困境（尽管他们并没有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们也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异化，即市场经济中的交换价值超过经济层面而无限扩张，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领域，企图把所有社会关系物化，使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
“社会资本”概念无疑有忽略人及其社会关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过分强调社会关系的经济功能之嫌。不过，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概念一样，社会资本也有投入-产出分析的特征，这一概念的价值也在于它表明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是可以有意识的去投资和建设。尤其对现代化转型对社会资本带来冲击和破坏，可以有意识地去加以重建。
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建立在其市场发育完善、制度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其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运用,相对来说是以不与现存制度相抵触、不损坏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的，以普遍信任等公民精神为主要方面社会资本，为多元社会提供了秩序和整合的基础，有助于促进政府的民主和效率，并推动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因此社会资本被寄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理的厚望。
与西方社会不同，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社会来说，在社会资本方面一般都面临多重困境，其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得家庭、社区等传统社会资本遭受侵蚀；其二，市场、法律等制度性社会资本尚未建立或健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其三，在制度化缺乏的情况，“拉关系”等非制度化运作，成为获取资源和减弱不确定性的重要选择，国家与政府垄断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情况，也往往使得政府部门与官员的腐败与寻租成为常态，促使人们陷入“非生产性努力”的恶性循环。因此，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社会资本往往被看作是个体由以获取资源的“关系”，社会资本研究也重点关注的是非正式制度性的社会资本。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关系”：原因及其影响
关于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性质及其盛行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社会，即使经历了近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关系仍然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支配性仍然存在，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伦理社会。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①]梁漱溟和林语堂等学者的分析都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生活，与中国重视家庭制度安排的社会结构有重要关系。由儒家文化和社会等级观念支配的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维持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中国社会被切成小的家庭单位，在家庭之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联系。家庭制度也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中裙带关系和社会腐败的流行，“缺乏社会纪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比如它通过裙带关系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失去功能”，而政治上的腐败，又会“促使着个人为生计不得不拼死争夺”而不具备社会意识 [②]。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社会结构是按亲属关系的远近扩展的亲属关系网，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泛化。在西方团体格局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中国的差序格局里人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③]金耀基分析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特殊主义”和“关系”取向上的。中国人富于人情味、欠缺公德心的这种性格，是由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等因素而造成的。中国是家族本位的社会，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初级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基于身份的，亦即特殊取向的，这种关系与心态可一层一层地向外推，但人际之关系总是特殊的，即使无血缘或亲属关连者，也可以亲属身份类之。凡中国人活动范围接触所及，都会不知不觉间以“亲人”相待，而显出殷勤与关怀，乃充满一片人情味。可是，在一个人亲属或拟亲属关系圈之外的人即属“外人”，外人则人际关系中断，而不免显出无情。 [④]
有分析认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人情、面子和关系的社会行为，是中华文化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反映，也是中国人社会行为中万变不离其宗的“基型”。 [⑤]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中“关系”的流行是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转型，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从神圣到世俗、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初级群体到次级群体、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从关系到成就、从普化到专门的转变过程。
对于“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盛行及其原因，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做过分析，他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现象。他认为，即使是英国，在由农村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之中，获取职位和牟利也有凭借关系、走后门的现象，甚至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经营某种事业，以后却又授权，某某私人可以例外，这样无异于颁发专利的特权。中国现在关系占重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在经历全面改造，“立法工作还没有完全赶上社会的行动”，“或者社会虽已改造，也并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旧习惯的趋向”。就与关系运作相关的腐败问题而言，中国人之所谓贪污，并不是西方所谓corruption，后者是一个原本健全体制中的违法现象。中国乃是因为“组织不健全，社会所具备的功能尚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⑥]。
在社会利益大调整的社会转型期，努力创建和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关系”化运作的动因是利益驱动和制度的缺失。当社会缺乏制度化的正规路径，人们难以通过正常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获取机会和资源时，就只能借助于“关系”途径来获取；或者即使有相关的制度与规则，但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与执行，而是通过非正式的关系运作或“潜规则”加以变通，使得即使如司法也要借助于“关系”而执行。
中国的“关系”这种特殊的社会资本，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有助于增强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个人或组织的社会交易成本。但从大量的事例和调查情况来看，“关系”运作对社会良性运行产生的负面和阻碍作用更大。走后门、任人唯亲、官商勾结、有法不依、拉帮结派、徇私舞弊等，说到底都与“关系”运作密切相关。可以说，这种工具性的关系资本，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社会资本。人们对“关系资本”的过分依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高额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交易成本增加。社会中正式规则的缺乏或对正式规则的不遵守，客观上也造成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组织或成员把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拉关系”等“非生产性努力”上，从而造成对人力等资源的浪费，降低社会效率。
中国社会当前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社会规则的不公平或对规则的破坏，由此导致的社会结果上的不公平，也是引发社会不满和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根源，这又进一步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和社会活力，社会整体效率必然降低，这种状况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关系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关系”运作和关系主义，在本质上是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这对中国社会实现法制化、理性化和现代化来说是一种制约因素。从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需要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直面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探索如何改造“关系”等传统性社会资本，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通过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
关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性质的这一判断，在华人世界似乎已达成共识，这个判断也成为确立大陆社会调查理论前提的基本出发点（刘少杰，2000）。在中国社会资本研究中，许多研究者直接将“社会资本”视作非正式的关系，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相混同，致力于用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分析诸如社会网络在找工作中的作用、“宴请”、“拜年网”等主题。作为中国“关系”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是“关系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于2009年10月在西安召开。在会上，
问题是，从已有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来看，大多只是借助技术化的手段对社会网络和“关系”问题作精确测量和解释，这种研究偏好，使得研究者忽略了学术应为社会和人类解决问题，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关怀。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工具化的倾向，学术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作技术性的描述和理论分析上，应该坚持一种反思性研究的立场，保持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
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研究立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试图从欧洲人在宗教态度等文化层面的转变上，为资本主义最先在西方，而不是世界的其他地区萌芽和发展这一现象寻找一套合理的解释。韦伯认为，基督新教的制欲主义伦理及其教徒的“目的理性”行动，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发展，以及公共行政上的科层化合法律制度的理性化，在西方组合成优势的“现代”文化。至少在西方人看来，这个发展方向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效准”的含义。为何只在欧洲产生“现代”因子？韦伯的研究使得当时驱动欧洲向前的动力能够既在“个人”，亦在“组织”的层次显现出来。韦伯从历史文献中去“重建”了基督新教徒团体曾扮演过的角色。 [⑧]以“理性化”过程为主轴，韦伯又用十年的功夫，研究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代犹太教，以充分证明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韦伯虽然强调要坚持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但实际上他是以“欧洲现代文化之子”的身份，来为西方的合理化做理论辩护，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韦伯思想对西方人（以及东方人）的“启蒙”作用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是不容置疑的。
反思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关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判断，其误区在于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稳定不变性。实际上，“文化是一个不断使人们适应环境的过程，而环境也要求人们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做出回应” [⑨]。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不可能稳固不变。
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盛行，除了与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外，与“关系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中国社会的“关系”性质与“关系”运作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这些研究成果使得人们认为“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如不努力编制关系网络，便难以有在社会中有立足之地或出头之日。裙带关系、腐败关系网也由此被视为中国本土特色而得以合理化地存在。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机制在其中发挥到极致。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中国对世界影响的扩大，“关系”一词也进入了国际商界、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体系，有关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关系”一词更成为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关于中国社会“关系”研究的成果，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社会的途径之一，对中国社会的“关系”印象，也成为社会交往中“情境定义”的基础，因此，“洋贿赂”也在中国大行其道，由近年来的一些曝光案件中可见一斑。
反思性研究的立场，无论是对于文化因素的“关系”，还是对于转型因素的“关系”，都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其负面影响，乃至有意识地加以克服。反思性研究的立场，也必将引导研究者去关注那些推进制度化和普遍主义原则的因素，包括那些排斥“关系”、坚持理性化和普遍主义的社会群体及其价值观，从而引领社会风尚。
四、中国现代社会资本的建构
中国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传统性社会资本并不缺乏，关键在于如何使其向现代公民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变，完成帕森斯现代化模式变项中从“特殊”取向到“普遍取向”的转变。中国正在经历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民营化和伴随跨国公司所导入的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与运行规则，已在削弱“关系”纽带。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资源已不再完全受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陌生人建立公平性的工具性关系。社会的组织化和法制化等制度化建设，普遍主义的原则逐步得到确立，公平正义的理念也在逐步深入人心。互联网群体的兴起，也使得腐败等关系化运作的方式和空间受到一定的制约。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在中国社会仅靠建立法律和正式制度结构不足以割断“关系”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一个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保持其合法私人利益的同时，将基于“关系”的合作伙伴转入公共领域，只要他们不违反社会的正式制度和规范。 [⑩]
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政府和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经常会通过改变和重塑社会价值观念的方式来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与质量。国家和政府权力在培育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激励，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冲突和矛盾，消除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党和政府在创建社会资本中有着重要作用。党和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化主体强化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以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贯彻执行的科学发展观战略，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对于形成现代性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是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这对于社会资本建设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这些重大举措，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将大大推动传统社会资本的转型的和现代社会资本的发育。
通过制度和法制建设，对权力和私欲的制度约束，是根除当前我国关系性腐败的关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规则加以支持，只有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才能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致力于生产性努力，才能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②]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90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28页。
[④]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⑤]黄光国：《自序：探索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载黄光国等主编：《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⑥]黄仁宇：《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2001，第1-2、38页。
[⑦]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中国西部研究计划》，《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典礼暨“关系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2009年10月。
[⑧]顾中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⑨]（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⑩] （韩）朴雨淳：《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兼论能否增进“关系”的公共性？》，《学海》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