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全球性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分析其功能和如何测量等方面，而忽视对各种社会资本及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分析，而只有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如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及其机制，才能为在实践中培育、维持或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关 键 词 社会资本 社会互动 社会转型 第三部门 国家
近十几年来，社会资本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公共词汇，尽管社会资本在概念上还很混乱，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但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已使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具有跨学科影响的思潮之一。
对于“社会资本”概念，尚没有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从其基本内涵看，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主要集中于对其后果（或功能）及其如何测量的探讨上，而对于各种社会资本及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则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而只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才能为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创建、培养、维持和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当然，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类型，如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以家庭、社区等为形式和载体的传统性社会资本和以法人组织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资本；根据层次可以分为微观社会资本和宏观社会资本。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其主体、性质、功能和生成机制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下面主要对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运行的影响加以分析。
一、社会互动——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机制
社会互动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作为社会关系状态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通过社会网络而存在的，其生成、运用和享受都是在个体间的互动中完成的”[1]。离开具体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就无法存在。一方面，社会网络是社会互动的背景，除了一些偶然的互动（如与偶然遇到的人发生交谈），大多数社会互动都发生在社会网络结构之中。许多网络是人们自然结成的，如个人出生在家庭之中，就拥有了家族和亲属网络。个体通常拥有多重地位和社会角色，这些地位和角色组都会影响社会互动。社会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人们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甚至只要经过两三个朋友的朋友，通常就足以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社会互动也形成新的社会网络。人们在互动的基础上会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构成复杂的社会网络。个人也会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社会互动与交往来建构社会网络，以获取各种资源。
在现代社会，公民的互动和参与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就如普特南所分析的，社会资本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经意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它不能由特定的私人部门或特定的政府部门来提供，只能在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中自发地产生。[2]因此，社会资本在规模小的地方或者单位更容易形成，因为在其中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往、更容易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和熟知、更具同质性，这些远远胜过那些遥远的、非人格化的沟通。因此，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建立，应当多创建公共空间，提供给人们更多接触的场所和机会，以便利和促进人们相识、熟悉和交往，从而形成关系网络。
与普特南不同，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特殊社会互动——理性选择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个体或集体有意识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通过象征性的建构机制，将其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和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关系。这种象征性建构是由社会体制产生的，并通过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交换，使社会资本确立，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所以，行动者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必须是长期的和连续性的，这样才能积累和维护社会资本。[3]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的形成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互相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个人资源。[4]福山认为，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能够产生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的话，经济学家就会对其来源给出一种直截了当的解释：社会资本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自然产物。一次性的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而如果博弈是重复的，博弈双方就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的“一报还一报”策略，从而产生合作。从非博弈理论的角度看，如果个体之间反复地进行互动，他们就会对“诚实可靠”之类的声誉进行投资。[5]
二、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
理性选择和博弈论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资本是如何从非合作的原始状态中生发出来的。因此，怀特利认为，要解释社会资本的创造还应当考察其他变量，如公民的人格、道德观以及与公民认同的象征性社群有关的心理和文化变量。这就需要用另外三种解释模型：第一种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第二种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的，这些信仰和密码从根本上说是从早年生活习性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第三种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6]
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其社会资本存量有着重要影响。福山认为，一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历史传统，是人类长期互动过程的产物。他指出，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解方式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因为社会资本时常是由等级权威所产生的，这些权威制定规范，并要求人们毫无理由地服从。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儒家文化体系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由于传统或路径依赖，一些规范虽然在社会中明显地表现出不适应，但也会延续很长的时间。[7]科尔曼也指出，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消亡的主要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使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宗教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尤为明显。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8]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习俗、习惯说明了人民的整个道德和智力状况，认为在美国的形成中，法律和政治制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习俗又比法律和政治制度更重要，正是习俗的影响造就了繁荣。[9]普特南也认为，信任等社会资本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有助于维持经济的发展，确保政府的绩效。例如意大利北方的地区政府非常有效，而南方的地区政府普遍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就是意大利北部有共和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加公民化；而南部则政治集中化程度高，极权统治制约了社会资本的产生，公民化的程度低，人们习惯于被控制和保护。[10]
在所有社会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都会阻碍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的尝试。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平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在缺乏这些品质的社会，也是自我增强的，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和停滞，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从历史上来看，所有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往往都朝着这两种之一的方向发展。“路径依赖会在两个社会之间产生持续久的绩效差距，即便这两个社会的正式制度、资源、相对价格和个人偏好相差无几”[11]。
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使得“关系”等传统性社会资本异常丰富，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三、社会现代化转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持需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12]。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关系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流动水平提高，人们之间交往会增加，交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增加，人们之间会形成相互依赖程度也会加强。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主要趋势如工业化、城市化等，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
这种社会转型会使得传统性社会资本受到侵蚀，迪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社会中的家庭、社区等社会联系纽带（或社会资本）受到破坏，但有机团结社会的契约等社会联系纽带的建立并不是很容易或自然的事。正如图雷纳所分析的，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盛行。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愈来愈多的冲突在发生。[13]作为现代化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化，更是对社会资本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切都在融合，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生产、消费和通讯等方面都实现着全球化网络。我们在共同生存的同时，又重新变得分化，变得相互排斥。[14]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快速转型可能会破坏其所拥有的传统安全网络和稳定的雇佣关系，侵蚀传统的社会资本。在政府尚未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将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如果旧的社会资本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发生变化，“旧的社会资本将随之消失。为了使一种新制度得以出现，必须重建新的社会资本”[15]。“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16]社会转型使传统社会资本受到侵蚀，但市场经济的竞争伦理不足以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市场化、现代化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因此必须人为的加以重建或创造。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建设运动，实际上即是重建社会资本以维持社会团结一种努力，是对现代化过程对社会团结纽带所造成的破坏的一种补救。
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经济的扩张（利益、效率和市场竞争原则），在许多国家和社会，这一过程往往是由国家主导的，因此也出现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扩展，一方面，这种状况会使得公民社会的发育受到抑制，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作为利益方，其所引起的寻租行为，会使得公民“非生产性”努力增加，造成“关系”性（或工具性）社会资本的盛行，社会公正这一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受到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发育和积累也就会迟滞。
中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受到冲击，一方面，人际关系冷漠化，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从家庭等初级群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条件在逐步失去，社区公共物品建设与维护出现困境等等；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趋向工具化和功利化，通过“关系”运作获取社会资源的特殊主义原则大行其道，构建社会关系网成为社会排斥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计划、市场双轨制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传统的“关系”主义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传统性社会资本已遭受破坏，制度性的社会资本尚未建立或健全。而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兼具这两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因此，社会资本分析和研究的重要任务是一方面要致力于研究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创建及其机制，另一方面是要研究如何保持或重建某些传统性社会资本。
四、“第三部门”与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资本起源的主导性解释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第三部门”（也称民间组织、非赢利组织或志愿组织）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政治或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个人之间合作的关键机制，这种组织的价值就在于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创造出合作和信任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重复博弈，可以使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短视而追求长远目标。
有分析认为，志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在于服从共同考虑的成员所创造的独特的社会资本，从而以分散化和多元化的方式形成了对公共产品供应大有作用的公民规范和职业伦理。[17]“第三部门”通过对资源分配、服务传递、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等，促进了公民参与，加速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也有人直接把它视为社会资本。
就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第三部门”或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而自我组织是以自由组织起来的社会成员间的公共交往为渠道的。[18]存在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各种志愿组织,是公民向国家乃至整个社会表达自己意愿和利益的基本手段。公民参与社会团体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和社会资本储备水平的重要指标。普特南的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来源于志愿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交往，社团是推动公民间合作的关键机制，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而且，只有以横向联系为主的志愿组织，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在跨社群的范围内形成信任与合作，促进制度的成功。而在以垂直联系为主结构中，必定会出现上级垄断信息以便加强对下级的控制，下级隐瞒信息以避免被上级惩罚和剥削，因此可能更缺少效率，垂直网络可能维持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其规则往往倾向于排他，所以难以跨越社会分层，建立更广泛的信任与合作。[19]
五、国家在创建社会资本中的作用
对于国家、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主要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主导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有时反而会对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资本只能在非政府领域内产生，政府行为可以破坏却不能创造社会资本。体现在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提供了政府和经济的绩效，而不是相反”，其间的因果相关关系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20]
如果政府管得过多过死，不但难以造就公民精神，反而会导致社会力量衰微。就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在缺乏自由的垂直社会结构中，人们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一心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这种社会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相互的需求、和睦相处的必要和共同行动的机会。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21]奥斯特罗姆认为，当政府行为领域之外有相当自组织活动的空间时，就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而当政府接管大量公民活动领域的责任时，就会迅速地削弱社会资本的存量。政府通过创造依赖性公民而非开拓型公民的做法，减少了个体创造资本的能力。[22]由于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不平等、歧视和贫穷，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发展，也会否认其效果（如贫穷地区的人口可能有密切的社会联系，但却孤立于主流的经济与社会网络之外）[23]。福山认为，国家既是社会资本的朋友又是其敌人，政府能够创造社会资本，但也善于破坏社会资本。不能提供公共安全或保障财产的国家，往往会培养出既不相信政府又相互怀疑且难以相互交往的公民。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功能的集权化以及对社会几乎各行各业的干预，往往损害了人们自发的社会性。[24]当国家开始从事那些本该由民间组织或公民社会来承担的活动时，国家将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合作能力是建立在习惯和实践基础上的，如果国家组织参与每一件事情，人们就会因为对它产生依赖性而丧失相互之间的自然合作能力。所以，国家应该出于文化的目的，给个体建立公民交往的行动和精神留出一定的空间。[25]
关于国家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立场认为，国家与社会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和保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协同关系，公民参与巩固国家制度，有效的国家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发展目标。[26]
有人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包括共同价值、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以及社团型成员资格）和“政府社会资本”（指影响人们互利合作能力的政府制度，即契约实施、法治和政府允许的公民自由范围）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有助于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等问题。政府社会资本及其意义在于，社会规范和普遍信任类似于带有法律强制性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它们减少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效率，鼓励了专业化以及激励理念、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方面的投资。[27]斯蒂格利茨指出，社区或民间组织创造的社会资本不一定优于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不如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因为一定的社会网络必然是排外的，而政府所塑造的公民权概念则更具包容性。[28]
福山认为，国家不仅能够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创造社会资本，而且也能够通过阻止一些事情来减少社会资本储备的消耗。在生产社会资本方面，政府可能拥有最强能力的领域是教育，教育不仅传递人力资本，还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输社会资本，有助于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增加。所以，反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为高级官员提供高质量的职业训练，并且在这些精英之间创造团体精神。此外，国家通过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和公共安全，可以间接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因为有稳定而安全的环境，公民才能进行交往、参加志愿活动、参与投票或相互照顾，而信任也可能通过理性个体的重复互动而自然产生。[29]普特南认为，应该通过政府的方案重建地方的公民组织，强调中介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理解私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潜在的协同关系。社会资本不是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替代物，而是这种政策成功的前提，在某个方面还是它的结果。社会资本是通过国家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并且与它们形成了互动关系。明智的政策能够鼓励社会资本的形成，而且社会资本也会提高政府行为的效力。[30]
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有很大的影响，认为国家的强控制往往与社会自治不足相对应。实际上，正如沃尔夫冈所分析的，在今天的社会政治中，国家与私人相对抗的那种“零和观念”应该告别了，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后退，私人的创意和自我责任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想法已经被超越了。[31]因为公民认同和公民参与是民族国家，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合法性的基础。现代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善治”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公民社会的繁荣，可以看作是国家社会资本的一个主要方面。
那种认为国家的退却是社会发育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处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国家，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往往会由政府“越位”转向“缺位”，往往出现政府“缺位”或“错位”、市场“越位”和社会缺位的困境。因此，社会的健康发育并不是国家退却的自然结果，相反，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改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它的良性增长取决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投资。而且，“肯定国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样的分析显然更符合中国的现实”[32]在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行过程中，社会三大部门（即国家或政府组织、市场或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的之间结构和关系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三大部门缺一不可，三者也不能相互替代，三者的比例要合适，三者的互动机制要良性，要相互促进。[33]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党和国家、政府在创建社会资本中有着重要作用。国家和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化主体强化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以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正在贯彻执行的科学发展观战略，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对于形成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性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和谐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 （西）雅森特·佛丹纳:《集体行为理论的比较分析框架》，见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2]（美）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见李惠斌等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7页。
[4]（美）J. 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5]（美）弗朗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见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6]（英）B.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见李惠斌等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 同5。
[8] 同4，第375页。
[9] 参见（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5页。
[10]（美）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217页。
[11] 同10，第210页。
[12] 同4，第376页。
[13]（法）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与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6页。
[14]（法）阿兰·图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15]（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16]（美）J. 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3期。
[17] 同15，第56页。
[18]（德）J.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9] 同10，第203-205页。
[20] 同10，第207页。
[2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35页。
[22] E.Ostrom，Social Capital: A Fad or A Fundamental Concept? see Portha Dasgupta & Serageldin，Edited，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The World Bank Press，1999.
[23]（美）弗兰·汤克斯：《信任、网络与经济》，见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5-251页。
[24]（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324页。
[25] 同5。
[26]张克中：《发展经济学的社会资本分析思路初探》，《经济评论》2005年第3期。
[27]（美）S. 克拉克：《增长与贫困》，见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28] 同16。
[29] 同5。
[30] 同2。
[31] （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32]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3]郑杭生：《社会三大部门协调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raoxupeng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原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