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网络趋同性高，异质性低。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近亲居于绝对的主要地位，网络关系强度较高。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现状不仅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普遍因素，而且与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些独特因素也有一定关系。
一、 研究背景
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特殊类型，个人能够借此获得各种社会的帮助和支持。鉴于社会支持网对于个人维持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我们研究该网络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等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有关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还很薄弱。近年来有关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有：阮丹青1986年“天津城区居民讨论网”调查，张文宏、阮丹青等人在1996年11月至1997年3月对“天津市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的调查[1]，贺寨平2000年的“山西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2]，张文宏2000年的“北京市社会网络和健康研究”调查[3]和洪小良2003年的“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调查。[4]但只有洪小良的研究是关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这种状况与现实要求是不相称的，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研究试图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现状及其成因。
二、 研究设计
(一)抽样
本研究抽样采用的方法是多阶段抽样。研究总体为天津市6个城区中所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①，其中包括63个街道，下设1，096个居民委员会。抽样步骤如下：(1)在天津市6个城区中随机抽取12个居民委员会。(2)在每个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约45户家庭。(3)在每个家庭中选取成员年龄在15周岁以上，并且生日最接近于调查的开始日
调查员由天津师范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组成，共24人，在调查前，对所有的调查员都进行了培训。调查时间是
(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要求被调查对象填写本人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类别、职业等级、收入、住房以及食物、暖气、电、衣物等生活资源的缺乏状况。
社会支持网的调查问卷主要在荷兰社会学家范德普尔的问卷[5]和贺寨平的山西调查问卷[2](P9)基础上删改而成。社会支持网的量表内容如下：
1．讨论支持：
在过去的半年里，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
2．经济支持：
假如您需要借一大笔钱，您向谁借?
3．就业支持：
假如您需要找工作，您会找谁帮忙?
4．陪伴支持：
当需要聊天、散步、逛商店、饮酒、下饭馆或打麻将、下棋等度过闲暇时间时，谁陪伴您?
要求调查对象就每一个问题列举有关的网络成员，并就其中的前五名提供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政治面貌以及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类型、认识时间、交往频率、关系密切程度等。
(三)基本概念及其测量
社会支持网的基本概念包括网络规模(size)、网络关系构成、网络关系强度(strength)、网络趋同性(network homophily)和网络异质性(network heterogeneity)，这些概念的定义及测量可见于笔者以往的研究。r2](P42)
三、调查结果
(一)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就是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数量，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首要指标，它与个人所能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紧密相关。
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是2．55，最大为9，标准差是1．76，有7．8％的调查对象没有网络成员，有92．4％的调查对象的网络成员不多于5个。阮丹青1986年的天津城市人口的讨论网规模为6．3[6]，贺寨平2000年的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为9．1[2](P46)，张文宏2000年北京城市人口的讨论网规模为3．1[3](P139)，洪小良2003年所作的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4](P46)，且讨论网只是社会支持网中的一个子网，因此，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远小于一般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
(二)网络关系构成和关系强度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的情况是：亲属关系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提及1名亲属的调查对象占88．4％，社会支持网成员全部都是亲属的调查对象占51．6％，而且平均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71．2％。首先，子女关系在14种子关系类型中最为重要，至少提及1名子女的调查对象占42．8％，平均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子女占所有关系的23．6％，占亲属关系的32．1％；其次是兄弟姐妹，至少提及1名兄弟姐妹的调查对象占34．3％，平均每个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兄弟姐妹占所有关系的17．O％，占亲属关系的23．8％；再次是配偶，三个取值依次为33．9％、15．1％、21．8％；接下来是父母，三个取值依次为20．6％、9．7％、13．1％；最后是家族人员、其他亲属。不难发现，三个取值的顺序是一致的：百分比按照子女、兄弟姐妹、配偶、父母、家族人员、其他亲属的顺序依次减小。
非亲属关系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所占比例而言，它多于任何一种亲属关系的贡献，至少提及1名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占48．4％，社会支持网成员全部都是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占11．6％，在典型支持网中非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28．8％。在非亲属关系中，地缘关系居于首要地位，在数据关系上的重要性甚至大于父母，至少提及1名邻居的调查对象占25．4％，在典型支持网中邻居占所有关系的13．0％，占非亲属关系的43．8％；其次是朋友，至少提及1名朋友的调查对象占19．3％，在典型支持网中朋友占所有关系的8．9％，占非亲属关系的33．3％；再次是同事，三个取值依次为6．7％、2．7％、9．3％；最后是同学、其他非亲属，而老板或上级的作用非常微弱，老乡和下属没有被任何调查对象提及。
与其他研究对比可以发现，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关系构成较为简单，网络成员全是亲属的调查对象占51．6％，全是非亲属的占11．6％，也就是说，网络成员中既有亲属又有非亲属的调查对象仅占所有调查对象的37．2％，而洪小良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既有亲属又有非亲属的调查对象则更少，仅占19．6％。可见，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比较单一，且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71．2％，洪小良北京城市贫困人口为84．1％[4](P48)，但张文宏北京城市人口的讨万方数据论网中亲属关系仅占42％。[3](P150)这可能与城市贫困人口的网络规模比较小也有一定关系。
社会支持网的关系强度的情况是：天津城市贫困人口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较密切。在典型支持网中，很不密切和不密切关系占3．0％，而密切和很密切关系占83．7％，即平均每个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强度不低于密切的关系占83．7％；网络成员全是很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30．1％，全是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13．9％，而网络成员全是很不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仅有0．2％，全是不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仅有0．6％；至少提及一次很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占73．2％，而提及很不密切和不密切关系的调查对象仅占7．O％，即93．0％的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中没有提及不密切和很不密切关系。
(三)网络趋同性和网络异质性
社会支持网的趋同性。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趋同性比较高，但在各项特征上并非完全一致。在性别上，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对象相同的社会支持网占所有483个社会支持网的24．6％，网络成员完全不同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18．6％；在典型支持网中，54．1％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具有相同的性别。在年龄上，网络成员的年龄完全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内的社会支持网占所有486个社会支持网的20．0％，网络成员完全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外的社会支持网占34．6％；在典型支持网中，41．7％的网络成员的年龄在调查对象年龄上下5岁区间的范围内。在工作类别上，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对象处于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41．2％，网络成员完全与调查对象不处于同组的占21．7％；在典型支持网中，61．0％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拥有相同的工作类别。可见，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性别趋同性、年龄趋同性和工作类别趋同性都明显偏高。
在收入分层上，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处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17．7％，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不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41．8％；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完全高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35．5％，完全不高于调查对象的占23．4％；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完全低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2．3％，完全不低于调查对象的占87．2％。
在典型支持网中，36．3％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处在相同的收入阶层，60．0％的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高于调查对象，6．7％的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低于调查对象。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普遍以收入阶层高于自己的网络成员为主，其原因有二：一是城市贫困人口处于城市人口收入的底层；二是相对于收入比自己低的人口，城市贫困人口更倾向于与收入比自己高的人口交往。
在职业等级上，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处于同组的占7．1％，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完全不在同组的社会支持网占65．7％；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完全高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25．9％，完全不高于调查对象的占32．5％；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完全低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18．6％，完全不低于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占42．9％。在典型支持网中，18．2％的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处在相同的职业等级，46．7％的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高于调查对象，35．1％的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低于调查对象。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职业等级趋同性比较小，与趋同性原理不相符，但是网络成员的职业等级分布普遍偏低。
会支持网的异质性。我们以样本异质性作为参照。样本异质性是指所有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程度，它代表着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在性别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50，样本异质性为0．50；网络成员完全相同的社会支持网占23．7％，网络成员在性别上等分的社会支持网占27．6％，典型支持网的性别异质性为0．34。在年龄上，异质性是由每个社会支持网成员年龄的标准差来代表，标准差越大，说明网络成员的年龄异质性越大；样本的年龄异质性为13．4，典型支持网的年龄异质性为11．5。在收入分层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80，样本异质性为0．39，典型支持网的异质性同样是0．39。在工作类别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90，样本异质性为0．27，典型支持网的异质性为0．31。在职业等级上，异质性的最大值为0．88，样本异质性为0．44，典型支持网的异质性为0．46。
可见，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性别异质性远小于样本的性别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样本异质性比较接近。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城市贫困人口，因此，样本的收人分层异质性、工作类别异质性以及职业等级异质性都是比较低的，但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却与样本异质性非常相近，即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总体来看是很低的。
四、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模式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较小。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为2．55，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规模为2．21。[4](P46)而范德普尔用同类问卷在荷兰调查了902人，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9．915]；贺寨平用同类问卷调查了山西农村的638个老年人，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网的平均规模为9．1。[2](P46)
2．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所占比例较大，特别是近亲，他们居于绝对的主要地位。在亲属关系中，子女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兄弟姐妹，再次是配偶，最后是父母、家族人员和其他亲属。在非亲属关系中，邻居所占比例较大，其次是朋友、同事、同学、其他非亲属。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71．2％；在北京城市贫困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占所有关系的84．1％。[4]而在山西农村老年人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仅占所有关系的57．7％[2](P54)；张文宏北京调查发现，在北京城市人口的典型支持网中，亲属关系仅占所有关系的42．0％。[3](P150)
3．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关系强度很高，亲属关系与关系强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亲属关系中最强的是配偶，其次是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家族人员、其他亲属。这与贺寨平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非亲属中，与调查对象关系最密切的是同学，然后依次是邻居、同事、朋友、其他非亲属。
4．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趋同性高，而网络异质性低。以工作类别为例(因为工作类别与其他研究的分类标准比较相近)，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中，网络趋同性为0．61，而山西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趋同性为0．41[2](P49)，北京城市人口讨论网的网络趋同性为0．43。[3](P146)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的调查中，调查对象的异质性很低，而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却普遍与样本异质性比较接近甚至远远低于样本异质性。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一个典型的天津城市贫困人口只有约两个能给自已提供帮助的人，而且这两人一般来说是家庭成员，如果有非亲属，则首先是邻居。虽然和他们的关系亲密，但这些人大部分像自己一样贫困，或处于较低的职业地位甚至没有职业，因此贫困人口可以说处于一种社会孤立的状态。笔者认为，造成城市贫困人口社会支持网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等普遍因素，也有城市贫困人口的独特因素。
首先，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和家族历来是个人社会交往和活动的中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支持网中亲属关系比例较大，网络关系强度较高。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犹如水的波纹，“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家”到“小家族”再到“外人”。而在家庭内部，父子关系是主轴，夫妻关系是“配轴”。[7](P24)东亚研究组在最近所作的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类似的结论。它的典型层次结构为“家庭一亲属一非正式团体一方言团体一海外华人”，即体现了一种信任程度的差别，从而影响到经济活动。[8](P31)杨国枢则认为，中国人将人划分为家人、熟人、生人，家人关系讲的是责任，熟人关系讲的是人情，生人关系则遵循着利害原则。[9][10](P87)这些研究结果至少应该有下列的含义：(1)中国人最信任的对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国人最愿意交往、依靠的人是家人和亲属；(3)这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不与外人交往，家人和亲属不能或不便解决的问题就会求之于外人，与外人交往的原则是异于家人的，而且交往再多，关系亲密程度一般都比不上家人。由于亲属关系的维持和作用主要是由关系属性所决定，而与个人社会地位的关系较弱，因此在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有更多比例的亲属关系，而邻居也由于彼此熟悉而成为最重要的提供支持的非亲属。
其次，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中国处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阶段，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程度不高，社会的异质性程度也较低，这就导致人们更多地和特征与己相同的人交往。这就限制了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的扩大，并使网络趋同性相对增大。有学者提出，中国是一个政治权力居中心地位的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使社会阶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固化。边燕杰等人的中国城市春节拜年网调查揭示出，体制转型有可能限制体力和非体力劳动者的交往，而市场化和私有化亦可能导致工人同富人及当权者之间的社会隔离。干部阶层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占有核心地位，但是他们的层内交往偏好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11]社会对贫困人口的事实上的排斥，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困人口网络规模的减少，形成一种社会孤立。
最后，从城市贫困人口的独特性进行分析。无论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角度，贫困人口在社会交往中都居于不利的位置。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的资源越多，社会交往的机会越多，在交换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回报。贫困人口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缺乏用于交换或者承担风险的资源，必然会导致其社会支持网络的狭小，趋同性增高。社会互动理论认为，人们在互动过程中会形成角色认同，当有了角色认同感和归属感之后，人们就会更倾向于与自我具有相似社会角色的人交往以获得情感上的角色支持。那么，贫困人口只能生活在贫困人口的圈子里，这不仅限制了贫困人口获得更好的社会交往网络，而且阻碍了贫困人口的向上流动。在天津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中，网络成员的收入分层在中层及其以下的占所有网络成员的93．0％；在职业等级方面，地位最低的四个阶层总共占所有网络成员的75．1％，说明贫困人口的社会网络成员地位确实比较低，和他自己的地位相似。
①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所定义的贫困人口就是低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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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边燕杰，等．中国城市的职业、阶层和关系网[刀．经济社会，2005(4)．
作者简介：贺寨平，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李汉宗，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