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席，很高兴能够参加此次的论坛，能够和澳大利亚学者、中国学者一起交流我目前正在做的一个研究，关于中国大学扩招政策的对教育不平等发生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一种公平程度和公平状态，谁能获得这种教育机会，尤其是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一直是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大学文凭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和很多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教育改革很主要的一个策略是扩张教育规模，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这样的机会是否会导致教育平等的下降，这是现在研究者在争论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情况。

（图）展示了1990-2007年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粉色）指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比例（蓝色）代表了大学在校生人数。大家可以看到在1999年以前，考入大学的比例和在校生人数增长都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在9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大学的机会猛然增长，这就是大学扩招政策带来了，99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这个政策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高速增长，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很短的时期能，在大学扩招4、5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翻倍增长，基本上大学在校生增长了4.6倍，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例增长了接近一半，这是非常猛然的增长。这样一个大学扩招，快速的高等教育的扩张，有没有带来教育平等的下降呢？一般大家的印象，大学教育属于精英教育阶段，很少人才能上大学的时候，肯定是上层阶级和优势群体地位的人有机会上大学，中下层群体的人没有多大的机会上大学，随着教育扩招这种不平等应该下降。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社发表了他的一个讲话，他注意到了大学生当中在校生农村孩子的比例在减少，降低很多。另外，今年6月份高考前夕很多报刊和新闻都报道了，有很多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而大部分放弃高考的人是农村家庭的孩子和一些贫困、收入较低家庭的孩子。还有人指出在初中考入高中的阶段已经出现了这种分化，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农村家庭孩子，初中毕业以后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不考高中了，因为上高中意味着要上大学，这反映出了也可能教育不平等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引出了我要讨论的问题，大学扩招政策引出的高等教育扩张到底对教育不平等机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降低了原有的不平等，是维持了原有的不平等，还是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

这里指四个方面，一个是阶层方面，一个是城乡，一个是民族，还有性别方面的不平等。

在国外有一些理论，我的研究在他们的理论之上。最有名的一个理论是MMI（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它的意思是说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因为教育扩张带来的新机会往往被中上阶层的人获得，只有在上层阶级的这些人达到了教育饱和，比如说他们的孩子80%以上都会上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

根据他们的研究假设，我提出我的假设，如果MMI成立可以解释中国的情况，那么应该证实我的假设。假设一：大学扩招以后，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没有变化。当然也有可能中国的情况有所相反，因为中国是在4、5年间猛然的增加机会，这是不是会使得MMI假设相反，所以也有可能中国是一个相反的情况。

第二个已有的理论，EMI假设，它比前面提到的MMI假设更强调不平等的持续效应，就是说教育扩张不会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下降，甚至上层阶级达到了教育饱和，不平等还会维持。因为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了两种性质的不平等，一种是质量上的平等，一种是数量上的不平等，数量就是说上层中有更多的机会上大学；质量就是说大学教育分等级的，有些大学教育更有价值，比如说中国就有大学本科和大专文凭，  这两者当然是大学本科的文凭更有价值，大专文凭含金量低一些，所以这个假设认为即使上层阶级达到了教育饱和，数量不平等可能会下降，但是质量不平等还会维持。

我根据这个假设提出了我的两个假设：假设一：大学本科不平等要大于大学专科不平等。假设二：如果说出现了教育平等的下降，更多是表现在大学专科，因为它比较低，而不是更多的表现在大学本科教育。

第三个已有的理论，有些国家研究的是MMI和EMI假设，就是说教育扩张没有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下降，但是有一些国家研究显示出的确下降了，但是这些专家提出这并不是由于教育规模的扩张，而是由于其他的一些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提出了一个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模型，模型中显示，一个决定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取决于四个因素：1、教育成本2、教育回报率3、失败的风险4、有可能导致的身份地位变化。这些国家教育不平等机会下降，是因为教育成本下降，教育回报率上升了，尤其是失败的风险下降了，这对于中下阶层的人来说会鼓励他们上大学。但是中国的情况刚刚相反，在大学扩招期间教育成本上升了，教育回报率在短期内是下降的，而失败风险也是上升的。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应该说大学扩招以后教育不平等没有下降，反而应该上升。

我的数据用的是05年1%人口抽样数据中的一些个案，出生在1975-1985年的这些人，分成两个年龄组，一组是75-79年，他们上大学是在扩招之前，另外是在80-85年，他们在大学扩招之后上大学的，方法是一个Logist模型，方法我不说了，我们看看结果。

第一个模型，我们看影响到人上大学的主要变量。父亲职业、父亲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父亲户口（代表城乡、性别和民族身份）。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存在了阶级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性别不平等、民族不平等。

第二个模型，加入了年龄组的变量，年龄组变量显著说明大学扩招以后，比较来说人民上大学的机会是增长的。

第三个模型，来测量大学扩招前后不平等有没有发生变化，回归系数是所有都是不显著的，除了城乡之间是显著的，结果是在大学扩招以后，阶级不平等没有发生变化，它没有下降也没有上升；性别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也没有发生变化；唯一发生变化的是城乡不平等，而且这个变化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这两个模型是比较上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没有时间细讲结果了，只能说大学本科的不平等比大学专科更明显，而且同样在大学扩招以后，他们的不平等都没有下降，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都上升了，尤其是大学本科这一更高等级的高等教育中上升更为明显。

最后是几个结论。

第一，大学扩招以后各个方面的不平等都没有下降。

第二，教育不平等在更高等级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中更突出、更严重。目前来说，在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中不平等也没有下降，如果说教育不平等下降应该从低等级来减少的话，现在我们在低等级中也没有看到下降的情况。

第三，理性选择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之间教育不平等机会是上升的，说明理性选择的解释是有一些道理的。

最后做两点总结，一个是教育扩张本身不能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需要其它一些配套政策和条件，才能使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尤其是失败的风险率、教育成本下降等等。第二，目前，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几个主要因素——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的短期经济收益、失败风险和损失，都对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这就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谢谢！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声明：本文根据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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